張璧先生及其與「天津事變」的關係
張璧先生
意拳，曾名大成拳，世人皆知，「大成拳」是張璧先生贈名。然而，近年來，或是在更早的時候，坊間曾有這樣的傳聞，稱之謠言也不為過，說什麼張璧先生是「漢奸」，而且是「大漢奸」，而「大成拳」是張璧先生贈名，如此推論，意拳也就是「漢奸拳」，以此類推，說什麼王老也是「漢奸」等等，本來不置一否，但傳聞紛擾，謠言蠱惑，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在這裡，我們之所以重點要講一講張璧先生與「天津事變」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就是以往的歷史學家無一不是以「天津事變」作為確鑿之根據，證明張璧先生就是「漢奸」或「漢奸嫌疑」的說法，我們講這個問題的根本目的，既是要還張璧先生的個人名譽，也是為意拳（大成拳）正名。
其實，正不正名，並不重要，謠言終歸是謠言，如果意拳真的是什麼「漢奸拳」，哪裡還輪得上我在這裡著書立說，哪裡還容得下我在外面傳拳授藝。但是，既然要正名，那就不可能繞過張璧先生以及「天津事變」這一歷史事件。
關於張璧先生其人其事，歷史學家和各方人士曾有專門研究和詳細解讀，如樊文稷先生的《民國名人張璧》，劉正先生的《民國名人張璧評傳——玉衡張璧先生生平史事考證與研究》等，裡面關於張璧先生的事跡寫得較為清楚，有興趣者可以參閱。
下面是《張璧將軍紀念碑》銘文：
張璧，又名張君玉，字玉衡，一八八五年六月三日生，河北省霸州煎茶鋪大高各莊人。一九零二年參加北洋陸軍。一九零五年考入保定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洋文班。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會。一九零七年參加北洋陸軍吳祿貞部，任三等參謀官。一九一一年支持孫中山辛亥革命，參與建立東北光復軍基地。一九一二年與胡瑛在山東發起芝罘獨立革命。一九一三年參加二次革命討袁軍，任雲南第一梯團隊參謀長。一九一五年投身蔡鍔護國戰爭。一九一九年以功受封北方招討使。一九二二年任察哈爾省特別行政區警務處長兼警察廳長。一九二三年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次年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一九二四年任京師警察廳總監。同年協助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逐末代皇帝溥儀出宮。其後任國民軍司令部高參，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一九三六年任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四存學會名譽董事長。一九三八年任北平特別市公用管理總局局長，公交電車公司董事長。一九四三年被國民政府委任為華北軍事特派員。抗日戰爭期間利用其身份和名望掩護了抗日軍人和中共人士。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病逝。享年六十三歲。
張璧先生半身塑像
2014年清明，張璧先生的親屬在河北霸州煎茶鋪高各莊張家祖墳所在地，為其重新立碑，銘文如下：
先公名璧字玉衡，霸州張氏望族之後。尚俠義，篤孝友，為人慷慨，周急濟貧。早年從學北洋陸軍將弁學堂，為同盟會早期會員，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蔡鍔護國軍，功卓授封北方招討使。後協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任首都警察總監，逐廢帝，護故宮文物。先公崇尚李耳之學，晚年主持四存學會及四存學校，創辦武術班，並助鄉民護河保田。
銘曰：
崑山之玉，霸水之靈。
