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全六集，均是當年的真實影像修復剪輯而成，沒有一個後期拍攝的鏡頭，都是戰地攝影師們冒死拍下的珍貴片段。另外，川井憲次為本系列創作的BGM原聲大碟也是可圈可點，完全貼合這段歷史的厚重感。
隨著戰地攝影師的腳步，你將看到在反坦克炮旁邊若無其事的農民與他們對炮火習以為常的小牧犬，你將看到微微上揚的嘴角與欲哭無淚的眼睛是如何出現在同一張年輕納粹菁英的臉上，你將看到來自西伯利亞的精銳如何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酷寒中誓死保衛家園。
「你給我記住，這世界從來都不和平，你只是有幸生在和平的地方。」
這是一位參加過越戰的父輩對我說的話。根據他的描述，當年全營最怕死最窩囊每次衝最後的都數廣東人，當然也沒少他。談到能僥倖全身而退，唯一感到有一絲裨益的就是從一個懦弱的人，成了一個真正的硬漢，只要有瓦遮頭，在公廁他都能睡著。我當然相信他成了個硬漢，歷史上甚至不乏連懦夫也可以發動的戰爭，但結束戰爭需要的又是什麼？
戰爭固然不是單純的零和博弈，戰勝國戰敗國都不是真正的贏家與輸家，或者說，贏的是權柄，輸的是每個活生生的人。在投降後的日本，學者進行的實地考察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倖存的日本軍人回到自己的家鄉反而受到親友的鄙夷，原因並非像流行文化對武士道精神的普遍理解，而是出於日本國內的民眾對於自己國家的侵略行為深惡痛絕。很多日本軍人承受不住戰爭創傷後遺症與眾叛親離的雙重精神壓力而酗酒自殺。更有甚者，由於當時日軍在戰場上實施的死戰軍令，導致不願意再廝殺的士兵在戰後出現相約報復前軍官的集體現象。（參閱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敗》）
（美國史學家L·S·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著作中從基因層面論證人性對人類發展方向只具潛在性，而不具必然性，是否激活沉睡的基因庫，取決於人所處的客觀環境與主觀選擇。但都只是作為參考，因此本文不代表任何政治或道德或學術立場，只是作為一種建立在影片基礎上的個人見解的分享）希特勒本人是個矛盾體，作為時間以及空間上的遙遠觀察者，我會認為這樣的人甚至只適合獨自一人禁閉於堡壘，不會跟任何人有親密接觸。但事實是，他對動物很有愛心，在孩子面前也常常真情流露，但對於其口中的劣等民族，卻恨不得殺之而後快。他是個極其虔信天命的人，說著《聖經》上的恩言，也同時憎恨著全人類。他上臺後不久，就籤署了幾條保護動物的法案，然而卻會同時惱怒於德軍攻進巴黎後沒有按他的要求放火焚城。
對於希特勒以及當時一眾堅定貫徹他理念的軍官，我們常以滅絕人性來形容。然而，這其中卻隱含著真正令人汗顏的事實：希特勒的極端種族主義的推行以及其在德國本土實行的去基督教化（當時德國的教會洗禮由黨衛軍的軍官取代牧師，耶穌像被換下掛上希特勒的肖像），反而是驗證《聖經》性本惡論的極致臨床實驗。貫穿《聖經》新舊約全書通篇的，就是救贖二字，而救贖的前提是墮落，而墮落的直接結果就是人性本惡，這是從聖經《創世記》開篇就奠定整個猶太信仰的第二因（在基督教世界觀中上帝的創造屬於第一因）——原罪。
因此，在西方帶有基督教信仰的學者眼中，和平世界中的人出於道德，出於尊嚴等諸多個人或集體因素，會選擇對心中無法忽視的最深處的惡意進行壓制與約束。人類社會的進步恰恰不是出於本性的釋放與張揚，而是對它的管治與規限。而在戰爭中，當德國人在經濟全面崩潰的饑寒交迫下徹底絕望的時候，文明要素都已失效，甚至會成為活命的障礙，此時最真實的人性才得以真正的一絲不掛。可以說，希特勒等人反而是將最深埋的人性展露在人類面前。這些黨衛軍的核心成員高度自律，他們的高級軍官大都受過優質教育（黨衛軍首腦希姆萊就成長自具深刻反猶思想的中產階級家庭），希特勒本人更是個滴酒不沾的素食主義者，因此他們自認為是優等的族類，以冷峻筆挺的軍裝區別於所有他們的敵人（事實上納粹黨對著裝的要求與他們的精英優越感高度一致）。然而這幫人，同時又是狂熱的情色愛好者，他們對感官享受的沉迷絲毫不下於他們對種族清洗的熱枕。納粹黨用真實的行動告訴現世的人，極端的人性兩面是可以在互不欺瞞的情況下忠實地捆綁在一個個體之內的，高度節律同時深度放縱，優雅虔誠同時麻木不仁。
