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文海》卷229收錄了鄭以偉的《泰西水法序》一文，序文中的一段文字引起我們的極大興趣：
「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嘉靖時，刀法得之佛郎機，鳥嘴炮法得之日本。」
鄭以偉字子器，江西上饒人，翰林出身，是萬曆、崇禎間的名宦，曾經與徐光啟同時入閣。《明史》本傳說他「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他自己也頗以博學自許。鄭以偉與徐光啟是同僚至交，又與利瑪竇等「西儒」有交往，是一位比較留心中外文化交流的官員，所以我以為他上面的說法必有所據。
「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一說，《明史·兵志一》也有記載，說成祖時「徵交南，得火器法，立營肄習。」
永樂、宣德間人黃瑜在其《雙槐歲抄》卷5「京軍進軍」條中也提到：「後徵交南，得神槍火器之法，立神機營。」此外，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17《兵部·火藥》條言之最詳：
「本朝以火器御虜，為古今第一戰具。然其器之輕妙，實於文皇帝平交趾始得之。即用其偽相國、越國大王黎澄為工部官，專司督造，盡得其傳。」
「鳥嘴炮法得之日本」一說也是有根據的，但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所謂「鳥嘴炮」當即「鳥嘴銃」，也就是滑膛槍或火繩槍，亦稱「火槍」。這種新式武器由葡萄牙人傳入日本，再由日本傳到中國。嘉靖、萬曆間人葉權在其《賢博編》一書中曾說：
「鳥嘴鋶即佛郎機之手照，日本國制稍短而後有關捩可開，佛郎機制長而後閉。人持一支，如中國之帶弓矢。最貴重者，上錯黃金，可值銀百兩。乃以精鐵先煉成莖，立而以長錐鑽之，其中光瑩，無毫髮阻礙，故發則中的。」
葉權描述的是他所見到的佛郎機人的鳥嘴銃，並未言及誰傳給誰的問題，但被日本人稱之為「鐵炮」的這種新式武器，確由葡萄牙人先傳到日本，然後才傳來中國，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至於何時何地由日本人傳到中國的問題，也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三說之中，以「刀法得之佛郎機」之說最難理解。
我認為，鄭以偉的本意並不是說明朝軍民學到了葡萄牙的刀法，而是說通過葡萄牙人——確切些說，是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學到了日本刀法。鄭以偉略去「日本」二字乃是出於遷就行文，他的「佛郎機」三字應視同澳門的代名詞。我做如是解，是基於以下的理由。
首先，在明代文獻和官私武術資料中，尚未發現中國軍民曾向葡萄牙人或其它歐洲人學習西洋刀法的記載，在保存民間的古典武術中也無任何痕跡可尋。總之，迄今在軍事史、兵器史和武術史的研究中，尚未見到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在以口傳身授為主要傳習方式的民間武術界，連任何一點細屑的口碑材料都未曾發現。
其次，當明朝嘉靖末年和嘉靖以後， 中國軍民確曾認真學習、引進過日本刀法。經過改造了的日本刀法，被稱之為「倭刀」、「長刀」或「雙手刀」，成為明代軍隊的重要武藝，也是明以後中國武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至今猶被少數武術家族所傳習。
最先注意到日本刀優勢並加以引進的是戚繼光。嘉靖三十九年（1560）他的兵學名著《紀效新書》首次刊行於浙江，從書中看，此時他的軍隊已裝備了日本式長刀，但可能是明朝的仿製品。他曾說：
