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國大選年。目前受新冠疫情、經濟衰退和種族騷亂等影響，川普選情異常艱難，拜登民調支持率全面領先。現距投票日還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如何判斷目前選舉形勢及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本刊特推出封面話題「2020年美國大選：階段性預估」，以下是第三篇《大選結果不會扭轉美國以競爭為主的對華政策基調——「2020年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圓桌訪談 》。
大選結果不會扭轉
美國以競爭為主的對華政策基調
——「2020年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圓桌訪談
受訪者
王 棟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主任
董春嶺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昭曦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季 澄 軍事科學院戰爭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安 剛 《世界知識》雜誌編輯
「《世界知識》：中國議題將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形式影響本屆美國總統大選？」
王棟：往年美國總統選舉中，「中國」是或多或少都會被兩黨所提及的話題，但兩黨今年對「中國話題」的關注程度遠超往屆，甚至不亞於此前美蘇冷戰時期對「蘇聯話題」的關注度。這也意味著，對華關係並不僅僅是一個僅在選舉期間互相指摘的話題，而是美國社會乃至政壇中長久爭議的重要焦點。從這個角度講，儘管中國議題作為「常量」將被兩黨候選人團隊熱炒，但大流疫背景下的種族問題以及經濟重建問題仍將是決定大選走勢的關鍵，川普、拜登團隊如何贏得黑人及其他少數族裔的選票將是核心，「打中國牌」則會成為工具。除中美關係外，朝鮮問題、朝美關係亦有可能是兩黨外交政策辯論的焦點話題。不排除川普團隊利用朝美外交來製造新聞效應，拉動選情，但近期就提前透支朝鮮籌碼的可能性較小，仍將以安撫盟友、威懾朝鮮的方式暫緩局勢。
從趨勢看，美國政界涉華辯論將繼續是美國對華輿論戰、外交戰的一部分，本次大選後也不會停止，辯論焦點在於但不限於未來的美國對華政策方針、如何拉攏美國盟友服務美國的對華政策、在哪些具體領域進行何種程度的「脫鉤」，地緣安全競爭、意識形態對抗、中美科技經貿之爭將是重點。
2020年6月20日，美國總統川普在俄克拉何馬州塔爾薩市舉行競選集會，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響，現場上座率不如預期。
張昭曦：美國總統大選流程比較固定，議程也比較集中。一般而言，經濟、民生等內政議題受關注度高於外交議題，而在外交議題中，對華關係以往很少走到最前臺。2020年大選，中國議題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按部分美專家的說法，是「今年大選的前沿」。我想，這種地位的形成離不開兩方面因素：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川普政府將中國樹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華重視度提升、政策收緊，「中國」一詞在美國的出鏡率不斷提高，令美國公眾空前關注中美關係。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以來，川普及其身後團隊在國內抗疫不力的情況下，有意突出中國議題轉移執政壓力，催化「聚旗效應」保住選情，也讓「中國」頻上美國大選「熱搜」。在此背景下，中國議題對今年美國大選的選情影響勢必大於以往，成為美國上下思考自身與外部世界關係時的重要關切。現在，美各派政治力量大都認同中美關係競爭性上升，論戰焦點將更多放在「如何與中國競爭」，具體如經貿科技領域要不要與中國「脫鉤」，如何管控臺海、南海等對華潛在地緣衝突熱點，在香港、新疆等問題上如何回應中國等。
董春嶺：2020年美國大選中的「中國議題」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是缺少「辯論」和「爭鳴」，更像是「宣傳」和「動員」。白宮在5月20日出臺了《美國對華戰略方針》，詳細闡述了川普政府的「中國觀」，主動為未來一段時期的對華政策定調。民主黨方面並未就此與共和黨展開辯論，兩黨對在中國議題上展示強硬姿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默契。第二是「中國議題」成為川普打「憤怒政治」牌的重要手段。疫情與選情疊加使「中國議題」成為川普向中國「甩鍋」「推責」的一場政治秀，共和黨出臺的競選策略明確把中國視為一切問題的「替罪羊」，竭力把應對疫情不力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引導轉化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憤怒。第三個特點是美國一部分極端反華勢力正利用「中國議題」炮製「中國幹預美國大選」假象，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就借他的新書《多事之屋：白宮回憶錄》炒作川普為了農業州的選票而在中美經貿戰中妥協，美不少媒體也開始炒作中俄利用新媒體影響美國選情，試圖把中國拉入美國政治內鬥的漩渦。
