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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從昨日起，《比較》公號推出了 「攫財大亨」一文，從比較的角度幫助我們思考轉型中的「原罪」問題。「攫財大亨」的英文是「Robber Barons」。早先說的是德國貴族在他們的城堡周圍攔路搶劫，攫取財富。在20世紀30年代，有學者將這個詞引伸為形容那些通過血腥或骯髒的手段斂財的巨富。本文回顧了過去150年來美國巨富們的經濟發家史，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影響和政治平衡如何製造了這些「攫財大亨」，維持他們的地位，又是如何制約他們。
作者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教授德龍一開始就提出了一堆問題：經濟能否為私人財富的迅速累積創造機會？當經濟有利於製造出億萬富翁時，是表明更快的經濟增長，還是更慢的經濟增長？政治又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政治力量對巨富是充滿敵意，還是與之攜手？當人們發現政治體制從人民那裡榨取財富，然後輸送給那些與政治勢力關係緊密的超級富翁聯盟時，該如何應對？如何在控制各種腐敗行為的同時，又不阻礙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作者坦承，對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僅僅是嘗試著去回答，以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
本文共計15000字，原載於《比較》第十輯。章節如下：一、引言，二、財富集中與「億萬富翁」，三、 一個世紀前的攫財大亨，四、財富與政治，五、有待論證的初步結論。文章精細編排，分三期連續三天推出。錯過了昨天推送的朋友，可使用推送界面中的「往期文章」查看上期。
三、 一個世紀前的攫財大亨
1. 1900年的攫財大亨
下面我們將考察1900年的美國億萬富翁，那時他們處於財富集中的頂峰，也是億萬富翁相對最多的時代。在22位財富大亨中有9位靠鐵路致富：他們建造和經營了當時美國（1900年）20萬英裡的鐵路軌道。還有三位是靠繼承（遺產）發財的，另外5人來自金融業，在那時所謂金融幾乎全都是鐵路融資。
還有幾位與鐵路行業無關的財富大亨：一位是鋼鐵大王（安德魯·卡耐基），還有幾位是百貨店主，以及來自其他行業的有錢人。但即使你只記得美國第一批億萬富翁的財富主要是來自鐵路，這也沒什麼大錯。
我們如何評價這些鐵路大亨呢？看到諸如利蘭德·斯坦福（Leland Stanford），考利斯.亨廷頓（Colis Huntington），傑伊·古爾德（Jay Gould），詹姆斯·J.希爾（James J. Hill）這些名字時，我們又會聯想起什麼呢？首先他們都各不相同，詹姆斯·J.希爾是位極為優秀的工程師和管理者。E.H.哈裡曼的超人之處在於他能夠挑選工程師來改進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運營。哈裡曼的朋友曾說E.H.哈裡曼（後來美國駐蘇聯大使艾維奧·哈裡曼的父親）是個非常誠實和正直的人。
哈裡曼的對手們卻不這麼看。在一次股東會議上，作為主席的E.H.哈裡曼宣布了一項令人吃驚的規定：因為伊利諾州的公司法不承認代理投票權，所以公司章程中認可代理投票的規定部分是不合法的，因此不能適用。這樣J.P.摩根委派參與本次會議的代理人無權投票，這樣就取消了J.P.摩根的董事會候選人資格（見Corey，1930）。
