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
李鬱芬。（圖據復旦大學網站）
12月8日凌晨2時42分，復旦大學教授、原子能材料專家、雷射物理學家、國務院特殊津貼享受者、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者李鬱芬，因病搶救無效，在復旦大學附屬徐匯醫院（籌）逝世，享年92歲。
李鬱芬，1928年2月出生，江蘇無錫人，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榮獲國家發明一等獎，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教委、上海科技成果獎等；被評為上海市「三八」紅旗手、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上海市勞動模範、復旦大學先進科技工作者。
張左之讀初中時曾出於興趣，借來一本關於原子彈的書。那是由美國製造首批原子彈計劃（即曼哈頓計劃）的總負責人所寫的《現在可以說了——美國製造首批原子彈的故事》。
見兒子看得入迷，李鬱芬分享了些對原子彈的了解。張左之很納悶：「為什麼我的媽媽會對原子彈這麼熟悉？」
當時，他還對母親李鬱芬參與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研製工作一無所知。直到1978年，李鬱芬參與的成果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後又獲得1984年國家發明獎一等獎、1985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在12名獲獎人員當中，原復旦大學「58中隊」的同志就有4位，即李鬱芬、李長林、張敏、謝雷鳴。李鬱芬等人的重大貢獻，終於為世人所知。
然而，如今回訪李鬱芬的家人、同事、學生們，依舊無人能還原這段歷史的任何細節——因為當事人從不願多說一個字。
曾有記者和李鬱芬談及這段往事，她只說，「國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幹，我們當時都願意像一個螺絲釘一樣工作。」她還說：「我不知道這些話你們年輕人是否願意接受，可能現在觀念不同，你們更追求一種自我的張揚，但這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
「國家需要你，你肯定要好好幹。」回憶起雷射教研室的老師李鬱芬，復旦大學副校長徐雷脫口而出這句話。在他看來，這句話是李鬱芬思維的準則，她一輩子就是按這個信條來做的。
「在李鬱芬的眼裡，沒有冷板凳、熱板凳，也沒有冷科研、熱科研。只要國家需要，她就應該做什麼。」徐雷說。
20世紀50年代末，響應黨的號召，復旦大學黨委從該校物理、化學等系抽調一批師生，和上海機械學院、華東化工學院等單位的師生共同組成科研組，開展分離同位素研究，為研製原子彈提供基礎技術。這支科研隊伍以「58中隊」為代號，在當時的化學系主任吳徵鎧教授的指導下開始研究工作，李鬱芬教授等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當時，世界上只有美、英、蘇掌握製造分離膜元件的技術，同時該技術被這些核國家列為重大國防機密並嚴禁擴散。
在有限的技術資料支持下，「58中隊」的成員邊幹邊學，不斷摸索前進。當時，無論是從研究本身還是研究條件來說，這項工作都是無比艱苦的，有的工作甚至還相當危險。從1958年到1961年，他們堅決服從國家需要，堅持研究工作，並對製造全過程有了深入了解，逐漸成為原子能材料專家。1960年後，國家有關方面將吳徵鎧教授調往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復旦負責的研究工作轉由李鬱芬等人繼續進行。
1961年11月，在李鬱芬的帶領下，復旦「58中隊」全體研究人員連同儀器設備集中到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所會戰攻關，代號為「真空閥門」，復旦人佔總人數三分之一，李鬱芬任第三大組組長。
張左之回憶，自己出生不久，母親李鬱芬已加入「58中隊」。小時候的他，有時會和父親去接母親下班，卻對李鬱芬從事的具體工作一無所知。那時，李鬱芬的科研工作極為繁重，時常深夜才回家，有時乾脆住在學校，張左之和弟弟只能由保姆陪著。
回到復旦後，李鬱芬的科研工作並沒有因在原子能核心技術中的重大貢獻而止步，而是參與其他諸多科學項目的研究並取得了卓越成果，發表論文60餘篇。
從上世紀70年代，李鬱芬開始從事雷射器件、雷射光譜及雷射醫學方面研究工作。「其實是轉了一個行當」，徐雷解釋，也是因為國家需要。
1974年，由李鬱芬領導的科研組研製出中國第一臺染料雷射器，這比國際第一臺染料雷射器只晚了約兩年的時間。
後來，當後輩好奇問起原子彈，李鬱芬總是笑笑，「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就不要再提。」
培養學生的時候，李鬱芬總是鼓勵青年教師與學生要培養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她說，「興趣是可以培養的，一旦鑽進去，就會有興趣了。做實驗總會遇到困難，想幾天幾夜可能都沒有頭緒，突然之間有了靈感，把問題解決了，那種油然而生的喜悅會把所有的煩惱都掃去，支持你走下去的往往就是興趣。」
每個人在回憶李鬱芬時，幾乎都會提到兩個印象——校車和方便麵。
幾十年如一日，李鬱芬每天坐校車往返於復旦和徐匯的家裡。有陣子校車停運了，她就乘地鐵到國權路站，再走過來。
在學校，她幾乎都待在辦公室和實驗室裡，中午只吃一碗方便麵，辦公室因此堆滿一個個裝泡麵塑膠袋的紙箱。做科研，李鬱芬經常一幹就是通宵。一次實驗，從當年6月30日晚上做到7月1日，她笑言，「我又為黨獻了一份禮」。
她的生活極為簡單，對待學術卻又極為嚴苛。
徐雷在復旦讀研時，李鬱芬是所在的雷射教研室「學術三巨頭」之一。在他的印象中，李鬱芬極為認真，極為嚴格，無論是開科研的會，還是教研室開會，經常都能聽到她犀利的提問，她要求學生做的讀書筆記必須規整。
1989年，應質峰迴到復旦任教。當時，李鬱芬已超過60歲，但是依舊保持工作的狀態。在她努力下，復旦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支持，開展團簇研究。幾年後，國外同類研究獲諾貝爾獎。
「李先生一直很好學。」應質峰感慨，李鬱芬七十多歲仍堅持到校學習、工作。為更好查找資料、參與科研，她還在古稀之年自學網絡技術，那個緊盯電腦查看計算結果的老者背影，讓見者至今都無法忘懷。
課題組裡的師生參加會議或作報告前，李鬱芬總要先聽他們講一遍，無論是PPT還是內容，都會指出需改進的地方。
1994年，現任復旦物理學系教授的趙利進入復旦攻讀博士後，加入了李鬱芬的課題組。他說：「我1999年去哈佛做訪問學者，對方要求先提出一個研究方案。我寫了初稿後，李先生幫我完善許多，包括英語句子在內。」
趙利說：「李先生是我遇過最好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