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講述笑話一直是人們在群聚時用來娛樂的一種重要方式，其起源已難以考索。不過，見諸書面的笑話可以追溯到先秦兩漢時期諸子、史傳中的滑稽故事和寓言，而今天所知最早的形諸著述的笑話集則是後漢邯鄲淳的《笑林》。《笑林》之後，六朝至唐宋時期被編纂流傳的笑話集很多，據研究不少於二十種。明清時期俗文學興盛，笑話集的編纂與流行更可謂盛況空前，自明中葉至清末，總數達到了五六十種。可見，笑話文學在我國源遠流長，而且，古代笑話的流傳方式除了口耳相傳、附庸子史以外，最主要的還是書面著述——笑話集。
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古代笑話集除了在本國流布以外，還被通過贈送、搜購、販賣等方式傳入鄰近的日本等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並在流通的過程中，被廣泛閱讀、翻譯、翻刻，甚而促生了當地國漢文笑話集的產生，就這一點來說，中國古代笑話的影響可謂深遠；時至今日，那些異國的漢文笑話集也成為學界人士關注、研究的對象。下面我們以產生於十八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漢文笑話集作為考察對象，談一談它們產生的背景、歷史、主要代表作，及其在日本漢文學史上的意義。
中國古代笑話集的傳入與影響，是日本漢文笑話集產生的最重要的條件。兩晉南北朝時期，中日雙方有一些零星的外交和文化交流，至隋唐時期，隨著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學生、學問僧的來華，漢文佛經內典與經史子集外典開始大量輸入日本，這些漢籍中可能就有笑話集。九世紀末，藤原佐世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收入的是冷泉院失火後殘剩的一千五百餘部漢籍，其中「小說家類」便載有邯鄲淳《笑林》三卷。宋明時期，日本學問僧曾持續地搜購、抄寫了大量漢籍回國，同時來華的商人與移民日本的中國人也攜入了一定數量的漢籍，其中很可能夾帶有笑話集，但目前沒有多少確鑿的資料可用以描述詳情。至清代，從事中日貿易的中國商船，陸續將大量漢籍舶載入日，其中不少是笑話集。這裡，我們以江戶時代（1603—1868）中期長崎書籍檢查制度的產物《舶載書目》裡的幾條記載為例，來展示一下清代前期中國笑話集舶載入日的情形：元祿七年（1694），《遣愁集》一部；十五年（1702），《遣愁集》一部；十四年（1701）以前，《開卷一笑》一部；享保十年（1725），《新鐫笑林廣記》一部；十二年（1727），《又一夕話》一部、《一夕話》一部；十五年（1730），《遣愁集》一部。我們看到，短短三十幾年間就舶入了五種七部書，頻率是比較高的。又比如，江戶中期京都風月堂書肆的主人澤田一齋曾編有《俗語解》一書，附錄的引用書目中就有笑話書《開卷一笑》、《笑林》、《笑府》、《一百笑》四種；寬政三年（1791）秋水園主人應大阪書林之請為「初讀舶來小說者」編輯了中國俗語辭書《畫引小說字彙》，徵引坊間流行的以中國白話小說為主的通俗作品一百五十九種，其中包含笑話集《笑談》、《笑府》、《一百笑》、《雅笑編》、《一夕話》、《笑得好》、《笑林廣記》七種。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清代前期中國笑話集舶入日本的盛況。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即那些在各個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中國笑話集勢必會對包括和文笑話與漢文笑話在內的日本笑話文學產生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日本笑話文學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盛極一時，餘風延及二十世紀初，這種形勢和同時期流行於京都、大阪兩地唐話（在長崎負責翻譯和商船貿易事務的唐通事把當時的中國語稱為「唐話」）學者中間的中國古代笑話之介紹、翻譯活動密切相關，他們的活動為笑話文學創作的一時繁榮注入了動力。這種繁榮見在兩端：一為和文笑話，一為漢文笑話。就和文笑話的繁榮而言，其最主要的標誌是和譯中國笑話集的大量湧現。據筆者所知，當時流行的和譯中國笑話集有十種左右，比如，松忠敦譯《雞窗解頤》（1752），內容出入於《笑府》、《笑林廣記》、《開卷一笑》、《宋稗類鈔》、《太平廣記》、《諧噱錄》等；蒙憧齋主人譯《笑府》（1768），為《笑府》（明馮夢龍編）卷一至五的鈔譯；未足齋風月譯《解顏新話》（約1794），為《笑林廣記》（清遊戲主人編）的鈔譯。