這是攫財大亨們的另一面：他們都是冷酷無情的人。但所有人都認為他們寧願和E.H.哈裡曼做生意，也不願和傑伊·古爾德打交道，傑伊·古爾德從不理會有關鐵路經營、成本或技術方面的任何問題。在傑伊·古爾德擔任伊利鐵路公司秘書時，他拒絕將英國投資者購買的股份記入公司帳簿，這實際上是剝奪了外國投資者的權利。當伊利鐵路公司的股票價格大幅下跌時，投資者認為傑伊·古爾德把伊利鐵路公司的錢付給了他自己所擁有的一家建築公司，而這家公司完全是一個什麼也不做的空殼公司。最後傑伊·古爾德以他所掌握的其他財產做抵押，購買了伊利鐵路公司的股票，然後宣布他從此退休，不再負責該公司的事務。伊利鐵路公司即可開始上漲——因為投資者看到傑伊·古爾德今後不可能再掠奪該公司的財產了，人人歡欣鼓舞。但將近五分之一的預期資本收益最後都落入了傑·科德的腰包，而這些未來收益與他毫無關係。
世紀之交的攫財大亨們還有著第三幅面孔：儘管他們的財富主要集中在鐵路行業，但他們決不僅僅是鋪設新的鐵路軌道而已，這些人大多也操縱著金融業。先是獲得能夠賺錢的鐵路公司的所有權，然後通過向公眾出售證券將利潤資本化，從而獲得巨額財富。他們還通過將倒手證券來賺錢，由於投資者對鐵路未來利潤有不同的預期，因此證券的價格會上下波動，攫財大亨們也就藉此攬財。工業和金融的緊密結合造就了20世紀初的巨富們。
攫財大亨們的第四個特徵是他們全都極為腐敗。如果允許他們自我辯護的話，他們會說：我們生存的體制本身就是如此腐敗。正如加利福尼亞的考利斯.亨廷頓曾在1877年寫下這樣一段話來解釋為什麼在華盛頓時，他賄賂起來可謂揮金如土：為了要做成事，如果必須出錢（給政客），那也無可厚非。如果一個人（政客）掌握可以做壞事的權力，而且只有當你賄賂他之後，他才肯做好事，我想我不得不去賄賂他（見Josephson，1934）……
2．20世紀初
在1900年至1930年間，億萬富翁不斷增加（從22個到了30個）。這其中，億萬富翁也不再集中於鐵路行業和金融領域。1918年的億萬富翁們獲得財富的行業分布已經極為分散：光學、零售、化學、菸草、農業機械、汽車、食品加工、地方城市鐵路、石油、鋼鐵、以及金融。
就1918年的億萬富翁們而言，有兩點值得關注。第一，他們所從事的行業與現代管理型公司的興起有異曲同工之處（錢德勒在他的書中對此進行了研究）。在所有這些行業裡，由於技術應用使得它們具有巨大的規模經濟潛力。不僅如此，這些行業具有了向全國市場出售其產品的能力，從而使銷售接近了實現規模經濟所需要的數量。必須有通暢的鐵路網絡來便宜迅捷地運輸產品，企業也必須投資建立起一定銷售網絡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出售產品。
錢德勒發現不同的行業都面臨著似乎同樣的悖論：接近壟斷狀態或接近寡頭狀態（實力較強的競爭者利用規模經濟將實力較弱的競爭者擠出），與之相伴的是價格不斷降低（壟斷者和寡頭們發現隨著產量的增加，邊際成本曲線持續下降）。
在1918年及其稍後一段時間的億萬富翁們裡，我們仍然發現了同樣的規律：巨額財富是來自在恰當的時間處於恰當的位置，他們能夠建立起大型企業來利用規模經濟的未來潛力，保持足夠的所有權，以及進入資本市場將未來的預期收益轉化為當前的財富。
讓這些人成為億萬富翁的另一個原因是華爾街願意購買他們的企業。正是從這一筆一筆買賣中，1918年的金融家們也獲得了巨額財富——金融家的工作就是讓企業的創業者退休，然後讓一個職業管理團隊來繼續經營，從而讓那些打算購買創業者股份的人放心：他們的投資不僅安全而且「投有所值」。
於是這些行業創業者的財富迅速攀升，與此同時也為工業證券造就出了一個活躍、充滿生機的市場。但最終這一切又成為災難的根源之一，導致華爾街在大蕭條時期備受攻擊。
3．他人的錢財
在20世紀的頭30年裡，許多美國人都對超級富翁們又怕又恨。有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認為正是這些富翁腐蝕了立法。這種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例如羅德島的參議員阿德瑞奇就被稱為「來自標準石油公司的參議員」。事實上，這位參議員的後人確實和標準石油家族的人聯姻，想想看，70年代美國的副總統納爾遜.A.洛克菲勒，也就是納爾遜·阿德裡奇·洛克菲勒。有人曾想再修一條由西向東穿過阿帕齊山脈的鐵路來和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競爭，但最終發現賓夕法尼亞立法機構的有關委員會始終不同意他們在賓夕法尼亞註冊成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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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們更多是害怕這些超級富翁們，不是因為他們腐蝕了政治（或是，按超級富翁們自己的說法是，那是一個早已腐敗的政治，而且它在壓榨他們），而是因為他們擁有權力：
