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志疆
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打油詩：大雪紛紛落地，都是皇家瑞氣；下他三年何妨，放你娘的狗屁。
很多人都聽說過這首打油詩和背後的故事：天降大雪，一個秀才、一個財主、一個乞丐都都在酒館避雪，酒館掌柜脫口而出說了一句「大雪紛紛落地」，三人接力完成了這首打油詩。
不用多做解釋，都能看出來哪句話是誰說的。原因很簡單，屁股決定腦袋，身份決定立場。
很多時候，當你感嘆別人「腦洞大」的時候，其實只是因為你們不在一個頻道上。雖然不存在語言障礙，你們卻身處不同的世界。
魯迅先生評價得更直接——人類的悲歡並不相同。
拉裡拉雜說了半天，其實是看到一件小事之後有感而發。
6月16日，開封大雨致很多路面積水嚴重，許多車輛的車牌被水衝掉，一些人打起撿車牌賣錢的主意。他們在積水中尋找車牌，每找到一個便要價100元-200元。
同樣是天降大雨，有人覺得「天公不作美」，有人卻覺得是「天賜良機」。其中心理，與「大雪紛紛落地」的打油詩如出一轍。
暴雨過後，在積水中撈車牌索要報酬的事屢見不鮮，雖然行為並不光彩，依然不乏有人將這當成一種從天而降的買賣。
對於此類行為，外界評價也是眾說紛紜。
有人覺得，撿車牌的人花費了時間、付出了勞動，索要報酬也算是「勞動所得」；有人則覺得，「挾牌要價」屬於趁人之危、敲詐勒索。
針鋒相對的兩種觀點，其實都是從道德評判的角度出發，當道德評判無法裁決的時候，不妨來看一下法律怎麼說。
《物權法》關於遺失物處理有兩點規定：一是「拾得遺失物，應當返還權利人」；二是「權利人領取遺失物時，應當向拾得人或有關部門支付保管遺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費用」。
顯而易見，法律的態度是很明確的：撿東西的人先歸還失物，丟東西的人再支付「必要費用」。兩者之間，是存在明顯先後順序的。
撿到的東西要還，這不僅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更是一種法律上的義務。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討論「必要費用」是多少。
挾牌要價的荒誕之處在於，撿東西的人在開始就預設了心理價位，甚至以此來決定是否歸還失物。
如果說「獅子大張口」有悖道德，那麼，拒不歸還失物則是一個法律問題：說輕一點，屬於隱匿他人財物；說重一點，則屬於不當得利，由此涉嫌違法甚至犯罪。
撿的東西要還，這是一個小孩子都知道的樸素道理。
在物歸原主的基礎上，丟東西的人要對撿東西的人表示感謝，這既是法律明確規定的義務，也是挾牌要價自視「勞動所得」的正義基礎。
法律之所以強調「必要費用」，顯然是因為有些費用「不必要」，而對於那些不必要的費用，其實是無需支付酬勞的。
由此不難看出法律的態度，物歸原主是撿東西的人該做的，沒有任何搪塞的理由；相關酬勞卻未必是丟東西的人應付的，因為首先要考察這筆費用的「必要性」。
找不到失主的時候才是撿東西，失主都找上門來還漫天要價，甚至是撿到東西後「守株待兔」坐地起價，這算哪門子「勞動所得」？
挾牌要價事件中，不少人對「勞動所得」似乎有一種很深的誤解，以為一舉一動就一定要有所回報。
那麼，小偷行為是否也是「勞動所得」？
雖然從別人口袋裡「撿東西」，與從積水中撿車牌看起來大不相同，但至少有一點是相通的——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物歸原主，只不過是將此作為了一種賺錢的買賣。
所謂「必要費用」，首先體現在「撿」的行為是必要的，其次則在於付出的成本是必要的。
此種標準，只與「勞動量」有關，而與物品本身價值無涉。同樣是彎腰的動作，撿起一個車牌和撿起一枚鑽戒，「必要費用」上能有多少差別？
更何況，車牌這樣的特殊物品，只對特定的車主有價值，打包車主的補牌成本和時間成本漫天要價，這難道不是趁火打劫麼？
有人或許忍不住要問，如果物歸原主之後，失主拒絕支付「必要費用」怎麼辦？
毋庸諱言，這種情況大概率會存在。雖然拒絕支付酬勞的失主應承擔道義上的質疑，但這種結果卻是撿東西的人必須接受的。
其實，如果真的那麼看重「必要費用」，完全可以不去撿別人遺失的物品。既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支出，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撿了就要還，不還不是撿。明確了這樣的原則，再來看「挾牌要價」，顯然就要容易判斷得多。
其實，同樣是在暴雨過後的開封，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一位大爺光著腳在水中撿了50多個車牌，他的兒子冒雨在路邊等待失主領取。
老人的兒子表示，有的失主為了表示感謝，會給包煙什麼的，有的失主則直接就把車牌領走了。這些都無所謂，因為他們爺倆是為了做好事，並不圖失主的回報。
這才是雨後撿車牌的標準操作，在向這對父子致以敬意的同時，不妨總結一下我的個人觀點：同樣是從積水中撈車牌，不計回報是品德高尚，事先約定報酬是公平交易，一切不以歸還為目的的「撿東西」，其實都是在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