其他又有鹿鳴野人譯《開卷一笑（明李卓吾編）》（1755）、岡田白駒譯《雜纂譯解（唐李義山著）》（1763）、風來山人（平源賀內）譯《刪笑府》（1776）、歡笑處士譯《笑林廣記鈔》（1778）、一噱道人（遠山荷塘）譯《譯解笑林廣記》（1829）等等。毫無疑問，和譯中國笑話集在相當程度上擴大了東傳中國笑話集在日本的影響，並同時有利於將中國笑話的題材和文化特質滲入到日本笑話文學中。據研究，日本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各種和文笑話集的編撰，除了取材本邦民間口承文藝以及書面文獻中保存的笑話素材以外，又有與中國古代笑話相似或相通的素材（參閱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語文學史》）。更為重要的是，大致在同一時期，由京、阪唐話學者撰寫的漢文笑話集異軍突起，為日本漢文學創作園地增開了一片絢爛的花朵。
自寶曆元年（1751）開始，內容以模仿中國笑話為主的日本漢文笑話集接踵而出。此年，岡田白駒的《譯準開口新語》刊行，可謂「漢文笑話集之嚆矢」，同年都賀庭鍾訓譯的李卓吾《開卷一笑》翻刻本亦刊刻行世，次年松忠敦的中國笑話翻譯集《雞窗解頤》面世，它們一同帶動起了漢文笑話集的創作與出版風潮，這個風潮在寬延至明和（1748—1771）期間最盛，並一直持續到明治（1868—1912）前期。據筆者所知，主要的作品有以下十數種：（一）岡田白駒譯《譯準開口新語》（1751），內容為《笑府》、《笑林廣記》的翻案（介於翻譯、改編和模仿之間的一種創作方法）與日本古笑話、民俗譚的漢譯。（二）乾篤軒編《笑話出思錄》（1755），內容主要是日本古笑話的漢譯，敘文稱此書為草橋先生的門人們關於裡巷笑話之漢文習作的結集。（三）西田維則輯《巷談奇叢》（1768），內容是二十八則日本巷間俗話的漢譯。（四）河邑玄佑著《前戲錄》（1770），內容是十三則漢譯和文笑話，加童謠與戲文數則。（五）僧人義端譯《善謔隨譯》（1775），同續編一冊（1798），內容是中國笑話的翻案與和文笑話的翻譯或翻案。（六）世外放蕩處士著、酒上亡賴道人評《青眼餘言（寫本）》（約1794），內容是岡田白駒《譯準開口新語》與《笑府》部分笑話的翻案。（七）河源澤著《胡廬百轉》（1797），書中六十七則戲文多取材於中國史籍。（八）山本北山著《笑堂福聚》（1804）。（九）三村其原著《花間笑語（寫本）》（約1808）。（一〇）蓑溪羆癃子著《解頤譚（寫本）》（約1813）。（一一）木一貫孟恕著《囨譚》（1824）。（一二）津阪東陽譯《譯準笑話》（1824），內容多取材於岡田白駒《譯準開口新語》和中國笑話。（一三）觀益道人著《如是我聞》（1830—1843）。（一四）淡山子（大阪儒醫高村幹齋）與友人紀洋子譯《奇談新編》（1844）。（一五）楢崎隆存著《明治開口新語》（1881）。（一六）高崎脩助著《譯準笑文選》（1881），正編是根據津阪東陽《譯準笑話》與岡田白駒《譯準開口新語》編成的文章，附錄則是此二書的採錄。（一七）廣田直三郎著《寒燈夜話》（1915），此書的內容是世俗奇話及創意虛構之作。
寶曆（1751—1763）初年以來發生在京、阪唐話學者中間的漢文笑話創作，與同樣流行於此群體中的中國白話小說之閱讀熱潮、古代笑話之翻譯活動並行，又是受到它們刺激的產物，這些漢文笑話或為中國笑話的翻案，或取材於本邦古笑話、巷間流布的落語笑圖一：《譯準開口新語》書影（1751）（本文書影均取自《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第五冊，王三慶等編，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話，相互融合，精彩紛呈，共同促成了此期漢文笑話的一時流行。不過，這些漢文笑話集中卻少有獨立創作的作品，多數不是翻案之作，就是翻譯之作，此後的漢文笑話創作也屬此種情況。這裡，我們以岡田白駒《譯準開口新語》裡的幾則笑話為例，展示一下此期漢文笑話作品的一般特色。
A組：
鴛鴦寺胖大和尚宿於妓館，妓憎其蠻狀，佯眠不答。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遂成真夢矣。和尚大怒，乘其熟寐，剃剝綠髮，竊逃去矣。夜將白，妓偷眼伺僧不在焉，乃喜。起，將面貴，盤中照一顆禿驢，大愕曰「上人尚未歸乎！」（《譯準開口新語》第十八則）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勸其人爛醉，乃削其發而逃。其人酒醒，繞屋尋和尚不得，摩其頭則無發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卻何處去了。」（明趙南星《笑贊》，此條又見於明劉元卿《應諧錄》、清石成金《笑得好》）
