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6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流失文物多達164萬件，被世界47家博物館收藏。而大英博物館是收藏中國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館，目前收藏的中國文物多達2.3萬件，長期陳列的約有2000件。其中最耀眼的就是中國的瓷器，上迄漢唐，下至明清，青花、鈞瓷、唐三彩、景泰藍按年代與產地排列，應有盡有，大概是除中國以外最大的中國陶瓷館。展廳內有超過1700件陶瓷器物，美輪美奐，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和審美價值。而這些瓷器幾乎都來自一位被稱為「二十世紀上半葉最傑出的中國瓷器藏家」——大維德爵士。他收藏的中國瓷器是中國本土以外最好的收藏，在整個收藏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珀西瓦爾·大維德爵士
珀西瓦爾·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Victor David，1892年-1964年）一生酷愛中國瓷器，是全球知名的中國瓷器收藏家之一。他出生於印度孟買一個頗有名望的猶太裔家庭，後移居倫敦。他是薩森·大維德爵士(Sir Sassoon Jacob Hai David)和漢娜·薩森(Hannah Sassoon)夫婦的長子。薩森和大維德均是印度的猶太裔望族,十八世紀後期和十九世紀定居孟買。他們通過經營銀行業、紡織業以及鴉片生意獲取了巨額財富。
求學期間愛上中國文化
大維德爵士曾受業於孟買大學、劍橋大學。求學期間逐漸對中國感興趣，學習了關於東方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甚至做到了二十世紀早期收藏家很少做到的事情：學習識讀中文。這項苦功夫也促使他能夠閱讀中國歷史文獻，為他之後的學術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也是他眼光獨到，收藏的中國瓷器件件都是佳品的重要原因。
四十餘載收藏生涯
大維德爵士於1914年開始他的中國文物收藏生涯，在1926年繼承其父的爵位和家族生意後，經常遊歷香港、上海及日本神戶，並尋訪藏品源地，這令他與其他中國陶瓷藏家有所不同。據香港知名古董商和收藏家張宗憲出版的新書中記載：「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維德幾乎每隔兩三年都會前往上海進貨，專挑精品官窯瓷器，出手闊綽，很有鑑賞眼光。」當然，他也從歐洲商人手中購買了少量藏品。
1927年，鹽業銀行準備出售溥儀1924年抵押在那裡的清室珍寶。當時這批文物作為清王室在鹽業銀行的抵押物，已經期滿無力贖取。而大維德看到這批清宮舊藏的文物精品後，決定不顧一切要來冒這個險。與鹽業銀行的談判前後持續了一年多，通過幾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維德才與鹽業銀行達成一致，購買了其中40多件清宮舊藏的精品。
龍泉青釉開光人物紋六稜尊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龍泉青釉盤龍蓋罐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大清雍正年制款粉彩花鳥紋抱月瓶 大維德基金會舊藏
藏品從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到大英博物館
大維德爵士在20世紀初開始收集中國藝術珍品，共收藏了1700多件中國瓷器，為此，他在倫敦成立了一家小型博物館——大維德中國藝術基金會，專門陳列自己的藏品，並對公眾開放。後因故他收藏的所有中國陶瓷藏品被大英博物館接管，永久陳列在大英博物館95號展廳。
