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鴉校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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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莫斯科舉辦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審判。
當時正值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幾名被告被押上了法庭。
檢察官安德烈咆哮著怒罵他們都是「瘋狗」，應該「拉出去槍斃」。
讓人意外的是，被告們沒有爭相恐後地反駁，而是瘋狂地點頭。
一個人主動承認自己策劃了謀殺史達林的行動，痛罵自己是「國家的渣滓」；
一個人說自己十惡不赦，根本不配做辯護；
一個人說：我跟我的夥伴們不光是殺人犯，還是法西斯分子；
一個人說：我是黨的叛徒！請槍斃我吧！還有我的前妻，也請斃了她！
他們請求法官給他們最嚴厲的刑罰。最後這些人全部被槍決，還感謝檢察官對他們處以極刑。
聽聞這場審判的美國人感到震驚，他們覺得「莫斯科公審簡直就是在做戲」，而所有的供詞經過調查，都是子虛烏有。
蘇聯人，是不是對這些犯人實行了「精神控制」？
10年後的1948年，一場近似的戲碼在匈牙利上演。
東歐最高樞機主教（紅衣主教）敏澤迪被逮捕。
5周以後，他站在被告席上搖搖晃晃，目光呆滯，夢遊似地有一句答一句，他說他偷了這個國家最珍貴的聖物——聖斯提芬的皇冠，他還說，他要推翻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政府，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當他的老母親去獄裡去探監的時候，他連媽都不認識了。
而他的籤名也變了樣，再也寫不出從前的筆跡。
有人說這個人不是敏澤迪，是個冒牌貨。
但更多的人開始相信，主教被人下了藥——那是「用於逼供的麻醉、鎮靜劑」。
美國陸軍情報顧問說：「他們偷走了他的靈魂。」
1
怖之花
敏澤迪被判處無期徒刑3年後，美國人終於看到：共產主義開始對我們動手了。
1952年，美國一架戰機在朝鮮被擊落，4個月後，美國飛行員供認，他們「一直在朝鮮部署炭疽、霍亂、鼠疫病菌等生化武器。」
「我對朝鮮人民和中國志願軍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然而資料顯示，由於行動絕密，飛行員根本不知道他們飛機上裝的是什麼。
但飛行員說的有鼻子有眼，從武器、投放時間到技術細節，什麼都交代了。
這些供詞都是真的，當時朝鮮半島上有細菌武器。
中國人民志願軍衛生部長吳之理多年後發表文章《1952年的細菌戰是一場虛驚》，試圖為這份供詞「闢謠」，掩蓋事實。
而離奇的是，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一批美國戰俘宣布「反對資本主義，擁護共產主義」，拒絕回美國，要留在共產主義中國。
一個西方士兵甚至說：中國軍隊是如此關心敵人們的安危，他們只朝著敵軍頭頂上空射擊，生怕射傷了他們。
美國政府的驚懼之情被徹底引爆：這還得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還逮捕了兩名俄國間諜，從他們身上搜出的塑料筒裡，裝著灰白色的黏稠液體。
兩名間諜宣稱這些液體「能把人變成行屍走肉」，沒人能抵擋強勁的藥效。而沒有一個美國實驗室能化驗出其中的成分。
中情局認為，他們正在見證某種可怕現象的誕生。
他們決心務必要做點什麼。
50年代，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連續出版圖書，大肆宣傳共產主義陣營的「精神控制」魔法，他說中文裡有這麼有一個詞——「洗腦」（hsi nao），他給翻譯成了英文——Brainwashing。
美國《新共和》雜誌上的大標題赫然寫著：
共產主義洗腦，我們準備好了嗎？
中情局的評估報告也認為，有明顯的跡象顯示，東方陣營在使用安非他明、苯丙胺、巴比妥酸鹽等藥物，從犯人身上榨取信息的技術「已先進得超乎我們的想像」，研究人員勾兌「粉末、飲料、烈酒和各種注射劑」，製作招供藥物，實施催眠術。