——前例是後例的翻案。
B組：
商客荷瓦器過門，主翁呼問買焙盆。商客出觀曰：「此為最精好，價百文。」翁夫妻估曰：「不過三十文。」商客艴然，不答而去。對鄰主人亦欲買焙盆，乃出觀，估欲買之二十文。商圖二：淡山子、紀洋子譯《奇談新編》（1844）客大怒，投之擔中，破而為兩矣。向翁見之曰：「呀！破矣！『夫妻相目曰：」幸不買之。「（《譯準開口新語》第六十九則）
賣鍋者必以鍋底擲地作聲，以明無損。一人偶擲地而破，謂人曰：」如此等鍋，就不賣與你了。「（明馮夢龍《笑府》）
——前例是後例的翻案。
C組：
見涉水者水沒兩乳，後至者皆解衣及而涉，至於中流，而水不曾不過膝。已及岸，視向涉者，乃躃者也。（《譯準開口新語》第二十二則）
矮者乘舟出遊，因擱淺，自起牽之，失手墜水，水沒過頭，矮人起而怒曰：」偏我擱淺擱在深處。「（清遊戲主人《笑林廣記》）
——前例與後兩例一脈相通。
D組：
主人夜外歸，將入室，蹙倒燭籠，大怒，數家人曰：」汝輩暗裡置燈，使人唐突。「（《譯準開口新語》第三十二則）
艾子一夕疾呼一人鑽火，久不至。艾子呼促之，門人曰：」夜暗，索鑽具不得。「謂先生曰：」可持燭來，共索之矣。「（傳宋蘇軾《艾子雜說》）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瞑，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魏邯鄲淳《笑林》）
——前例與後兩例一脈相通。
岡田白駒首倡漢文笑話創作，因此《譯準開口新語》的創作基調頗有奠基意義，清田絢在《譯準開口新語序》裡認為，作者撰《譯準開口新語》的意圖是為從學之士展示作文的準則，準確揭示出了作者的創作心態。日本古代一般的文人基本上都能夠閱讀漢籍，但口頭能熟練地說漢語的人卻很少，因此保留於口承文藝中的中國笑話作品對於日本文人來說，只有形諸於書面文字，才能方便他們閱讀欣賞，但要真正傳達作品的內在意蘊，還必須修其文辭，而學作漢文的要領，從短小簡潔的笑話」戲文「中最易習得。清田絢說作者」蓋育英之意至矣，乃其自作者，筆不停綴，文不加點，而亦未嘗留其稿，則旁人所竊錄，積而成冊雲，乃澤氏懇請而鍥焉「云云，進一步表明《譯準開口新語》的原稿可能就是岡田白駒在向學生教授漢語時用的教科書，經門人記錄成冊，徵得他同意後刊刻梓行。
擴而言之，江戶後半期至明治前期的漢文笑話集乃是特定文化語境中的產物，寬延至明和期間極盛期的笑話集甚至可以說是唐話學者這個特定群體的產物，因此它們自然負載有獨特的文化意義，撮其要有兩點：一是功能意義，一是文體意義。在功能層面上，唐話學者們撰譯的漢文笑話集，除了具有」戲作「文學作品通常都有的遊戲功能之外，另有一種功利性質的功能——假之以做作文階梯。岡田白駒在《譯準開口新語》的書名中冠以」譯準「二字，表明了撰譯的主要意圖，並有奠定此類書之功能基調的意義，後來津阪東陽的《譯準笑話》，就是模仿岡田白駒，標榜其書為」初學譯準階梯「。這裡再舉兩例來說明這一點（參閱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語文學史》）：
餘成童學文辭，尤苦於記事之難焉，耳目所接，隨筆之者三十年於今矣。頃者偶探簏，累累數千百紙。秋暑稍退，燈光可親，乃擇其涉乎戲謔者，整頓次第之，以示初學弄筆者矣，本非有意於編輯。（三村其原《花間笑語》的《自序》）
初學作文須從敘事入手，第取俗語數綴以之，狂言綺語方便設教，由其所易道馴致之，其塵垢秕糠陶鑄堯舜者，實下學之捷法，誘蒙之善術也。（中略）詳觀文氣，定系老筆，其觸事激物，屢見慷慨之意，想藉遊戲謔浪，以寫其胸以之磊落，強自耗壯心而遣斜者歟。（津阪東陽《譯準笑話》村田匏庵的序文《初學習文階梯》）有的漢文笑話集除了被」假之以做作文階梯「之外，還被賦予」寄寓作者胸中之塊壘「的功能，上述村田匏庵的序文即闡釋了此種觀念。在文體層面上，書面漢文笑話作品的意義在於開創了一種嶄新獨特的漢文文章形式。日本漢文文章史上的各類作品，內容與形式往往被局限在特定的文體規範裡，行文亦墨守一定的法式，而書寫笑話的」戲文「則可以容納自由奔放的寫法，日常生活中的人情風俗，以及卑俗的思想。作者們可以拋棄常套的規範、法式，盡力地描寫對象、抒發思想，開拓出漢文文章的一種自由奔放的新形式，因此，以」戲文「寫笑話、滑稽故事也成為當時散文界一種史無前例的現象。（孫虎堂）
來源：《古典文學知識》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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