文通三才，武建殊功。
推學問致知四存，倡武術健體大成。
璧懷歷史千秋事，衡量世態百年情。
由上可見，張璧先生當年也是叱吒風雲的人物，雖然他在軍界的職位並不是十分的顯赫，但資歷很深，稱得上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人脈甚廣，而且又擔任過京師警察廳總監，在軍界和警界以至政界都有一定的實力和影響，再加上他是青幫「大」字輩的老頭子，輩份極高，可以說是北方青幫的大佬之一。
張璧先生後來之所以累遭詬病，一直不明不白的被人稱為「漢奸」或「漢奸嫌疑」，最主要的一個「汙點」，或者說直接原因，那就是1931年11月8日至28日發生的「天津事變」，即天津便衣隊暴亂事件。
歷史有太多的誤會，甚至冤情，因而我們考證歷史，就是要用事實還歷史以真相，還個人以清譽。當然，如果張璧先生真的參與了「天津事變」的策劃和組織，真的在事變中擔任了便衣隊暴亂的「副總指揮」，真的是因為「天津事變」而被政府所通緝，那張璧先生就根本不可能脫得了漢奸嫌疑的干係，即使說他就是漢奸也不為過，但歷史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天津事變」的大致情況如下：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國際聯盟」派李頓組織調查團來華調查，但日本拒不執行「國際聯盟」要求其從中國東北撤軍的決議，反而加快部署分裂和侵略中國的計劃，並派遣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潛入天津，策劃民眾遊行示威行動，藉此表達所謂「民眾要求華北自治的民意」，製造暴亂，企圖在天津再製造出又一個「九一八事變」，日軍便可乘機入侵華北。其次，可以藉此挾持前清遜帝溥儀去東北，建立由日本控制、脫離中國政府的「滿蒙王族共和國」，此即後來的偽滿洲國。
張璧此時正在天津日租界居住，土肥原知道張璧一直不滿張學良和東北軍佔據京津，為此，土肥原專門找到了張璧，希望張璧利用他在天津保安隊的影響，支持所謂的「華北自治」請願活動，驅逐張學良和東北軍。但因雙方目的不同，意見相左，最後並沒有達成共識。
曾任直魯聯軍第九軍軍長的失意軍人李際春當時也居住在天津日租界，正伺機東山再起，土肥原的策劃正好迎合了李際春在軍政界再露頭角的心思。
於是，李際春聯絡原直魯聯軍被打散的軍人和袁文會、曹華陽、蕭雲峰、高鵬九等天津青幫「悟」字輩頭目，招募了大約2000多人的便衣隊，李際春自任總指揮。武器由日本天津駐屯軍提供，通過李際春等人發給便衣隊成員，並由日本天津駐屯軍專門派軍官負責組織秘密訓練。
1931年11月8日，在李際春等人的組織下，便衣隊打著要求「華北自治」的旗號向天津市政府「請願」。河北省主席王樹常將軍、天津市長兼警察局長張學銘將軍等人態度強硬，武力驅散了這些「請願者」，並逮捕了一些小頭目，李際春等人見「請願」不成，於當日晚十時在租界日軍炮火的掩護下，指揮便衣隊2000多人由海光寺等地衝出日租界，分數路襲擊天津市警察局、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以及一些駐外使館和租界，天津當局因為事先已經獲悉了情報，早就做好了周密部署，戒備充分，便衣隊遭到了天津軍警的迎頭痛擊。
雖然天津當局鎮壓了便衣隊暴亂，但日方卻以「危及日租界僑民生命安全」為藉口，要求天津軍警從日租界邊界線撤退三百米，否則日方將採取自由行動。
11月15日，天津當局談判妥協並答應了日方的無理要求，但日軍仍然野蠻炮轟了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警察局。
11月26日，便衣隊再次組織暴亂，當晚日租界熄滅燈火，日軍炮轟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警察局和電話局等，掩護便衣隊進犯，暴亂再一次被天津軍警所挫敗。