在蘇聯成功試爆核武器之後，美國可能隨時遭到共產陣營打擊的恐懼，更是深深地攫住了每個人的心。
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宣布，冷戰已經進入了心理攻防戰的時代。
美國要為人類思想而戰，為大腦而戰。
中情局前副局長（Ray Cline）回憶說：
「如果中情局在50年代不想整明白蘇聯人的『洗腦神藥』是啥玩意兒，那局長早就該捲鋪蓋走人了。」
為了研究「洗腦」，中情局成立了專門的絕密機構，代號「藍鳥」（Bluebird），後來更名為「朝鮮薊」（Artichoke）和「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
從那一刻開始，他們舞出了魔鬼的步伐，這一跳就是20年。
而多年以後，當這場荒誕的鬧劇尷尬收場、曲終人散之時，他們也沒有意識到一件事：
這世上真正被「洗腦恐懼」洗過腦的，只有中情局自己。
2
惡之花
1960年，生了4個孩子、陷入深度抑鬱、失眠的傑妮，在丈夫的鼓勵下，走進了維多利亞皇家醫院，找到了精神科的主治醫師卡梅隆。
傑妮並不知道，這個著名的加拿大醫生，3年間收了美國中情局75000美金，要拿他的病人做「活體實驗」。
卡梅隆是當時美國心理協會的主席，還是加拿大精神病學協會主席，在圈子裡名聲斐然，卻也是出了名地急躁。
他不願意花大把時間傾聽你的煩惱，而是用一臺錄音機把病人的話都錄了下來，然後把他們最難受的心裡話，再一遍遍放給病人聽。
他把這種方法叫做「全自動精神療法」。
很多病人聽自己吐露的隱私，比如「當時我媽媽是怎麼狠心拋棄我的」，聽了成千上萬遍，聽到崩潰。
卡梅隆卻從不善罷甘休，而是變本加厲，把錄音機放到病人的枕頭底下，睡覺的時候也必須聽。
「我恨我媽媽。」
「我婆婆不會毒死我的，她是個好人。」
一遍又一遍，有人收聽同一條信息多達50萬次。
有的病人開始產生幻覺，朝著空氣要糖吃，掀開被子，驅趕裡面的「小狗和小鳥」。
一個19歲的優秀女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吮吸大拇指、餵食用奶瓶、在地板上撒尿的人。
「在過去兩年，一百多個病人都被洗了腦——用的就是加拿大技術。」
為了不讓病人各自的「洗腦神曲」互相干擾，他給每個人每天戴20個小時的耳機；
為了不讓病人扯掉耳機，他用美式橄欖球的頭盔鎖住了病人的腦袋，想不聽都不行。
15年間，他像餵飯一樣給病人們餵各種致幻劑、鎮靜劑——阿米妥鈉、LSD、酶斯卡靈、五氯酚、氯普馬嗪、裸蓋菇鹼……甚至用非洲的箭毒木毒液麻醉、癱瘓人體，強迫他們接受錄音帶的洗腦。
50年後，當記者採訪傑妮的時候，她依然記得耳機裡那段恐怖的夢魘：
「傑妮，你是在逃避責任！為什麼？你不想照顧丈夫！不想照顧孩子！為什麼呢？」
箭毒木、冬眠靈、一氧化二氮，隔著頭盔上的縫隙塞到了她的嘴裡。
「耳朵裡的聲音太吵了，我不想聽，可誰又有堅不可摧的意志呢？」
她像個受了驚的孩子一樣，蹭到牆角裡瑟瑟發抖。
有一次她逃了出去，到一樓的咖啡廳點了杯咖啡，結果被卡梅隆撞個正著。
「傑妮！回去聽耳機！」當她全力反抗時，卡梅隆像慈父一樣，環抱著她的肩膀：「傑妮，難道你不想早日康復嗎？」
美國中情局十分期待卡梅隆的「療效」，希望他的「治療」方法在衝垮病人的心理防線以後，能「樹立起新的東西」。
但「可惜」的是，他除了能讓人精神錯亂，多數都「沒有什么正面效果」。
他可以「摧毀」一個人的大腦，卻沒法「重建」它。
他沒有能力完成「洗腦」的第二步——對人新的行為能力進行「編程」，創造出操縱者想要的言談舉止，但他依然堅稱自己和蘇聯的洗腦術「別無二致」。
中情局一直想找辦法，讓那些離職的前特工們忘掉各種機密。
而受到卡梅隆的啟發，中情局想出來一招——用「鉛棍」猛擊特工，製造腦震蕩，讓他失憶，但是「大力不一定出奇蹟」，下手太狠把人打死了也不行，所以後來也沒有推行下去。
中情局又問卡梅隆：電擊失憶行不行？他說電過火了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就這樣，卡梅隆拿錢從不客氣，療效全靠嗶嗶。但中情局並不介懷，因為卡梅隆的所作所為，只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中的一小小小部分——第68號子計劃而已。
「我們是在為戰事做準備。」