人大腦中的海馬回是負責影像儲存的，相當於信息庫，杏仁核則用於處理信息，即建立在情緒上的信息比對，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是成年人也會受童年印象影響他的判斷。人在童年時，理性思維未能完整建立，但卻不影響海馬回接收信息，這就代表此時接收的信息對受者來說還沒有經過比對就直接形成基礎認知，這些信息在意識中的牢固程度不是往後接受的其他信息可以相提並論的。如果說海馬回裡的印象信息是結果，那麼杏仁核裡的情感比對就是過程，缺乏過程的結果可能是顛覆性的，而要說過程與結果孰輕孰重也就更複雜了。
上面兩個例子似乎與正題互不相關，實則是為了說明精神勞改的可行性，前一種是意識植入，後一種是情感剝離。納粹黨就是以洗腦從娃娃抓起的理念，培養他們黨衛軍的青年預備隊。這些年輕人從小就被灌輸反猶主義思想，加上成長過程中，他們的生活完全受控於組織，基本上沒有太多機會深入了解真實的猶太人，而只能通過被過濾的官方說辭來鞏固他們的認知，最後，不論是原始印象，還是情緒上的判斷，對於他們，猶太人是渣滓的觀念就如自己的性別一樣，是理所當然，人皆有之的共識。
希特勒主張的種族主義雖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他藉以煽動民眾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手段，但民眾的心智是否就真的完全被蠱惑了？還是希特勒也只是做了他們本來就希望他們的掌權者做的事？顯然跟所有歷史遺留問題一樣，這不會有一個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所有歷史都只是表明這些都是既定的事實，但並沒有任何依據證明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方向，只能從歷史事實的蛛絲馬跡中拼湊出一幅近似的畫像。事實是，包括最著名的施陶芬貝格上尉炸彈事件，希特勒共被德國人計劃行刺六次，只是都沒有成功。事實是，作為希特勒的心腹，二戰最慘烈戰役之一的史達林格勒戰役中德軍的陸軍元帥保盧斯，最終投降蘇聯，並選擇在軍事法庭上作為汙點證人。
在公共策略與經濟水平相對落後與低下的古代，說單單為了資源劫掠而戰爭，或許還是有一定現實基礎的，但在工業與經濟同時處於加速發展時期的二十世紀初，情況則複雜得多。即使從農業革命開始算起，到近現代這段期間也只佔人類存在時間不到20%的一小部分，但卻同時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人類社會自近代以來發展速度呈指數式的增長，正是得益於背後多維度纏繞的政治、經濟與科技甚至文化，既相互促進，同時相互制約。因此很難在任何一個單獨的領域去理解事實的全貌。從羅馬的覆滅開始，西歐多個不同體量的主權國互相僵持，同時與數量繁多的外族，長期處於戰爭狀態。嚴酷的競爭環境導致西歐核心國家被迫發展出驚人的生產力，以加速國家的崛起，資本主義就是在這樣的土壤中誕生，因此它的核心也就是催生它的最主要因素——競爭與掠奪。