「通過掌握別人手中的錢財來控制別人」，左翼先鋒鬥士（後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迪斯在1913年這樣寫到。他本人也試圖動員進步黨力量，以便從政治上來扼住金融巨頭們的喉嚨。他選中了摩根的合伙人約翰.皮爾龐特.摩根和其他幾個同類大亨，這幫人在上世紀初幾乎掌控了美國（見Brandeis，1913）。在20世紀最初的10多年裡，只要一家美國公司想要融資的數額超過1000萬美元，它每次都必須求助於摩根財團或其他三個較小的投資銀行中的一個，然後付錢給它們。
如果摩根認為他不應該幫助這家公司籌資，那麼這家公司就拿不到一分錢，也就就無法實現其擴張計劃。美國投資的流動方向這樣被決定了，而行業和公司的生產能力究竟向何處擴張也完全取決與摩根和他那幾個同類大亨們的意願。
這就是J.P.摩根和他的同類大亨們在促使企業家退休並幫助其財富資本化過程中所起到的反面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在市場上成功發行證券，那它就需要摩根或他的其他幾位同類大亨認可公司的未來價值（摩根他們自己也這麼認為），這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華爾街的金融寡頭在決定美國究竟投資於哪些大公司方面擁有無與倫比的決定權。
J.P.摩根財團的高層合伙人與1920年左右依靠市場支配地位不斷獲取規模經濟利潤的其他億萬富翁們有著顯著區別，在摩根合伙人的眼裡，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支配經濟的權力僅僅是因為投資者信任他們在金融方面的判斷能力。如果他們無法確保進行融資的商業項目獲得最高利潤，那麼他們引導資本流向的能力很快就會消失殆盡。在所有其他人看來，這些人就是依靠承諾以最低的價格出售最大數量的證券來並獲取財富的。如果他們另有所圖，那麼具有規模經濟的競爭者就會很快超過上來並將他們掃地出門。
當年摩根等人的態度與今天微軟億萬富翁們的說法幾乎是如出一轍：「不錯，我們是佔據了市場的支配地位並因此獲取了巨額利潤。但IBM在1988年也是憑藉其市場主導地位賺了大筆的錢，1983年時王安實驗室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不密切關注市場，那麼即使今天我們佔據著市場90%的份額，但在未來的十年裡，Novell、Netscape、Sun或是其他現在還名不見經傳的競爭者都會將我們擊垮」。
但當時的進步黨人可不相信那些億萬富翁也是受市場力量操縱的玩偶而已，他們同樣可憐無助。189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發誓要取消將把農民釘死在十字架上而讓摩根及其同類們得益的金本位制。15年之後，路易斯·布蘭迪斯曾警告摩根的合伙人託馬斯·拉蒙特（哈佛大學本科生的圖書館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摩根財團最好是支持進步黨改革計劃，因為這也符合它的利益。如果摩根的合伙人不這樣做的話，進步黨運動就會失敗。美國政治左翼的後繼者是真正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者（DeLong，1991）。
路易斯·布蘭迪斯及其同道中人並不太關心他們將之稱為「金錢信託」的億萬富翁們在經濟是否有效率。在路易斯·布蘭迪斯的心裡，金錢大亨之所以是罪惡的象徵，唯一原因就是他們太大太富。布蘭迪斯認為美國的發展依賴於：個人的自由。在這個國家裡，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每個人能夠自由地工作和交易，而無須害怕那些隨時可能將個人吞沒的巨大權勢。