類似這樣的變態實驗和藥物研發，總共多達150餘項，參與研究的機構遍布全美和加拿大，其中包括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伊利諾伊大學等44所知名高校，麻薩諸塞州總醫院、西奈山醫院等12家醫院，15家研究機構，還有3個懲戒所。
通過各類巧立名目的基金會，中情局得到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
為了在戰後快速掌握細菌、病毒等生化技術，推進研究「精神控制」秘法，美國人甚至把屠殺猶太人的納粹生物戰研究中心主任布魯姆，還有在中國東北做活體生化實驗的日本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通通免罪，把他們招到美國中情局的麾下效力。
布魯姆開發的神經毒氣，在波蘭的囚犯營地裡殺死了35000人，而他很快就要向美國科學家「傾囊傳授」沙林毒氣的研製秘法；
石井四郎在得到美國特赦承諾以後，交出了私藏的15000張顯微幻燈片，每一張幻燈片上包含著一小塊人體器官組織——腎臟、肝臟、脾臟，它們在感染了炭疽、鼠疫、霍亂、肺結核、壞疽、梅毒之後呈現的病變形態——那每一張幻燈背後，都是一條中國人鮮血淋漓的生命。
而美國科學家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他們說這「極大地補充了」美國對生物戰的研究成果。
為了讓「科學無國界」，美國給納粹科學家敞開大門，為他們特地籤發了1000多張籤證，史稱「回形針行動」。
而「精神控制計劃」的研究範圍極廣，目的也遠不止「洗腦」這一項，而旨在動用一切手段，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比如：
怎麼讓一個人突然情緒激動，口不擇言，在公眾面前名譽掃地？
怎麼讓一個人喝一點點酒就「斷片兒」倒下？
怎麼讓一個人沒病的時候也能生出病來，至少在化驗單上看著「有病」？
怎麼讓一個人短時失憶？又怎麼讓一個人永久性失憶，變成白痴？
怎麼讓一個人慢慢地精神錯亂？
怎麼讓一個人改變人格，突然變得「黏乎人」，對另一個人依賴得不行？
……
這些全都在他們的研究範圍內。
中情局投入了上千萬美金，真的把這些東西做出來了嗎？
現實情況一言難盡。
在藥物實驗中他們發現，先往人的一條胳膊裡注射巴比妥酸鹽（鎮靜劑），瞌睡以後，再往另一條胳膊裡注射安非他明（解除憂鬱疲勞的藥），這人就會開始胡言亂語，有時候一不小心就能「說禿嚕嘴」，說點兒有用的真話出來。
然而問題在於，在他們把各種「吐真劑」（讓你說實話）——東莨菪鹼、咖啡因、苯丙胺、酒精和大麻，全試了一圈兒之後，發現沒有一個真能用到刑訊當中的，其中效果最好的是大麻，但如果滿分10分的話，大麻的效果也就是1-2分。而巴比妥酸鹽也會「受到幻覺、歪曲和謊言的幹擾。」
換句話說，用不用「吐真劑」對於刑訊差別不大。
「沒有吐真劑能迫使受審者說出他所知的全部情報。」
「像大眾觀念中『吐真劑』這樣的魔法藥水根本就不存在。」
不光是「吐真劑」吃了癟，中情局在催眠項目上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戰績0.5」。
在跟催眠師學習了催眠術之後，催眠實驗負責人開始在女秘書身上做實驗，成功讓她「被一口想像中的海水嗆醒」。
緊接著，他催眠了兩個秘書：讓張三躺下睡覺，聽到暗號才能起床；而李四負責叫醒她，但不給暗號。
結果李四叫不醒張三，勃然大怒，從桌上抄起一把手槍就朝張三開槍，當然槍裡並沒有子彈。
在很多小範圍的實驗記錄中，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但讓人感到崩潰的是，當他們走出實驗室，想把這些手段進行「大規模應用」的時候，就總是出問題。
培養一個「催眠殺手」的想法，讓中情局激動不已：如果我們能催眠一個殺手，讓他去執行任務，被敵人抓了以後卻什麼也交代不出來，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誰的指使、為什麼這麼做，這豈不非常完美？
沒有記憶的殺手才是完美的殺手。
60年代初，他們抓到了一個敵方特工，想在他身上實施催眠大法，具體操作是「坐在椅子上，把手放在他的額頭上，告訴他睡吧睡吧。」
結果兩個辦案人員按著這個特工，把他的椅子摔了個後仰，重重砸在了地上。
催眠師本應衝出來實施催眠術，但他竟被現場「哐嘰」一聲巨響給震住了，沒敢出來。
這是一個容易讓人犯尷尬症的實驗，結果非常失敗。
「工作人員的巨大努力付之東流，精力熱情都白白浪費了。」