日方見企圖破滅，日本駐華大使重光葵提出所謂「抗議」，要求國民政府遵守「辛丑條約」，將中國軍隊撤出天津，取締一切抗日活動等，同時向天津增兵，以武力進行恫嚇。
中國政府妥協接受了日方的無理要求，於11月29日命令主要由東北軍組成的保安隊撤退到今天的河北區一帶。
這一連串的事件，史稱「天津事變」。由於參加暴亂的人不穿軍裝，也沒有番號，所以，習慣上又稱之為「天津便衣隊暴亂事件」。這起由日本人一手秘密策劃的便衣隊暴亂事件雖然失敗了，但事變所導致的直接後果非常嚴重，那就是前清遜帝溥儀被土肥原秘密挾持到東北，隨後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偽滿洲國。
關於「天津事變」，以往史學家們均言是由李際春、張璧等人組織和指揮，李際春是總指揮，張璧是副總指揮，似乎已成為歷史之定論，世人言及張璧，也無一不是用「天津事變」，尤其是那張出自天津市警察局的通緝令來證實張璧就是「漢奸」或「漢奸嫌疑」。
但事實根本不是以往史學家所講的那樣，從我們目前所發現的歷史資料可以確定，在整個「天津事變」從策劃、組織、指揮到暴亂的過程中，張璧既不是策劃者，也不是組織者，更不是指揮者，甚至連一個參與者都不是，僅僅只是「天津事變」的一個知情者，僅此而已，況且在事變發生之前，張璧就已經把這個極其重要的情報及時透露給了當時的天津市長兼警察局長張學銘將軍，使得中國軍警針對便衣隊暴亂做好了積極的防範和充分的戒備。
第一份歷史資料，是1931年11月17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主計以「電信五五三號之一，密，最速件，對外極機密」發給日本外務大臣幣原重喜郎的電報，在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寫的《天津便衣隊暴亂》裡有這份電報的譯文內容：
「（土肥原）先與安福派交涉，結果不受歡迎。於是說服與當地保安隊有聯繫之廷福等，使其收買保安隊，組織便衣部隊，或收買于學忠部隊等，另給五張璧及與一批流氓、青幫等有勾結之李際春，以及對于學忠部下頗具影響力之馬萬元活動費；又利用駐屯軍內之二、三名幹部，暗中將獲自關東軍之武器，證明此事。當初本領事館對上述之陰謀，略有所聞，且獲諜報判明張璧已被張學銘所收買，乃於七日告知軍方，萬一有此計劃，應儘速收手為宜。軍方雖完全否認，其實已決定於八日夜十時，發起暴動。結果遭致慘痛之失敗。蓋因公安局在張璧一派中，派有內線，故八日當日特別加強戒備，並且保安隊到時亦不按約定策應，僅餘李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部隊參與暴動，致遭全面之失敗。」
交付李際春使用。一切準備妥當後，按原計劃參加暴動。吾人已有確切消息第二份歷史資料，是舊北平市警察局有關張璧本人的檔案記載：
「（張璧）民國二十年糾合同陳覺生、潘毓桂、李鴻年等冬月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之計劃。當時因土肥原等之意見相左。」
第三份歷史資料，是當時的河北省主席、東北軍第二軍軍長王樹常將軍、天津市長兼警察局長、張學良之胞弟張學銘將軍在事變發生前聯名給中國政府的密電，電文如下：
「查事變發生以前，即迭據密報，失意軍人李際春等人受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隊千餘名，在日租界蓬萊街太平裡六號設立機關，以李為總指揮，擬於八、九兩日在津密謀暴動，等情。經即與駐津日領交涉，要求將張璧引渡，以遏亂源，業經日領許可。乃我方特務會同日警前往拘捕時，該犯業已事先逃避。」
認真分析以上三份來源絕對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確定：
第一，土肥原到天津後確實聯絡過張璧。關於土肥原到天津後的一連串活動，電報裡已經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因為張璧擔任過京師警察廳總監，在北平、天津的警察系統有自己的派系和勢力，天津保安隊也在其列，正如第一份資料中所述「與當地保安隊有聯繫之張璧」，土肥原找張璧就是希望通過他出面「收買保安隊」。