「長刀自倭犯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躍光閃而前，我兵已奪氣矣。倭喜躍，一迸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身多兩斷！」
與之相比，當時的中國刀質量粗劣，刀體笨重，不利於擊刺。軍中刀法也多數成了「進退迴旋，只可飾觀」的虛花技藝。所以，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收錄了民間長兵短兵各家武藝精萃，唯獨沒有收進刀法，他不無遺憾地寫道：
「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候豪傑續之。」
這證明儘管戚家軍已裝備有日本長刀，但它的實用技術，戚本人和戚家軍的武藝教師們並沒有真正掌握。嘉靖四十年（辛酉），即《紀效新書》問世的第二年，戚繼光在台州之役的戰陣上得到日本刀法的「倭夷原本」，「又從而演之」，編成若干長刀基本法勢，用以訓練士卒，這就是世傳所謂「辛酉刀法」。萬曆十五年，主持薊鎮防務達十六年之久的戚繼光，在政治靠山張居正死後僅半年，就遭到政敵攻訐，被調任廣東總兵。他在鬱悒沉悶的心情下，重新修訂《紀效新書》，又改回十八卷為十四卷，刪去不少非軍中必用之技，如拳法之類，但他增收了日本刀譜及其演練方法，算是自己完成了虛缺待補的心願。
戚繼光之外，民間武藝界研習日本刀法者也不乏其人。浙人劉雲峰曾學到日本刀法，他傳給安徽休寧的程宗獻，程據以寫成《單刀法選》一書。另一位江蘇太倉武藝家石電（敬巖）也掌握了日本刀法，崇禎初年曾傳給弟子陸桴亭、吳殳等。入清以後，矢守遺民志節的吳殳寫成《單刀圖譜》，收在他的武學名著《手臂錄》一書中。
如上所述，明朝自嘉靖以後積極引進日本刀法並著書立說者不一而足，而引進的途徑亦各不相同。戚繼光是「陣上得之」；劉雲峰、石電的來路就不甚清楚，但大體上得自民間渠道。除了我們見諸文獻者外，應該還有許多傳習者，可能他們多是與筆墨無緣的職業軍人和民間拳師，既無著述傳世，其傳習淵源也就泯沒無聞了。這中間，不能排除有人另闢蹊徑，不是從日本本土或日本人那裡學來，而是通過澳門，通過葡萄牙人學到了日本武士一向視同珍秘的日本刀法，然後又傳入明朝軍中。鄭以偉所言「嘉靖時，刀法得之佛郎機」，應該有一位具體的「得之」者，但鄭未明言「得之」者是何人，明代文獻中亦線索可尋，這不免給我們留下一個謎團。
以上的考證分析，尚不足以證明我對「刀法得之佛郎機」的解說確有道理。我以為還需要說明澳門與日本劍刀的關係，需要論證澳門在日中劍刀與刀法交流上充當中介作用的可能性。目前，這方面的資料很有限，我的解說需要藉助對有限資料的討論分析。
二
以日本刀為題材的詩文創作，在明清兩代比較多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刀在中國影響之大，傳播之廣。舉例說，指揮過抗倭戰爭而又精通武藝之道的唐順之（荊川）寫過《日本刀歌》；略晚於唐氏的宋懋澄寫過《日本刀記》；⑧遊蹤到過澳門的劇作家湯顯祖也寫過一首《倭王刀子歌》。⑨但引人矚目的是明末清初有「嶺南三家」之譽的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三人都有關於日本刀的詩文傳世，其中屈大均的一段文字最具史料價值。
屈大均以博學多識聞名，他在《廣東新語》卷16「刀」條中，詳細記述了他所了解的日本刀情況。為便於討論，我們勿憚其煩，節錄如下：
「粵多番刀，有曰日本刀者，聞其國無論酋王鬼子，始生，即以鑌鐵百斛，淬之溪中，歲凡十數煉。比及丁年，僅成三刀，其修短以人為度，長者五六尺為上庫刀，中者腰刀，短小者解腕刀。……其刀唯刻「上庫」字者不出境，刻漢字或八幡大菩薩、單槽、雙槽者，澳門多有之。……其水土既良，錘鍊復久，以故光芒炫目，犀利逼人，切玉若泥，吹芒斷行發。久若發硎，不折不缺。其人率橫行疾鬥，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短以躍越，蹲以為步，退為伐，臂以承腕，挑以藏撇，豬突蟹奔，萬人闢易，真島中之絕技也。其軟者以金銀雜純鋼煉之，卷之屈曲如遊龍，首尾相連；舒之勁直自若，可以穿鐵甲，洞堅石。……刀頭凡作二層，一置金羅經，一置千裡鏡，澳夷往往佩之。」