中世紀晚期的西歐摻雜混亂的種族與文化背景，導致越是處於社會核心的國家，越是遲遲不能從封建君主制過渡到民主社會階段，原因是民主社會缺乏面臨戰事時的高效執行力，只有高度集權的國家才能以強大的軍事和政治資源調度能力應付突如其來的蠻夷入侵，法國就是此類典型，因此，越是民主的國家，越是在軍事上處於劣勢（這也是為何西歐作為民主的發源地，在制度推行上反而落後於後起的美國，後者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屏障，大西洋與太平洋）。而這一社會背景關係，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似乎還在對歐洲各個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產生影響。一戰前夕的德國就已經在民主的路上走得很遠，這得益於他們民族深厚的哲學根基，但事物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在民主社會的先進性還未來得及充分展現的時期，統一後的德意志帝國已經沉不住氣，決意要將數量龐大且缺失凝聚力的德語群體，帶向以鐵血統治為方針的帝國主義道路，以侵略來平衡發展過猛的資本主義社會導致的產能過剩。
這無疑就像武俠小說中的意境，上乘正道武學非一朝一夕可成，但德國已經等不及民主社會的成長，繼而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一戰的失利帶來了以《凡爾賽和約》為主的各種沉重代價（德國因一戰賠款產生的國際債務直到2010年才結清），進一步使德國的經濟完全崩潰，德國馬克面臨的不再是貶值，而是直接變成廢紙。
（截至1923年美元兌馬克約為 1 : 4200億）
德國壟斷資產階級的逐利野心與建立民主共和制的魏瑪政府顯然不在一個步調上，可以說一戰前的德國是為過度膨脹的欲望而戰，而一戰後的德國就是為了生存活命而背水一戰。此時德國人民最需要的是一個能帶領他們走出困境，並能繞過緩慢民主變革進程的強悍領袖。希特勒掌政後，僅僅在五年內便使瀕臨崩潰的德國經濟得以復甦，同時創造了幾百萬個就業崗位，更給工人們提供了休假機會（這在20世紀初期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就跟烏託邦無二，卓別林的《摩登時代》就是最好的證明）。冒著天下之大不韙，單就政治能力的體現，希特勒堪稱克裡斯瑪型領袖的典範，這也是他能快速俘獲民心的積極一面。有史學家曾戲說，假如這個魔頭在發動二戰前就去世，而僅留下他初期的政績，那後世德國人對他的稱謂就會是「偉大的阿道夫•希特勒」。 對於一般人來說，再強的宗教或政治信條，都不足以構成使其支持執政者傾全國之力發動戰爭的動機。不少舉世聞名的戰爭都只是少數人為滿足自己出師無名的權欲，高舉宗教的戰旗作遮醜布發動的侵略罷了（甚至今天談之色變的伊斯蘭國，也無疑是對伊斯蘭教極大的毀謗，在這裡不作詳細交代）。因此能促使德國民眾自告奮勇參戰的原因，無非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已經被壓制到生存邊緣。
與其說希特勒擁有魔鬼般的對意識形態的操控能力，倒不如說，他是個以「順應民意」作獨裁跳板的極端民粹主義者。希特勒是一個善於亂中取勝的人，對於這樣的人，令他最寢食難安的反而是國富民強天下太平，而此時的德國，就正是民怨沸騰，國家興亡於旦夕的革命前夜，他的舞臺連聚光燈都已為他打開，只要他不怕成為世界公敵，站上去，等待他的便是一呼百應。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全球的猶太裔中湧動著一股共產主義浪潮，以馬克思為代表的理論派，以列寧為代表的實踐派（他們倆都是猶太裔），形成了撼動工業國家資產階級政治地位的意識流，彼時的共產主義思想在猶太人中幾乎可以稱為20世紀的希伯萊信仰。希特勒利用這股意識形態與德國猶太資產階級的矛盾性，將當時生活困迫的德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激化，扭曲成反猶太種族主義，並借反對德國共產黨為契機，建立以他窮兵黷武的政治理念為核心價值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通過將猶太人妖魔化成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兇，他名正言順地剝奪了所有德國猶太人的財產，充公為軍隊經費。