第二，張璧在土肥原找到他之前，正與他人密謀於1931年冬天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和東北軍。當土肥原與張璧聯絡後，張璧本想藉助日本人的勢力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經過了解，張璧發現在驅逐張學良和東北軍的問題上，雙方的意圖完全不同，有著本質的分歧，所以，並沒有達成共識。
正如第二份資料中所述，「（張璧）民國二十年糾合同陳覺生、潘毓桂、李鴻年等冬月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之計劃。當時因土肥原等之意見相左。」
所謂相左，就是互相違異的意思，土肥原秘密策劃的是「天津事變」，其真實意圖是借所謂的「華北自治」請願活動，名義上驅逐張學良，實際上是要製造第二個「九一八事變」，並藉此秘密挾持溥儀到東北成立偽滿洲國，這是分裂中國的行為。
而張璧與他人密謀在天津起義，意圖很簡單，就是把張學良和東北軍驅逐出京津地區，這是軍閥派系之間的鬥爭，張璧之所以密謀在天津起義，根始於1930年的「中原大戰」。
1930年4月，馮玉祥聯合閻錫山、李宗仁等人再次倒戈，發動反蔣戰爭，戰事僵持至9月，此前沉默且保持中立的張學良突然宣布擁蔣，率兵入關，南北僵持局面被徹底打破，蔣介石大獲全勝，馮玉祥於10月23日通電下野，閻錫山於11月4日宣布辭職，各自交出軍隊，聽候蔣介石編遣，史稱「中原大戰」。
蔣介石收編閻、馮的軍隊，實際上都是由張學良完成，而張璧時任馮玉祥部的高參，此前受馮玉祥重託，出任國民革命軍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負責與張學良和東北軍的溝通和聯繫，張學良曾信誓旦旦宣稱反蔣，不料突然倒戈一擊，致使馮、閻、李等在「中原大戰」中慘敗，張璧深感有負馮玉祥之重託，對張學良和東北軍進關佔據京津地區更加不滿。因此，張璧一直在與陳覺生、潘毓桂、李鴻年等人密謀，計劃於1931年的冬天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和東北軍。
第三，張璧至少是在「天津事變」發生前一天甚至更早時間，就將便衣隊在1931年11月8日實施暴亂行動的計劃透露給了天津市長兼警察局長張學銘，使得天津軍警做好積極的防範和充分的戒備，一舉挫敗了便衣隊的暴亂行動，正如第一份資料所述「當初本領事館對上述之陰謀，略有所聞，且獲諜報判明張璧已被張學銘所收買，乃於七日告知軍方」，這裡的「軍方」，指的是日本軍方，也就是說，日本領事館在11月7日就已經將這個情況告知了日本軍方。
第四，張璧並沒有收買天津保安隊，張璧本人和天津保安隊根本就沒有參與便衣隊暴亂行動。土肥原本來是希望通過張璧收買天津保安隊，通過李際春召募土匪、地痞、流氓等組成便衣隊，通過馬廷福收買于學忠的部隊，正如第一份資料所述，「說服與當地保安隊有聯繫之張璧及與一批流氓、青幫等有勾結之李際春，以及對于學忠部下頗具影響力之馬廷福等，使其收買保安隊，組織便衣部隊，或收買于學忠部隊等」。
事實上，真正參與暴動的只有李際春聯絡青幫「悟」字輩頭目，在社會上招募的一批土匪、兵痞、流氓和青幫等組成的便衣隊，張璧並沒有收買自己所能影響和控制的天津保安隊，張璧本人與天津保安隊更沒有參與暴亂。
正如第一份資料所述，「於八日夜十時，發起暴動。結果遭致慘痛之失敗。蓋因公安局在張璧一派中，派有內線，故八日當日特別加強戒備，並且保安隊到時亦不按約定策應，僅餘李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部隊參與暴動，致遭全面之失敗。」