屈大均這段文字，前半段與明代其它文獻的記述，例如胡宗憲、鄭若曾《籌海圖編》、李言恭《日本考》等大致相同，而後半段則是同類文字中所僅見的。他對日本刀從製作工藝到類別區分，再到實用技藝的細緻描述，顯然來自他對此物的特殊興趣和入微觀察。特別是「橫行疾頭，飄忽如飛」八個字，以及其他一些實用技藝的概括之詞，一如出自此道中高手之筆，因此不能排除屈大均本人對日本刀法有過深入研習的可能性。這也符合這位在明亡之後堅守遺民志節，恢復之志耿耿於懷者的深曲用心。
屈大均的遊屐曾到澳門，他關於日本刀的知識很大程度上得自於澳門，這是細讀其文不難體味到的。此文中，他曾兩度提到澳門，一是說除「上庫刀」以外的其他程式日本刀「澳門多有之」；二是說到日本刀中有一種可伸屈自如的品類時，特為指出：「澳夷往往佩之」。這就是說，當時澳門的葡萄亞人也喜歡使用日本刀，特別是那種可伸屈自如的長刀（劍）。
關於「澳夷」所佩劍刀具有伸屈自的特點，早在明代就被中國人注意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在論及已佔據澳門的葡萄牙人的武力時曾說：「此夥所用兵器，唯一軟劍」。略晚於俞大猷的葉權也曾說澳門葡萄牙人「持大創棒長劍，劍之鐵軟而可屈，縱則復伸」於此可見，早在明代嘉靖、萬曆之際，入據澳門的葡萄牙人所使用的短兵器就「軟而可屈，縱則復伸」的「長劍」。當然，這種兵器很可能有來自葡國者，但後來則主要取自於日本的產品，這一點除了上引屈大均的記述外，還可找到別的印證材料。
例如，晚於屈大均的印光任、張汝霖在《澳門紀略》中說，澳門佛郎機所佩之刀「有可盤曲如帶者」，「刀頭二層，一置羅經，一置遠視鏡」。所述與屈大均產法完全一致，足見乃是日本產品。此外，印、張二人《澳門紀略》卷下載述日本國時，引錄了屈大均的朋友陳恭尹的《日本刀歌》，詩裡所描述的日本刀正是可屈伸自如者，詩裡有以下的句子：
白日所出金鐵流，
鐵之性剛金性柔。
鑄為寶刀能屈伸，
屈以防身伸殺人
這些詩句可視為印、張對佛郎機所佩劍刀產地的一個註腳。康熙初，兵部尚書龔翔麟曾到澳門視察，他看到的葡萄牙人「腰佩長刀，刀著地尺許。」顯然也屬日本刀之類。
「澳夷」喜佩日本刀與日本刀在澳門的多見，說明當明清之際，澳門是日本刀的一個重要銷售市場，其銷售對象除了澳門當地的葡國人以外，我以為主要還是通過澳門或通過葡萄牙商人轉銷到廣東等地。我們目前尚未找到可直接說明這一情況的材料，但似可以從某些間接材料推而知之。溫睿臨《南疆逸史》卷38《死事》載明末廣東抗清人物李爾龍事跡云：
「李爾龍者新會人，年少性傑烈，誓欲殲敵。一日以重金購得倭刀，甚犀利，夜置床上錚錚嗚。爾龍大喜曰：天賜也！持往廣州。值諸官有事江滸，爾龍短衣跣足，奮刀前斬，士卒死傷者數人，侍衛潰亂，人大駭走。爾龍大呼：我天兵數萬在此！城將閉，爾龍奪馬馳入城中，至平南王府，門者叢槍剌之，策馬復馳去，追及演武場，身負數十槍被執……遂瘐死獄中。」
李爾龍的倭刀得自新會，得到倭刀後「大喜曰：天賜也！」立即赴廣州獨自攻打平南王尚可喜的王府，證明他是一位精通日本刀法的英雄人物，不然僅憑一柄倭刀，不解其妙用，就敢如此行事，那是不可思議的。「嶺南三家」之一的梁佩蘭的一首《日本刀歌》，為日本刀在廣東的銷售提供了更具體的例證。詩載梁的《六瑩堂集》卷3，較長，謹節引有關詩句如下：
市中寶刀五尺許，市中賈人向予語。
紅毛鬼子來大洋，此刀得自日本王。
……
紅毛得刀來廣州，大船經過海若愁。
攜出市中人不訓，價取千金售不得。
梁詩揭示了一個重要現象，即廣州市面上有「紅毛鬼子」運來的日本刀。其刀是否如「市中賈人」所言是得自日本國王，是否價值千金，這些都出自賈人之口或詩人虛擬，不必考信。唯值得注意的是，「紅毛鬼子」從海上運來日本刀，賣給廣州當地的「市中賈人」，以高價推銷。這裡所謂「紅毛鬼子」，明清時代一般指荷蘭人而言，但有時也指葡萄牙人或「西洋諸夷」，其概念並不嚴格。我覺得這裡指葡萄牙人的可能性居多，理由是：
第一，如屈大均所言，日本刀在澳門多見，顯然它是作為一種商品出現的，而葡萄牙人經營這種特殊商品有地理之便。