大英博物館 95號展廳
大英博物館95號展廳大名鼎鼎的汝窯展櫃
比肩故宮的汝窯七件
藏瓷品類繁多，件件精美
大英博物館新展出的大維德藏瓷，可以將其大致分為四類：不同時期銘款瓷、十到十二世紀宋代名窯瓷、十五世紀明代精品瓷和十八世紀清宮皇帝御用瓷。儘管他收集的元代瓷較少，但其先後收藏的一對用作寺廟供器的元至正十一年款景德鎮窯青花雲龍紋象耳大瓶卻享譽海內外。這是迄今為止存世的年代最早且具明確紀年青花瓷，現已成為元代青花斷代的標型器。
大維德青花瓷瓶
該對瓷瓶是大維德爵士最重要的收藏成就，是舉世聞名的陶瓷傑作，一直被學者和鑑賞家們暱稱為「大維德瓶」。這對瓶子具有非比尋常的重要性，原因是瓶頸的一面上寫有一段帶明確紀年的祭祀銘文，是中國最早的青花瓷斷代標準器。
在大維德爵士的藏品中，銘款瓷要比無銘款瓷多出百分之五十八，這也是他個人收藏的亮點。大維德爵士購買了1403至1911年間帶有帝王年款瓷器的大部分品種，這是第一類藏品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們為瓷器的斷代提供了非常實用的瓷器生產年代序列，集中展示了明清兩代制瓷水平和帝王審美情趣。
元 景德鎮窯藍釉白龍戲珠紋盤
明官鈞窯丁香紫釉菱口花盆
明永樂時期 景德鎮窯銅紅釉碗
明萬曆時期「大明萬曆年制」款綠地黃彩龍鳳紋蓋罐
明永樂時期（1403-1424年）四字篆書形式的年款開始在景德鎮得到應用，大維德爵士藏品中的白瓷高足杯和白瓷碗就屬此類。宣德年間（1426-1435年）開始以六字格式作為年款的定製，藏品中共有五十二件宣德年間的宣德款瓷真品。其中所收的青花大缸就是很好的例證，青缸於器表口沿處水平排列六字款「大明宣德年制」，紋飾釉彩濃重，描繪了兩條飛龍在波濤洶湧的海水間暢遊的景象。而在景德鎮珠山地區，也發掘出土具有同樣風格但體量略大的宣德青花大缸。這種缸應該是皇室定製，用於擺放於宮廷內苑或皇家園林內，以充當養魚或種植水生植物之用。從工藝上來說，大型器物燒造時容易變形，成品率低，又易於損壞，因而能夠留存到今天的屈指可數。相比之下，產於成化年間的成化款瓷更加稀少，彌足珍貴。大維德爵士卻擁有25件上述真正意義上的成化瓷，包括7件「宮碗」和其他一些青花瓷及單色瓷。數量較多的還有49件萬曆款瓷。
藏品中的清代款瓷
清代瓷器中順治款瓷本極為稀少，其藏品中有一件深藍色地雙龍珠紋盤，盤底施釉下青花「大清順治年制」款，十分珍貴。康熙款瓷因有72件之多而特徵鮮明，其中一些成組（套）出現，如康熙五彩十月花神詩文杯。另有雍正款瓷77件、乾隆款瓷50件。其中包括清宮造辦處置辦的帶有紅、青款識的琺瑯彩瓷，如雍正畫琺瑯折枝花卉紋詩文盤，做工考究精良。器身明亮的淺綠地釉色是雍正時期的創新，應該是受西方工藝的影響。圈足中央設藍彩雙邊正方欄四字「雍正年制」款。器體一側彩繪纏枝梅花及山茶，另一側量彩題寫詩句「淡妝影兩依依」，與之相互映襯。漢學家安明遠認為，此句來源於元代文學家王惲的題畫詩《題張夢卿雙清圖》，而這句詩是該篇的首句。儘管上述帝王年瓷器分屬不同朝代且數量不均，但447件的總量卻足以表明藏品的非凡之處。
清康熙時期 「大清康熙年制」款青花釉裡紅海水龍紋瓶
清康熙時期「康熙御製」款琺瑯彩牡丹紋碗
清雍正時期 「大清雍正年制款」五彩「登科後」圖瓶
清乾隆時期「乾隆年制」款料胎畫琺瑯酒杯
大維德爵士藏品中有27件題有完整的乾隆御詩的製品，年代大都涉及宮殿名稱。其收藏中帶有乾隆御題的器物中有件酒亮的鈞窯如意形瓷枕，該枕底部未施釉，刻銘文曰：「過雨天青色，八箋早註明。睡醒總如意，流石漫相評。晏起吾原戒，華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積薪成。乾隆辛丑御題。」這豐富了歷史文獻的內容，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了解了乾隆皇帝惜時勤勉的一面。
題刻外文的藏品