因此單單是規模本身就使得億萬富翁的財富變得「危險起來，而且極其危險」。巨富們在政治上可謂備受敵視，但令我多少有些吃驚的是，他們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頑強。那些被稱為「金錢信託」的機構曾兩次受到國會的嚴格調查。一次是由薩莫爾·恩特米耶（洛克菲勒的前任律師，他之所以樂意進行調查好象是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在創立聯合銅業公司時拿到應得的利潤，至少他對此耿耿於懷，見美國國會，1913，Lawson，1905）領導的一個國會特別委員會在1912-1913年間進行的。另外一次是在1932-1933年，由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領導了這次調查。
來自美國中西部的人民黨人發現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他們的參議員不失時機地要求進行政治和經濟變革來削弱那些超級富翁們所掌握的權力（請注意，查爾斯·林登博爾，一位來自中西部的參議員的兒子，這位首次不間歇地飛躍大西洋的人就娶了J.P.摩根財團合伙人達沃特·莫羅的女兒安妮·莫羅）。這場政治辯論只是因為遇到了大蕭條才停歇下來。人們都假定股票市場的災難與大蕭條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於是證券界也就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進步黨的鐵桿英雄們終於在20世紀30年代贏得了過去三十多年來他們一直未能取得的勝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發動這場戰役的竟是共和黨總統胡佛。胡佛認為是華爾街的投機者拖延了大蕭條結束的時間並且拒絕採取措施恢復繁榮。他威脅要進行調查從而逼迫紐約的金融家們去扭轉局面，他相信這樣就能夠重獲繁榮。於是，如富蘭克林.羅斯福所說：「那些用金錢投機倒把的人從我們文明神廟的高壇上轟然墜地」。大蕭條時期的金融市場改革法案打破了董事成員和投資銀行業之間的聯繫，同時徹底摧毀了以商業銀行為基礎的財產組合管理，這是1930年以前美國金融業的重要特徵。投資銀行家再也不能從事商業銀行業務了。存款人的錢不能直接用於支持新證券的發行價格。董事們不能再相互交叉任職：銀行家不能進入其客戶公司的董事會。
4．億萬富翁之路受阻
不管大蕭條時期的金融改革到底改了些什麼（有人就認為改革嚴重影響了華爾街為新公司輸入資金的能力），也不論新政究竟帶來了什麼（它確實為美國帶來了社會民主並平衡了收入分配），一個重要的結果（當然是想要達到的結果）是，自此之後，成為億萬富翁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了。
請注意，這並不是說以前成為億萬富翁就很容易，而是指那些有好運氣、有技術、具有奉獻精神同時冷酷無情的企業家們通往億萬富翁的道路幾乎被關閉了。
決定將大筆資金投入到工業或其他企業的權力再也不屬於華爾街的金融家了：沒有人可以一邊擔任著公司經營者的職位（如裡蘭德·斯坦福，或是查爾斯·施瓦布），一邊在華爾街從事籌資或大規模借款的活動。如果想要從事大規模借款活動，你必須是一位投資銀行家，但不能兼做製造業或建築業的生意，或者你必須是一位商業銀行家，但不能從事證券發行和證券經營業務。
裡蘭德·斯坦福，或是查爾斯·施瓦布之類的人卻可以同時從事上述業務，這樣他們就能夠決定資金流向哪家企業，從而獲得了巨額財富。但1933年之後，投資銀行家（如道格拉斯·狄龍或普裡斯考特·布希）不得不將籌資業務交給職業經營經理，因為所有權和控制權必須分離。
