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先跟大家講一個跟這一則內容相關的故事。
經商如孫吳用兵，審時度勢；如商鞅變法，順應時機。白圭對經商的時機把握得恰到好處，提出了著名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理念，靠賤買貴賣獲取利潤。他用觀察天象的經驗預測下年的雨水多少來估計這一年穀物的豐歉。為掌握市場的行情及變化規律，他經常深入市場，了解情況，對城鄉谷價了如指掌。白圭雖為富商，但生活儉樸，摒棄嗜欲，節省穿戴，與他的奴僕們同甘共苦。
白圭經商速戰速決，不誤時機。他把經商的理論，概括為四個字：智、勇、仁、強。他說，經商發財致富，就要像伊尹、呂尚那樣籌劃謀略，像孫子、吳起那樣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樣果斷。如果智不能夠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善於取捨，強不足以守業，那就無資格去談論經商之術了。
「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白圭所說的「與」，是予人實惠，當某些商品積壓滯銷時，一些奸商坐待價格貶得更低再大量購進，而白圭卻用比別家高的價格來收購；等市場糧食匱乏時，奸商們又囤積居奇，白圭卻以比別家低廉的價格及時銷售，滿足人民的需求。白圭的這種經營方法，既保證了自己能夠取得經營的主動權，獲得豐厚的利潤，又在客觀上調節了商品的供求和價格，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個體手工業者以及一般消費者的利益。無怪乎白圭自詡為「仁術」。
白圭為國理財，常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產聯繫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產有利其發展，他認為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為國家理財致富。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產蠶繭，就購進這些產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白圭的這些經商理論，為後世商人效法和借鑑。中國古代商人把他奉為祖師爺，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為「商聖」。白圭「人棄我取」和「知進知守」的理財思想對現代人理財也有指導意義。以至於在現代，「白圭」仍然是財富的代名詞。
白圭這樣的商人是儒商的典型代表，孔子從不歌頌貧窮，也從不愚民，而是提倡富而好禮，富裕而又文明，公德私德並重，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這在《論語》中早有見證，如，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儒商，源於儒家思想，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一般認為，儒商應有如下特徵：注重個人修養，誠信經營，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注重合作，具有較強社會責任感。
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達則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貢、白圭等一代儒商，後有徽商、晉商、淮商、閩商、郴商等儒商商幫，現今也湧現出「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馬雲、邵逸夫、霍英東等具有新時期儒商精神的現代儒商。
孔子不僅讚賞富而好禮，還提倡以財發身，取財有道，如——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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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儒家所倡導的，正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管子·牧民》中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中國古人早認為，唯有生存需求解決好，才有後面的修身可言。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生存解決了，接下來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教育，修身了。
顏回儘管貧，但不改其樂，求仁而得仁，孔子是敬重的；而子貢不接受公家之命，不去做官，而去經營貨殖，憑藉聰明才智正當致富，孔子也覺得不錯。
孔子說：「顏回，他的道德學問已經接近完善了，可是他常常很貧困。端木賜不走仕途，而去做買賣，預測市場行情往往很準，買賣做得很順。」
最後，我們大家一起再讀一遍：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