第五，結合第二、第三份資料，張璧之所以被天津市警察局通緝，是因為張璧與他人密謀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和東北軍，此事不慎走露了風聲，張學良下令天津市警察局通緝張璧並派人前往日租界拘捕，從警察局內線得知消息的張璧於事變前一天即11月7日離開了天津。
正如第三份資料所述，「經即與駐津日領交涉，要求將張璧引渡，以遏亂源，業經日領許可。乃我方特務會同日警前往拘捕時，該犯業已事先逃避。」
可見，張璧被天津市警察局通緝一事是在「天津事變」之前，而不是在「天津事變」之後，故張璧既不是因為「天津事變」被通緝，更沒有參與「天津事變」，如果張璧與李際春一樣是這次便衣隊暴亂行動的組織者，擔任「副總指揮」，日方根本就不可能許可天津市警察局派人到日租界拘捕張璧。
綜上所述，關於張璧與「天津事變」的基本事實如下：
一是，張璧雖然與土肥原有過接觸，但張璧並沒有與土肥原有過任何形式的合作；
二是，張璧沒有收買天津保安隊參與「天津事變」；
三是，張璧在「天津事變」前一天已經離開了天津，離開天津前張璧將便衣隊暴亂行動計劃及時透露給了張學銘，使天津軍警能夠積極防範和充分戒備；
四是，張璧本人和天津保安隊都沒有參與「天津事變」；
五是，天津市警察局是在「天津事變」前通緝張璧，通緝的原因是張璧與人密謀在天津起義，驅逐張學良和東北軍，與土肥原所策劃的「天津事變」沒有任何的關係。
據我個人推測，關於張璧之所以在「天津事變」發生前一天被天津市警察局通緝，這裡面應該會有隱情，很可能就是為了保護張璧，畢竟是他將事變計劃透露給了張學銘，而張學銘正是天津市警察局局長，如果不是二人唱的一出雙簧戲，至少也是二人心照不宣的一種默契吧。
「天津事變」之後，張璧通過宋哲元、張自忠等軍界老友的疏通和申訴，天津市警察局於1933年底撤消了通緝令。
北平淪陷期間，張璧主要是以青幫「大」字輩老頭子的身份開展社會活動，曾擔任過北平特別市公用管理總局局長，華北公交電車公司董事長，四存學會董事長，也有說是名譽董事長。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密委任張璧為華北軍事特派員，冀察戰區總司令委任他為平漢路北段軍事特派員，因而成為了抗戰期間「軍統」的地下工作人員。且有詳細資料證明，張璧曾經做過抗日策反偽軍工作，不僅向國民黨方面提供情報，同時還積極幫助和解救過共產黨人。
1935年，被國民黨當局判刑6年的中共北方局領導人彭真剛從監獄裡出來，曾化名「魏先生」居住在張璧的「大義社」。
1937年6月，張璧的妹妹張秀巖時任中共天津市委婦女部長，接延安密電，她的丈夫、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的李鐵夫在赴延安參加白區工作會議期間突然病重，讓其速去延安。張秀巖心急如焚求救於張璧。他知道妹妹要去延安，於是派張秀巖的表哥劉夢久專程護送她到了西安。
1942年9月，中共冀南婦委書記賈庭修前往二地委匯報工作，途經冀縣夜宿北馮召村時，趕上敵人「掃蕩」被捕，被押解到冀縣縣城。賈庭修堅稱自己是小學教員，始終沒有暴露身份，但敵人非常懷疑她是共產黨而羈押不放。中共冀南區委隨即指派當時在南宮縣任宣傳部長的張潔珣和她的二嫂黃甘英及江景玉三人，去北平找張璧幫助救人。張壁知道自己的侄女、侄媳都是共產黨員，要救的人肯定也是共產黨，於是寫信給冀縣縣長，聲稱賈庭修是自己好友的女兒，擔保沒有問題，請予以釋放，並許諾重謝。該縣長與張璧本為舊交，正好賣張璧一個人情，將賈庭修取保釋放。
1943年，霸州中亭河南有一地主惡霸為保護自己的河南地，在河灘南部築壩圈護自己的土地，這樣使中亭河行洪道變窄，一旦洪水來時，極有可能會造成北岸決口而淹沒農田。沿河村民非常氣憤，找到我黨抗日政權幹部孫伯文想辦法。孫伯文了解到張璧祖父的大哥張毓珊是霸州著名的鄉紳，曾任沿河四十八村護堤大總管，不許在中亭河道內築壩的規矩就是張毓珊生前定下的，於是孫伯文派人到北平找張璧出面解決。張璧了解情況後，寫信給霸縣縣長翟曜，說明歷史原由和事件的嚴重性，敦促翟曜從速解決。翟曜在偽縣長中，也是一個敢於負責的人，於是抓捕了惡霸，平毀了土堤，使這場關係民生並且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鬥爭取得了勝利。