70年代的文件顯示，雖然50到60年代催眠研究紅極一時，「卻沒有實際應用的記錄」。
中情局在催眠手段能夠應用於間諜行動前，就已經放棄了開發。
雖然「搞砸了」很多項目，但是中情局覺得自己還是做成了很多事情的——比如在「坑害同胞」這件事情上，他們就非常不遺餘力。
搞大規模的戶外生化實驗，中情局總喜歡拿同胞下手。他們給出的理由是：不能在國外做這種實驗，怕蘇聯人知道。
於是為了測試一種細菌怎麼在擁擠的大城市裡發揮作用，他們選擇在舊金山這座城市，連續6天往海岸線的薄霧中噴灑紅色的粘質沙雷氏菌，擴散影響了舊金山80萬居民，而當地官員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幾周以後，11個人因為尿路感染住進了醫院，他們的尿液變成了鮮紅色，其中一人在前列腺小手術後的恢復期內死亡，主刀醫生一臉懵，查不出原因。
中情局卻覺得這次城市實驗「非常成功」。
在街頭巷尾的酒館裡，中情局特工給數以千計的平民百姓，（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酒水和食物裡摻了致幻劑，試圖觀察普通人服用以後的行為變化。
來自哈佛、麻省理工等知名院校的數百名學生協助研究致幻劑，收15美元報酬，喝下「一小瓶無色無味的液體」，多人出現負面反應，一名學生在廁所裡上吊自殺。
紐約精神病學研究所的一個大夫，給一個離婚後抑鬱的網球運動員隨意注射了超量14倍的麥司卡林，運動員當場暴斃身亡。
對不知情民眾的致幻劑試驗一直持續到1966年。
而在肯塔基州的大型戒毒所裡，中情局資助的醫生拿癮君子們做上了毒品實驗，凡是能幫他測試致幻劑的，醫生會送給他們更多的毒品——這真是「戒」毒所嗎？
與此同時，在「精神控制」領域沒有「突破進展」的中情局，借著尋醫問藥的機會，成了美國官方的「絕命毒師」，凡是需要配置毒藥的部門都來找他們：一片就能毒死一頭牛的樹葉，非洲某湖裡鱷魚膽中的毒汁，能讓人暫時失明的汁液……
而刺殺外國領導人的配藥任務也很自然地落在了他們的肩上。
用來刺殺周恩來的毒藥，差一點就滴到了周恩來的米飯碗裡，美國高層怕此舉引起東西方對峙衝突升級，緊急叫停了這項刺殺行動。
往剛果總理盧蒙巴的牙刷上抹上致命的肉毒桿菌，還沒等盧蒙巴回來刷牙，他就已經在路上被人綁架殺害了。
還有往卡斯楚的雪茄裡下毒，往他的潛水服裡下毒，往他的原子筆裡下毒等等，都是計劃過的，但由於各種原因，一件也沒做成。
在已經公開的領導人刺殺行動中，看不到中情局施毒成功的案例。
他們甚至考慮讓催眠殺手去刺殺卡斯楚，但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卡斯楚閉著眼都知道幕後主使是誰，催眠有毛線用？簡直就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自己家不成功不要緊，「送人玫瑰，手留餘香」也是一種選擇。
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跟美國中情局關係很要好，他們向中情局學習了「洗腦」技術，花了3個月製造了一個催眠殺手，讓他去暗殺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
結果這兄弟剛放出去5個小時，就主動向警方自首，交出手槍說：以色列人想給俺洗腦，讓俺去殺阿拉法特。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明眼人早就看出來了，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拿著納稅人的錢，坑害老百姓不說，幾乎沒做出什麼「成績」來。究其原因，是當時對腦科學的研究還停留在比較粗糙的階段，底層研究不紮實，中情局像沒頭蒼蠅一樣亂試，毫無章法——催眠、毒藥、致幻劑，哪個讓研究人員「感到興奮」就做哪個，而不是哪個理論基礎紮實做哪個，結果都是可以預見的。
他們把改造人腦想得太簡單了。
但他們怎麼也沒想到的是，「精神控制計劃」的迅速墜落，竟然和一個磕了藥的「自家人」有關。
3
謎之花
1953年11月，中情局的生化學家奧爾森博士被同事引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下了致幻劑。
當時他目睹了同事用沙林毒氣殺人的實驗，感到內心惶惶不安，正想要離開中情局。
一周以後一個寒冷的清晨，他從紐約市一個酒店的13層縱身越下，墜樓而亡。