第二，荷蘭也出產質地優良的劍刀，明張燮《東西洋考》卷6「紅毛蕃」中曾提到過。清康熙六年，荷蘭使者曾向清朝進獻所產刀劍，王士禎《池北偶談》卷6「荷蘭貢物」條記載甚詳。王還專門寫了《荷蘭刀劍詩》以詠其事。據此，荷蘭人既無葡萄牙人的地理之便，本國又出產優質刀劍，似乎沒有必要輾轉販運日本刀劍。
實際上明嘉靖以後到清朝初期，中國軍民對日本刀的崇尚和大量需求，應該是澳門成為日本刀集散之地的主要原因。
明代的倭患曾嚴重影響到日中勘合貿易，日本以「貢獻」為名向中國大量銷售劍刀製品，主要是在倭患尚未釀為劇禍的明前期。及至嘉靖、隆慶這際，倭焰正熾，戰事頻仍，勘合貿易陷於停滯，以「貢獻」向中國輸入劍刀的事情不復見於史載。但日中間的劍刀貿易並未中斷，原因是這時期明朝軍隊的需求最較之明前期更多了。僅以戚繼光而言，前已論及他在浙江抗倭時，軍隊已裝備倭式長刀，但尚未系統裝備。到了隆慶五年（1571），他的另一部兵學名著《練兵實紀》刻成時，也即他由東南御倭戰場調任薊鎮總督以防禦蒙古人時，他所統率的數萬大軍已普遍配置了日本長刀和各式倭刀，長刀擊刺之法成了他訓練士卒的基本戰鬥技藝之一。
這反映了明朝軍隊對日本劍刀的實際需求有增無減。當然明朝軍中所用「倭刀」有相當一部分是明朝兵仗局的仿製品，並非全用舶來之物，這早從洪武年間就開始了。
但當時的仿製品大多質地粗劣，遠不及日本產品法式考究，輕利堅韌，臨陣之效判若兩途。總之，明朝官私的大量需求，使出口劍刀依然有利可圖，於是，除了從山東、浙江等沿海地區走私之外，經澳門轉銷到粵、閩等地，也應該是銷售渠道之一。這就出現了梁佩蘭詩中所描寫的「市上賈人」出賣日本刀的一幕。
清代初年的廣東境內，在清軍攻剿殘明勢力的戰爭中，日本刀仍然大有用場，廣東遺民歌人王邦畿（番禺人）寫了一首紀實性的《日本刀歌》，其云：
北風刀氣腥，南風刀氣青。
曾佐帝王子，殺人奪人城。
殺人論功不及刀，寶刀爾亦空徒勞。
風乾人耳一百斤，為君致謝日本人！
據黃海章先生釋解，「帝王子」指清軍，遭屠戮者自然是廣東境內堅持抗清的南明軍民。可見繼明朝之後，日本刀又成為大清八旗兵丁手中的利器，亦見清軍所以屢戰克捷是有其道理的，這一點，文獻未載，王詩有補史價值。值得思考的是廣東清軍手中的日本刀來自何方，當然，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居多，同時也有可能得到了澳門葡萄牙人的支援，這並非空穴來風之說，而是可以找到佐證的。
明朝廣東抗清人物中，以張家玉的事跡最稱壯烈，這位精通武藝而又善能聯絡江湖豪強勢力的抗清英雄，曾使清軍屢遭重創。屈大均為張家玉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烈張公行狀》，其中寫到張家玉與清軍李成棟部戰於新安西鄉（今深圳市南）時，特為寫明：
「虜（指清軍）以紅毛鬼子數百為先鋒，人持雙倭刀，擁花罽，跳蕩而來。中軍參將趙省一揮兵以 竿刺之，並得其崑崙舶，虜遁去。」
這是一段前所未見的重要史料。僅就其文字表面而言，「紅毛鬼子」應指葡萄牙人。屈大均本人在《澳門詩》中稱居澳葡人的為「紅鬼子」、「大紅毛」，這與《行狀》用詞前後一致。再者，只有佔據澳門的葡人當局，才因其利益攸關而密切關註明清革代之變。澳門的耶穌會士與南明政權高層人物有過較多的接觸，而澳門當局看到成敗大勢已定，乃從自身利益和澳門前景出發，直接介入這場戰爭，以換取大清王朝的好感，這是合乎情理的推斷。明朝靖之末，澳門葡人就曾幫助明軍剿滅潮州柘林的叛兵，從而獲得「恃功姿橫」的資本。現在幫著清軍打南明軍隊，無非故伎重演而已。
最後一點，「人持雙倭刀」的作戰方式，也似乎只有澳門葡人有這個本領，這是正宗的日本刀實戰之法，絕非其他「西洋諸夷」所能掌握。這五個字對我們探索清軍手中日本刀的來路問題不無啟發，同時，對我們前關於「刀法得之佛郎機」的解釋，多了一條力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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