張璧的妹妹張秀巖和妹夫李鐵夫，侄兒張文松、杜文敏，侄女張潔清、張潔珣等長期在平津地區從事地下工作，多次在張璧家裡召開秘密會議，包括前面利用「大義社」掩護化名「魏先生」的彭真，這些情況張璧大都心知肚明，但他從來也不幹涉。鑑於張璧的表現，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曾邀請他參政議政，張璧也曾派自己的秘書、大侄女婿梁以俅參加會議。
梁以俅，中共地下黨員，早年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很受魯迅先生器重，與魯迅先生常有書信往來，在《魯迅書信集》中即收錄有魯迅先生1934年1月1日寫給梁以俅的信件，在魯迅先生致姚克的信中也幾次提到他。梁以俅與美國進步作家斯諾交往頗深，1935年斯諾去陝北之前，曾住在梁以俅的家裡。
1944年4月，張璧、梁以俅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當時，在北平做中共地下工作的侄兒張文松、侄女張潔珣、侄媳黃甘英以為自己的活動暴露了，於是連夜轉移到了濟南。後來打聽到是因為當時國民黨、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與張璧、梁以俅有所牽連而被捕。張璧在獄中受到「灌辣椒水」等酷刑逼供，但始終沒有吐露實情。三個月後，張璧取保釋放，張文松、黃甘英、張潔珣等人回到北平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解放後張文松曾擔任教育部副部長，黃甘英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張潔珣曾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國際部部長。
抗戰勝利後，張璧雖然被何應欽挾私以「漢奸」嫌疑為名拘捕，但經過兩年多的審辦，均未查出有任何的「漢奸」罪狀。1948年，張璧因突發心臟病，死於北平第一監獄。
張璧的治喪處成員大概有一百多人，如果說國民黨方面確認張璧是漢奸，那就不會有諸多的國民政府在職軍政高官和社會各界名流，或名列治喪委員，或以不同方式參加憑弔，如當時的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就送去了橫幅敬輓，曾任國防部保密局（前身為軍統）天津站、北平站的站長也都在治喪委員名單之列。
至於為什麼何應欽要拘捕張璧，據事後多方推測，可能主要有這樣兩個原因：
一則，抗戰勝利後，北平軍調處的共產黨代表中有張璧的親侄子，張璧本人並無子嗣，而且張璧幾乎所有的親屬都是共產黨員，這個情況肯定早已為國民黨方面所掌握。
二則，張璧是北方青幫「大」字輩的老頭子，在青幫裡有不小的勢力和影響，據說，蔣介石也是藉此機會整頓北方的青幫組織，況且張璧與馮玉祥一直過從甚密，長期堅持反蔣。
張璧先生作為民國時期頗具知名度的歷史風雲人物，一生經歷豐富，身份複雜，對於他的評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過去歷史學家以「天津事變」為實據，證明張璧先生是「漢奸」或「漢奸嫌疑」的說法，完全違背了基本的歷史事實，也沒有任何可靠的史料根據。因此，本著對歷史和後人負責的態度，在確切史料面前，我們應該也必須糾正過去一些不切實際的說法，用事實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還張璧以應有的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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