簡單來講，經濟層面上的絕望，是德國發動二戰的最直接誘因（這一點與同為軸心國的日本不謀而合，雖不存在一眾西歐國家面臨的競爭環境，但日本面臨的是更為殘酷的現實——自然資源的匱乏。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最直接誘因毋寧是其國內迅猛的工業進程對資源的巨大消耗加之美國對其實施的原油封鎖政治策略），但若把考察的時間跨度擴大一些，追根溯源，德意志帝國一戰後經濟上的困境也可以歸結為政治策略上的冒進，若把考察的對象群體也擴大一些，則甚至可以不負責任地歸結為，以普魯士為主的各個的文化差異較大的族群導致德語群體的民族凝聚力比英法兩國相對低下，以致最終產生極端的種族主義以圖統一。然而，對於後世的人類而言，德國多元的種族文化，卻正是德國學術地位的根基，尼採、黑格爾、路德等等對全人類思想都產生深遠影響的哲人無一不是德意志文化的產物。歷史總是給人一種難以名狀的困惑，同一個對象，同一件事，當你從不同的時間跨度或不同的群體範圍查考，是非功過都是可以互換的，會令人對普世價值產生一種虛無感。若能正確引導這種失落，固然會讓人以水利萬物而不爭的寬厚重新審視世界，從真偽莫辨的各種事實之間，更清楚認識到若真有永恆不變的真理，那是有多彌足珍貴。但同時更要警惕走在相反方向上的危險——對是非曲直的判斷漸趨模糊，陷入相對主義的深淵中，最終失去原則與底線。
在農耕社會出現之前，靠採集狩獵維持的人類社會是平等的，不但因為資源的總量遠超過當時的人口，更因為，人還沒有在意識中給自己植入【積累】這兩個字，因此一場嚴冬的到來就可能是整個部落的致命殺手。直到資本主義的出現，似乎為人類開闢了通往自由的道路，要發展就必須要積累資源，對積累的狂熱使人類的發展從在地上爬的一夜之間成為天上飛的，自此，人類統治的不再只是同類，而是整個地球（人類的存在時間，在地質時間中就只是彈指一瞬，更別說天文單位，但至少人類認為自己已經升為統治者）。【自由】這個詞，終於真正讓人類感到是觸手可及的，然而飛速發展帶來豐裕優渥的生存環境的同時導致的人口激增，也使人類十幾萬年來首次意識到自己所處星球的資源是有限的。這是個噩夢般的認知，在沒有人願意成為受害者的前提下，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在以積累為第一原則的前提下，這意味著，自由就是要趕在其他人之前將資源據為己有，而這更意味著發展的代價就是不平等。
自由與平等是人類追求的永恆目標，為任何一個而完全放棄另一個都會導致社會的失衡。在遠古，人類有絕對的平等，但卻沒有自由，就連離開山洞，都可能為猛獸果腹。在現代，我們的大型離子對撞機就像一個圖騰，是自由的象徵，政治領袖只需輕張金口就可以將心思意念推行給全人類，這在我們祖先的部落領袖們看來是只有他們膜拜的天神才配擁有的能力，但他們卻也同時不會想到，他們卓越如斯的子裔竟還在為了一塊地一口糧而爭得頭破血流。希特勒的納粹黨以鐵十字勳章取代了耶穌的十字架，發動了一次二十世紀意義上的十字軍東徵，他打造出一個新的利未支派——黨衛軍，他瞄準德意志帝國經濟崩潰造成的大規模失業，將其作為民眾理性防線的突破口，把教會一直秉持的馬丁•路德倡導的理念（【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名；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馬書》13:1-2）曲解成人們對他進行偶像崇拜的絕對理由，他就是要成為這個民族的神。也許當盟軍攻破諾曼第，當紅軍兵臨柏林城下，這個擁有魔鬼般魅惑力的人才意識到他始終只是個人。假如他知道被他屠戮的猶太人於納粹德國投降的三年後就在耶路撒冷復興了以色列國，也許就會明白自己只是另一個尼布甲尼撒。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又拜那龍-因為它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它交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