從2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美國億萬富翁的數量下降了近一半，而同期的勞動力卻增長了40%。老的億萬富翁逐漸消退，而新人卻沒有跟上。如果不是有來自鋁業和石油業的大亨，億萬富翁的比例可能會下降地更快。鋁業之所以能夠造就億萬富翁是因為鋁作為質量極輕的材料在航空製造工業中（特別是軍事航空製造）佔據著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這樣美國鋁業公司的阿爾科爾由於擁有牙買加的礦石資源幾乎完全壟斷了這一行業。而石油成為財富之源是因為地下埋有大量石油，無數人為了能一夜暴富，甘願冒險下賭於德克薩斯還未開發的油田。
羅斯福新政對經濟權力過度集中於私人手中充滿敵意並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催生新億萬富翁的生命之水日益枯竭，金融和工業相互攜手幫助人們登上財富頂峰之路被無情切斷。
1930至1980年期間對億萬富翁充滿敵意的政治經濟環境是否對美國經濟造成了不利影響呢？這種環境是否由於打擊了企業家精神，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率呢？作為一名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總是堅信：天下事常常是有得必有失），我的回答是：「沒錯，是這樣！」。我認為關閉了為企業家進行融資的渠道（E.H.哈裡曼、詹姆斯·希爾、喬治·貝克、路易斯·司維福特、喬治·伊斯特曼一起其他許多人都是靠這種辦法獲得了巨額財富），我們肯定為此付出了代價。
但即使如此，在有關總體經濟增長的數據中並沒有相應證據。就長期經濟增長而言，30年代和40年代是典型的增長時期。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濟增長明顯高於平均水平。有人曾擔心缺少工業大亨，美國經濟不免要受到負面影響。在30年代初期，伯利和米恩斯（1932）就曾提出很可能正是由於投資銀行業的日益萎縮才使公司總裁們獲得了很高的獨立性。公司總裁們能夠利用公司的資源在年度會議上支持他們自己指定的候選人，而反對現任管理層而未擔任總裁的人們所中意候選人卻無法利用公司資源獲得支持。
在1929年之前，公司管理團隊中的潛在反對派中如果想要改變公司的現行政策，他們可以去找摩根。如果摩根認可了這些人的說法，那麼原來的管理層可能很快就必須捲鋪蓋走人，公司的大政方針也將由此改弦易轍。而到了1945年之後，反對派就不得不想辦法去找那些大量分散的個人股東，然後說服他們來支持公司控制權的變更。然而提供資金的投資者與治理公司的經理人卻因此無法建立起長久的合作關係，這一點甚至令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都深為恐懼。但很難找到強有力的數量模型來證明上述擔心：至今還沒有任何可量化的證據表明針對億萬富翁的政治打擊確實給美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5．超級富翁重返舞臺
自1980年以後，美國的超級富翁們東山再起。部分的原因是源於過去10多年股市的高度繁榮，這讓許多繼承父輩財富的人變成了億萬富翁，而他們富有的先人卻與此無緣。這是美國真正的第一代「世襲貴族」：這代人所擁有的巨大社會和經濟權力是因繼承而獲得的。
超級富翁之所以能夠重新崛起更多地是因為隨著美國在大蕭條後建立起來的金融規則的逐步瓦解，金融家與公司經理人之間的界限已經日益模糊。人們又可以籌集大筆資金，然後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投資方向，而不是將這項權力轉給拿著工資的經理人來滿足他們將公司永遠維持下去的願望。
也許我們還能夠發現新的「領頭行業」的興起在造就美國今天的億萬富翁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與19世紀末期的鐵路行業具有相似之處。如果將電子、軟體、娛樂和電信結合在一起，那麼它們很可能在21世紀初成為一個行業，而這個行業正在製造著一大批億萬富翁：從中至少會誕生美國四分之一的新富翁或者更多。
-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