葬禮上用的是封死的棺材，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也不得而知，整件事情都被掩埋了起來，直到十幾年後才徹底引爆輿論。
1963年，美國逮捕了一名蘇聯間諜諾申科，甘迺迪總統遇刺後，諾申科聲稱克格勃裡只有他一人清楚刺客奧斯瓦爾德的底細，要跟美國人談條件。
美國人擔心他是蘇聯人故意讓他們抓到、假意投誠的間諜，於是對他進行各種刑訊，但他就是不招，中情局似乎也黔驢技窮了。
「我們採取所有已知手段（剝奪睡眠、飲食紊亂、辱罵吊打等等）讓他招供，從來就沒斷過」，但使用藥物並未獲得批准，「因為沒有一種藥看起來有效，而它們可能全部都有害。」
結果單獨囚禁了他1277天後，諾申科於1967年獲釋，而「精神控制計劃」中的電擊、催眠等一樣都沒給他上過，即便是用過藥物，也幾乎沒見到效果。
中情局研究「吐真劑」研究了十幾年，在諾申科的案子上也是一無所獲。
這讓「精神控制計劃」顏面盡失。
1970年，白宮的一紙法令讓中情局如蒙雷劈。
尼克森總統宣布，由於害怕「全球流行病」的爆發，命令所有政府機構銷毀庫存的生物武器和化學毒劑，「精神控制計劃」只能照辦。
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以後，尼克森向中情局求助，但中情局拒絕編故事為尼克森開脫，尼克森一怒之下炒掉了中情局高管。
高管們在捲鋪蓋走人之前，大肆銷毀各種檔案記錄，共7大箱、152份有著「實質性內容」的機密報告被付之一炬，而剩下的只有7箱發票、財務帳目之類的東西。
如果今天的故事有個別讓你看得「不盡興」的地方，那鍋都只能讓這7箱被焚毀的「絕密乾貨」來背了。
我們今天能看到的「精神控制計劃」檔案，都是經過刪改、塗抹，還有後人的回憶和採訪，一點點拼湊出來的。
在中情局換帥之後，奧爾森（被中情局注射致幻劑後）跳樓自殺的醜聞被《紐約時報》曝光，同時中情局在美國公民身上做的一些非法實驗也遭到曝光，引起舉國譁然。
白宮迫於輿論壓力，成立調查委員會，卻暗中把刺殺外國領導人等醜事都壓了下來，說「時間不允許全面調查」。
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提到了奧爾森跳樓的事情。但為了控制輿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福特總統和中情局局長向奧爾森的家人道歉，還特批了75萬美元的「和解費」，讓他們放棄法律訴訟。
中情局「精神控制計劃」沒有為白宮分多少憂，反而留了一屁股翔讓白宮替他們擦，這個計劃難堪的結局已不難想見了。
20世紀70年代中期，隨著研究經費不斷萎縮，核心成員紛紛離職，重要資料悉數焚毀，中情局持續了20年之久的「精神控制計劃」徹底走向了末日。
因為卡梅隆替中情局在加拿大人身上做的變態實驗，加拿大政府還向127名受害者每人賠償了10萬美金。
中情局的心理學專家（John Gittinger）在1977年面對參議員委員會時公開承認：
「早在1962年，我們就證明了所謂的『洗腦』神藥、『洗腦』裝置根本就不存在。」
美國情報界的結論是：無論是蘇聯人還是中國人，當年都沒有大量使用藥物或催眠。
而無論是紅衣主教還是大清洗中的囚犯，他們可能都只是在常規的殘酷刑訊手段的組合拳下，在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摧殘和扭曲。
白宮和中情局編造出的「洗腦」謊言嚇了自己二十年，也坑了美國人二十年。
心理學家卡寧漢說：「洗腦，只是用來嚇唬人的妖怪。」
當時被冷戰緊張局勢攫住的美國，需要找到一個戲劇化的詞語，它既要能引起恐懼，又要為普通美國人「講出一個好故事來」，讓蘇聯人變成世人眼中十惡不赦的魔鬼——而「洗腦」這一概念再合適不過了。
一個在中情局授意下誕生的詞語，就這樣被兜售給了美國政府、聯合國、媒體和全球公眾。
但如果你就此以為，這一場20年的「洗腦」鬧劇，沒有給美國社會留下任何「遺產」，那你可就大錯特錯了。
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關塔那摩各地的秘密監獄裡，繼續改良、發展、完善著「精神控制計劃」留下的刑訊手段，在2014年才解密的中情局《庫巴客手冊》裡，滿滿地記載著如何對受審者實施電擊、感官剝奪、激發恐懼、催眠、用藥的刑訊手段。
宗旨只有一個：不擇手段「把受審者拋向孤立無援的絕境，加快自我認同感的毀滅過程」，最終使之屈服。