季澄：個人認為，「中國議題」對本屆總統大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大維度：首先，「中國議題」成為兩黨候選人相互攻擊與指責的「工具」。這是美歷屆總統選舉中的「通行」做法，是對既有競選策略的繼承與延續。目前，川普與拜登相互指責對方對中國過於「軟弱」。其次，是美國內議題的外化與延伸。受新冠疫情影響，候選人對「中國議題」的操控空間更大，與以往著重炒作中國經濟模式對美經貿收支平衡、製造業回歸、民眾就業等造成的不利影響相比，通過散布、造謠有關中國抗疫的不實言論，更能有效激發美民眾對中國的負面情緒，在轉嫁國內危機的同時，為政府後續出臺更加激進的對華舉措造勢預熱。第三，在中美關係的基礎發生重大變化、兩國結構性矛盾短期難解的背景下，炒作「中國議題」已成為候選人藉助選舉，就美對華新戰略進行更廣泛動員的過程。
目前看，民主、共和兩黨的現前任高官在如何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已達成最基本的戰略共識，但在具體政策選項上仍存在微妙差異。也就是說，兩黨高層在改變以往對華「接觸」、轉而採取以競爭為基調的對華戰略上看法一致，但在具體執行上仍未形成跨越黨派藩籬的充分共識。例如，在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的基礎上，美國的終極目標是全面開啟與中國的對抗、實現全盤脫鉤，還是秉持「競爭第一、合作第二」的原則，在事關中美共同利益的地區和全球性事務中維持有限度的合作？對於盟友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與定位，是片面強調盟友的義務與責任，迫其選邊站隊，還是將其重新視為美國獨特的戰略資產加以利用，形成基於相關準則和原則的所謂「價值觀聯盟」？這些都會在此次大選辯論中有所反映。
「《世界知識》：川普是否會在大選期間奉行更激進的對華政策，使中美關係進入更困難的狀態？」
王棟：綜合此前川普政府對華政策及當下選情，川普大概率會在大選期間奉行更激進的對華政策，中美關係將面臨更大下行壓力。不過，由於川普及團隊的政治機會主義特性，在是否採取徹底破壞中美關係的實質性政策方面比較猶豫。以中美貿易為例，川普現在對應該採取何種態度對待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舉棋不定，一面將協議看作是其一大政績以及謀連任的政治資本，難以割捨；一面受到來自鷹派的廢除協議的政治壓力以及反華宣傳政治利好的誘惑。隨著投票日的臨近，美方的確極有可能向我方施壓甚至加碼，圍繞中美經貿協議及談判的鬥爭可能激烈化，對中國的輿論戰、宣傳戰、外交戰大概率會成為一種新常態。
董春嶺：川普為拉抬選情，會在大選期間奉行更加激進的對華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種族等多重危機疊加之下，向中國轉嫁矛盾和危機已成為他的重要競選策略，甚至「救命稻草」。為了擺脫博爾頓新書裡給川普塑造出的「對華軟弱」形象，川普也會變本加厲地對華示強，給自己「洗白」。新冠疫情加速百年變局，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在「疫情大考」中得以體現，中美意識形態之爭進一步凸顯，川普會充分利用和放大國內國際上對西方意識形態影響力衰落的焦慮感，以更激進的「對抗中國」姿態動員選票。
曾擔任川普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美國鷹派人物博爾頓及其新出版的著作《多事之屋:白宮回憶錄》。
「《世界知識》：拜登會在多大程度上追隨川普的涉華議題設置，已經並將繼續展現什麼樣的對華態度和政策立場？」
張昭曦：拜登是美國老牌政客，原先擔任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及副總統，曾多次訪華，對中國事務比較熟悉。去年4月拜登在宣布參選不久後說「中國不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引來不少批評，隨後口風一轉，強調「美中正在競爭，對華需要強硬」。疫情以來，川普民意支持屢屢下行。面對困難的選情，川普競選團隊及支持者炒作拜登「對華軟弱」作為助選賣點，拜登方面則指責川普「示好中國」以作反擊，推動今年大選形成一種兩方對華競相示強的獨特景觀。
鑑於當前中國議題成為選戰熱點、美國公眾對華認知的對抗性上升，到11月大選正式開幕前，拜登方面的對華調門不會低，但這種對華強硬或許會更多通過對川普對華政策的批評來體現，而非直接將矛頭對向中國。如拜登自參選以來已多次指責川普「輸掉對華貿易戰」，讓美國經濟受傷更重。至於拜登的對華政策立場，其在今年4月給《外交事務》雜誌的撰文中有所論述。拜登認為，「中國是特殊的挑戰」，對華應更注重在恢復以往的國際戰略信譽的基礎上，強化聯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國家」從多邊層面展開對華競爭布局，並在氣候變化、防擴散和全球衛生安全等利益交融點尋求對華合作。這一政策表述既是對中美關係競爭性上升的適應調整，也充分體現了民主黨一貫的自由主義國際戰略觀。