還有一類銘款瓷是以藏文、阿拉伯文或者法文等文字題刻銘款的製品。永樂皇帝的個人需求促使了獨特的精美白瓷的誕生。比如大維德爵士藏品中的兩件僧帽壺，是永樂皇帝為超度父母的佛教儀式專門定製燒造的，其中一件帶有藏語題刻的經文。大維德爵士還藏有9件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銘款的藏品，其與大英博物館內其他題刻這兩種文字的陶瓷器和金屬器一起構成了館內獨特的題刻非中文文字的瓷器景觀。
與那個時代的收藏者不同的是，大維德爵士幾乎沒有收購出口歐洲市場的外銷瓷，為數不多的此類藏品中有一套康熙時期的青花茶託和茶盞，裝飾著歐洲商船圖案和法語銘文，這也反映了清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學術型的藏家
大維德爵士不僅對收藏事業傾注了全部心血，還十分關注自己藏品的整理與出版，並依靠自己的漢語知識進行古物、銘文以及歷史文獻的研究，並出版了許多學術文章。此外，他在成書於1388年的《格古要論》基礎上所作的最有名的譯著在其故後出版。在1950年大維爵籤訂捐贈協議，倫敦大學選定市中心一處十九世紀的漂亮樓房作為大維德基金會的臨時地址。因為大維德爵士更關心藏品的陳列展出，甚至後來病痛纏身在美國接受治療期間，他還就基金會美術館的各種定製問題給倫敦大學發送細節指導，大維德爵士還堅持選定希拉·約克·哈迪（後來成為他的夫人）為其藏品的第一位負責人。
曹昭《格古要論》成書於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專門論述文物古董典故源流、鑑賞指要、品級優劣、作偽手法和真偽鑑別的文物鑑賞專著。
大維德爵士將其翻譯成英文，出版為《中國式鑑賞》(Chinese Connoisseurship)。
大維德爵士夫婦在紐約
他十分積極地參與自己藏品相關圖錄的出版，其中的第一本由霍布森在1934年出版。在前言中，霍布森對大維德爵士的工作嘖嘖稱讚：「大維德爵士不僅僅是以令人愉快且富有魅力的藏品提供了異常滿足藏家胃口的視覺盛宴，還以其研究提供了消化吸收這些藏品所需要的東西。他從現有的出版物中找到了所有相關的參考資料，只要有源可查，他都追溯了藏品流傳的歷史；他釋讀銘文並編注了釋義——簡而言之，為編撰藏品圖錄，他將所有能用到的材料都整合到了一起。」一代商人後裔如此熱愛文物研究，並親力親為，實在可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維德爵士為安全起見將藏品轉移到鄉下的住宅，在1935-1936年英國倫敦皇家學院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作為這次展覽的幕後推動著和領導者，大維德爵士借展了三百多件藏品。在將藏品贈給倫敦大學時，他已因病離不開輪椅。
大維德爵士與瑞典國王 1963年
大維德爵士為收藏事業投入了畢生的熱情。他承襲了中國文人鑑賞家的傳統，不僅僅只是欣賞藏品本身，也考證它們的出處與傳承過程，不但多次前往中國考察，結交著名學者與收藏家朋友，同時自學中文，研讀中國古代文獻資料。經過幾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收集了世界上最精彩、最具影響力的的私人中國陶瓷收藏，其中包括僅次於臺北故宮的汝窯收藏，海外最好的琺瑯彩瓷器收藏，以及被陶瓷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元青花標準器戴維德瓶等等。他收藏的中國文物特別是瓷器，質量之精、品味之高、學術價值之大，是西方其他收藏家罕有其匹的。大維德爵士生前留下的個人資料非常稀少，關於其本人的很多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個謎。然而他保存完好的那些文物精品將永遠默默訴說著最動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