一位中情局前任官員（Victor Marchetti）在1992年，也就是計劃破產近20年後表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研究活動仍在暗處繼續。
2002年，前FBI局長還在鼓勵關塔那摩監獄對塔利班俘虜使用「吐真劑」，來掌握更多恐怖組織情報。
而在民間，「精神控制計劃」（MKULTRA）的「品牌認知」已深入人心，無數的影視、歌曲中把它作為「洗腦」的代名詞。
在小說《滿洲候選人》裡，一個美國人被共黨俘虜，被催眠以後返回美國暗殺總統候選人。
在遊戲《紅色警戒》中，蘇聯陣營的特色單位「尤裡」具有心靈控制的能力，而且長得很像列寧。
動畫裡有一張史達林和「尤裡」的合照，就是用列寧和史達林的照片P成的。
在漫威的美劇《特工卡特》（卡特是美國隊長的女友）中，展示了蘇聯人怎麼在動畫片裡插幀來給蘇聯兒童「洗腦」。
在網飛（Netflix）2017年的新劇《追緝：炸彈客》中，描繪了「精神控制計劃」研究員對16歲哈佛學生實施的心理折磨。
英國繆斯樂隊直接把「MK Ultra」當做他們的歌曲名。
當代人試圖用今天的視角，去理解「洗腦」的迷人與荒誕。
然而我們也不該忘記，那些在20年「洗腦」實驗中被反覆摧殘的生命。
當傑妮擺脫了卡梅隆的魔爪，終於回到家的時候，她已經徹底變了一個人。
她害怕自己的親生孩子，她不懂得該怎麼抱抱他們，該怎麼跟孩子說話。
一場所謂的「治療」，把她自己變成了一個孩子。
「我十分恍惚。我開始害怕很多事，怕過街、怕母親不在身邊，我也不再做飯。」
「我得和母親一起睡，讓丈夫睡另一張床。母親不在，我就會驚慌失措。」
她回家後變成了一個廢人，既不能做飯、打掃，也不能送孩子上學，她能做的僅僅是呆坐終日，虛度光陰。
一天她帶傘出門，有人說：沒下雨打什麼傘呢？她陡然驚醒，不知身在何處。
「我還記得女兒問我：媽咪，你為什麼不笑呢？」
多年以後，大女兒米歇爾告訴她：「我覺得你根本就不愛我們。」
丈夫鮑勃不能忍受這樣的妻子，常常外出喝酒直到深夜。
高昂的治療費用幾乎讓他傾家蕩產，工廠也慘澹關門。
「我能理解。我丈夫太可憐了！」
而傑妮還算是幸運的，因為有更多的人，在卡梅隆的「洗腦」電擊中徹底喪失了記憶。
而她最起碼還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還能認得自己的親人。
就在她接受治療的幾年前，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在演講中高談闊論：
「我們西方國家在大腦戰方面太落後了，我們急需人類『小白鼠』（human guinea pigs）來為我們嘗試這些非凡的新技術。」
杜勒斯信誓旦旦地說，決不會在不情不願的人身上實施殘酷的實驗。
然而從早期的「藍鳥計劃」開始，他已經這樣秘密做了2年。
中情局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當二十年揮霍而去，留下滿目瘡痍，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
因為你相信什麼，你就會看到什麼。
而恐懼和野望，會讓你看不到真相。
烏鴉校尉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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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英] 多米尼克·斯垂特菲爾德：《洗腦術：思想控制的荒誕史》，428頁
StephenKinzer: Poisoner in Chief: Sidney Gottlieb and the CIA Search for Mind Control，368頁
JohnD. Marks: The Search fo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The CIA and MindControl: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288頁
SME情報員：「洗腦」——1950年代讓全球恐慌的邪術
維基百科：Project MKUltra、Sidney Gottli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