董春嶺：拜登雖也主張對華強硬，但和川普卻有明顯不同。他在今年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曾發表《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一文，詳細闡述了他的世界觀。在中國議題上，他與川普至少有三點差異：一是反對川普將疫情應對不力的責任「甩鍋」給中國，要求川普自己「背鍋」。二是支持自由貿易，反對關稅壁壘，反對中美經貿「脫鉤」，認為川普對華發動貿易戰的做法是失敗的，需要全方位調整經貿談判策略。三是更重視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和國際形象，會在大選中推動美國戰略界反思川普時代的外交策略，推動美國適當回到傳統外交的套路中來。可以預見，如果拜登勝選，中美關係整體不會出現大的轉圜，甚至意識形態對抗的「新冷戰」意味還會加強，美對華遏制打壓的態勢不會變，但打法上會有變化，會更強調價值觀的作用，注重修復與盟友的關係，藉助盟友的力量編織新的對華「戰略包圍圈」。同時，在拜登執政的情境下，中美經貿關係將會獲得調整和重塑的重要契機。
王棟： 關於對華競爭的主基調，兩黨候選人差異不大。但由於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和拜登團隊採用相對溫和的政策主張吸引中間選民的競選策略，拜登有可能在涉華問題的議程設置上同川普適當拉開距離。拜登可能通過重視盟友關係和強化人權等意識形態相關議題，來展現一個不同於川普民粹主義的相對理性的「智者」形象。不過，由於擔心川普團隊攻擊其對華軟弱，拜登團隊有可能先發制人，採取對華「言語攻擊」（rhetorical attack）的姿態，以期塑造對華強硬形象，避免被川普攻擊。此外，拜登把大選比作美國的「靈魂之戰」並將重建經濟作為未來施政重點，這意味著他存在採取相對緩和的對華立場以獲得經濟利益的需求。
「《世界知識》：今後幾個月中美關係的主要風險點是什麼？中國應以何態度和策略應對？」
王棟：中美關係面臨的具體風險點包括：美國通過長臂管轄、關鍵技術和產業「脫鉤」、重立區域貿易集團、改造國際機制等做法，激化中美科技和經貿之爭，借「去全球化」實現「去中國化」；在戰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較量引發的軍事摩擦風險方面，需防範美軍在南海、臺海、東海對華巡航、偵察等挑釁行為；制度和價值觀之爭所引發的中美輿論戰升級，美國將矛頭指向中國治理和執政黨作為打「中國牌」的抓手，通過打「臺灣牌」「香港牌」幹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方核心利益。此外，議題關聯的現象將更加突出。現在中美雙方在經貿、金融、軍事、安全、政治領域的摩擦幾乎都會引起全局緊張，去年經貿摩擦導致總體關係瀕臨全面坍塌，最近香港國安立法問題出來後美方明確跨領域制裁路徑，都是明證。我們應避免深度捲入美國國內政治的漩渦，既有所應，大膽博弈，也有所不應，更多從積極的角度發揮引領作用，儘可能多地維繫兩國關係中的理性、務實成分，累積經驗和條件。
季澄：在「對華強硬」已成「政治正確」的背景下，川普提升對華政策的軍事冒險性能起到轉移美國內主要矛盾和給自己加分拉票的作用。現階段，中美主要軍事風險點集中體現為「三對矛盾」：即美國深化與臺灣非官方實質性合作與中國捍衛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的矛盾；美國強化在南海針對性與實戰化軍事存在與中國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矛盾；美國在核、網絡空間、太空、人工智慧等傳統與新型作戰領域加大對華誘導施壓力度與中國在該領域仍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矛盾。其中，前兩項為重大現實矛盾。後一項因本身具有的隱蔽性、不可控等特點，加之技術的革新，愈發成為影響中美軍事互動的關鍵變量。
外部安全環境的變化，對我們有效利用可支配資源，引導並塑造健康、穩定、可預期的中美軍事關係提出了更高要求。具體看：首先，謹防美國在不突破「一個中國」原則底線的前提下，漸次提升臺灣在美印太戰略中的地緣定位，向其提供超出以往的軍事援助，助長臺當局挾洋自重。其次，強化對周邊海空域的態勢管控能力，對闖入中國領海、領空的美艦機進行識別、查證和驅離。與此同時，穩步有序推進與東協國家就「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為地區國家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產品，壓縮美利用「第三方」因素對中國實施遏制圍堵的政策空間。最後，加速將新型作戰力量融入一體化聯合作戰概念的同時，防止中美固有分歧從傳統作戰域向新型作戰域蔓延。
「《世界知識》：川普、拜登勝選，對華政策會有實質區別嗎？我們該如何超越本次大選，規劃、塑造中美關係的未來形態？」
王棟：如果川普當選，有一種可能是沒有連任壓力的川普會推動美國對華政策回到理性務實軌道，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美國鷹派進一步得勢，反華更加歇斯底裡、無所顧忌，中美關係「直線下墜」，加速滑向「新冷戰」，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相對而言，拜登較有可能回到此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模式：在大選期間對華批評激烈，上任後回調到相對理性的政策路徑。不過，拜登即使勝選也不可能回到此前民主黨總統的對華政策了，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已是兩黨共識。但是，拜登如果當選，其對華政策理性務實成分會更多，鷹派好戰色彩會淡化，新冷戰的衝動會受到抑制，會回到多邊主義，試圖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增強對華制衡姿態，會從現在川普政府接近遏制戰略的立場回調到更加平衡的、錨定在制衡之上的對衝策略組合。無論誰勝選，美國以競爭為主的對華政策基調不會改變。中長期看，我們要強化底線思維和大局意識，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力，以戰略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通過鬥爭迫使美方回到理性、合作的軌道，粉碎反華鷹派遏阻中國和平發展的圖謀。
張昭曦：無論哪方當選，美國戰略界、政策界已普遍認識到原先以接觸、合作為主的對華關係模式告一段落，應對「中國挑戰」將是下屆美國政府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具體到對華政策的呈現方式和思路設計，拜、特或有所區別：川普若連任，會在雙邊交往中繼續凸顯「美國優先」的施政理念，著重強調「對等」和「以結果為導向」，突出以「全政府方式」競爭。拜登若上臺，勢將對華政策更多置於以重建美國戰略信譽為重點的自由主義外交框架下，突出「規則約束」和「價值觀競爭」，並更可能在利益一致的領域拓展對華合作。
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宏觀背景下，中美關係已成為牽動世界目光的焦點，超越本次大選思考、規劃中美關係更需要歷史眼光和戰略思維。雙方應優先聚焦內部發展與治理。中美同為世界大國，身處變革前沿，都面臨複雜深刻的國內治理挑戰，雙方不應把對方視為問題根源，而應以發展眼光運籌雙邊關係，使之成為各自國內治理優化進步的助力。同時，我們要樹立底線思維。中美雙方各自國情都在發展，彼此關係處理也不盡如往常，在相互調適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分歧甚至是碰撞，這在大國關係史中並不罕見。但是，中美都應認識到兩國關係穩定對雙邊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的重大意義，有意識地管控衝突、相向而行，不讓「大國政治的悲劇」再度上演。同時，也要致力於強化戰略溝通。過往數十年中美關係的破浪前行有賴於雙方找到「接觸」共識，今後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達成與時俱進的新戰略共識。這樣的新共識不會憑空而來，需要相互尊重，維繫信任，保持戰略溝通，在一次次的戰略互動中感知、理解對方的考慮和關切。
季澄：對於「後選舉時代」的中美軍事關係，需首先認清兩軍關係具有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兩軍建設與發展進程具有相對獨立且互不依存的特點，即不存在所謂的「脫鉤」問題，這與中美在經濟、科技、人文領域的互動模式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基於中國國力的自然延伸以及美全球地緣戰略重心的加速調整，中美地緣關注重點呈現局部高度重合，併集中體現為雙方在第一島鏈附近形成的拉鋸與相持狀態。這些事實會引發一個問題，在美對華「接觸並融入」戰略未能奏效的前提下，軍事在美對華政策選項上的位置將顯著前移，從而極大增加中美發生軍事摩擦與衝突的概率。中長期看，中方應做好兩件事：一是堅持底線思維，充分利用地緣上的鄰近性以及戰略資源相對集中的優勢，提升對周邊區域的態勢塑造能力，打破美企圖通過軍事施壓和脅迫削弱中國軍事競爭力的企圖；二是將管控危機、避免中美發生大規模衝突作為優先事項，這也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董春嶺：正如王緝思教授前不久呼籲的，我們要「守好中美關係三條底線」（和平方式處理分歧；保持一定規模經貿合作，維護金融穩定；維護人文交流和社會交往），防止疫情、選情與大國競爭思維疊加給中美關係造成難以挽回的致命傷，預防中美全面脫鉤、擦槍走火。中期和遠期，需要全面梳理和盤點中美關係的矛盾點和合作點，堅持「既合作又競爭」的路線，加強危機管理，通過建立一系列溝通機制避免「熱戰」，同時加強戰略對話，降低意識形態對抗的烈度，不逼迫他國選邊站隊，不搞美蘇式的軍備競賽，避免兩國潛在的集團式對抗，預防「新冷戰」，推動兩國關係回到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軌道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