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印政府的統治，畢竟不能完全依靠武力，還需要謹小慎微的政策導向，以及印度方面的支持。暴動之後，很多人提出要儘可能少地幹涉印度政務。英印政府將丟棄女嬰的惡習視為謀殺，嚴加管制，卻對一夫多妻制和童婚不加幹涉（1891年之後，同12歲以下女孩結婚被明令禁止）。在印度教律法允許的情況下，政府法律也是能不管就不管。對於印度當地的統治階級，英國人的態度也越來越趨向保守。
雖然暴動中多數地方權貴是支持政府的，但還是有一部分人不滿英國人借他們之手統治印度，因而隨社會潮流而動，參與反英鬥爭；暴動之後，他們的權力得到英印政府的保護，英國允許地方大公在自己的土地上施行自治，不對政府負責，只要接受英國巡查官長期居住在他們的莊園，並不定期檢查就好了，這些自治地區統治著超過五分之一的印度人口。英國政府這樣做，無非是為了從統治階級入手，爭取印度人民的支持。與其他很多封建政府一樣，英印政府阻礙了印度前進和變革的腳步，這種阻礙作用，甚至要強於其他多數地方的政府。英國人巧妙地瓦解了原本可能出現的戰爭，人口壓力增大導致糧食危機，進而造成饑饉；同時在很多政策（尤其是英國的關稅政策）的阻礙下，工業化難以施行，農業要獨自承擔養活眾多農村人口的任務。
因此慢慢崛起的工商業者對政府並沒有好感，甚至關係相當緊張。這一時期接受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也越來越多，他們逐漸發現在印度的英國人所言與所行相去甚遠。那些去了牛津、劍橋或者律師學院的人真正接觸到了西方文化，也更加認識到英國人的虛偽：19世紀末，英國人在本土建立起印度國會成員委員會（Indian Membersof Parliament），而在家鄉印度，英國大兵會隨意騷擾印度學生。這些留洋海外的印度人也會從書籍中尋求答案，約翰穆勒和馬志尼的作品都對印度有著很大的影響。諷刺的是，最初發掘傳統印度教文化，讓印度民族主義者再次昂頭挺胸的，是19世紀初的英國東方學者。
如果沒有歐洲人的指引，印度學者還不會去研究被歷史埋沒的梵文經書，讓印度教古文明重見天日。至19世紀末，針對雅利安文明和吠陀文明的研究已現成果（印度伊斯蘭教文明則沒有得到重視），印度教徒從此可以更自信地面對基督教士，並從文化上進行反擊。但是很長時間以來，這種民族意識只有一小部分印度人才有，他們是印度社會的精英階層，有的接受過高等教育，有的家世顯赫。印度教徒，尤其是以孟加拉印度教徒為主，在精神上成為印度的脊梁，一旦他們認識到知識並不能讓他們自主地決定印度的命運，英國人也並不會因此對他們更加尊重，失望之極，是難以言表的。
即使在這種背景下，印度的國民大會還是最終成立了。起初成立國會的想法，就是由政府的一則提案引出的，接著，歐洲人呼籲提高印度人地位，實現印度人與歐洲人的司法平等。1885年12月，國會第一屆會議在孟買召開，而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一名英國退休政府官員，事實上英國皇室官員也有參與。在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人都在國會中佔據重要職位，國會的決議也要事先得到倫敦的建議或指導。
第一屆國會會議召開的時候，印度代表身著正裝，戴著象徵上流社會的帽子，而英國人雖然也著正裝，但服飾打扮略顯隨意，這種滑稽的場面，恰恰印證了歐洲之於印度多方面的複雜影響。大英帝國只是歐洲一個傑出的範例。同樣，從1815年開始的幾十年內，法蘭西帝國得到了很大的擴張。法蘭西帝國第一個清晰的擴張信號在北非發出，由於奧斯曼帝國在地中海南岸和東岸正式統治的衰落，那裡成為易受帝國主義侵略者攻擊的獵物。
法國在這個地方的利益是自然而然的，一點也不令人吃驚，這可以追溯到18世紀它在黎凡特國家貿易中的大擴張和1798年波拿巴對埃及的遠徵。儘管如此，法國直到1830年才猶猶豫豫地開始佔領阿爾及利亞。緊接著是一系列的戰爭，不僅與當地居民開戰，還與摩洛哥蘇丹開戰，到1870年，法國佔領了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區。到那時，法國也將注意力轉移到了突尼西亞，後者自1869年政府破產之後接受了英-法-意聯合行政機構的財政控制。此時突尼西亞貝伊仍舊處於奧斯曼蘇丹的宗主權之下，法國和義大利政府則為了爭取本國國民的特權而爭吵不休；之後法國的一次入侵（藉口是騎兵從突尼西亞的邊境進入阿爾及利亞）刺激了這種局面，之後於1881年，貝伊接受法國成為其保護國。
土耳其和義大利強烈抗議，但無效果。這使得歐洲向這兩個奧斯曼附屬國的移民浪潮一時興起，一些城市中的歐洲人口也有了顯著增長。這也使得法國統治的情況更加惡化。像阿茲特克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土著居民那樣被滅絕或是幾近滅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非洲阿爾及利亞人不會遭到這種對待。無論如何，這個社會的抵抗更為頑強，畢竟它是在與基督教王國對抗的伊斯蘭文明的嚴酷環境中形成。儘管如此，阿爾及利亞依然深受其苦，歐洲大陸法的引入打破了其傳統習俗，市場經濟的全力衝擊又讓農民們陷入貧困。法蘭西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的行動並不限於馬格里布。
在非洲的地中海沿岸東端，早在19世紀就有了第一次現代化進程嘗試，這個發生於埃及的嘗試由第一個偉大的非歐洲國家的本土改革者（現代化推進者），奧斯曼蘇丹的大臣（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所發起。阿里是歐洲的仰慕者，想要藉助歐洲方法來宣布自己的獨立。同樣，衰落的帝國給他提供了誘惑和機遇，當他幫助奧斯曼政權反對希臘革命時，阿里試圖要求得到敘利亞作為對他的獎勵。這引起了一場國際危機，因為它危及到了奧斯曼的穩定，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歐洲列強都對此表示滿意。法國站在阿里這邊——但是沒有成功。但是，這使得法國重新審視其在黎凡特和敘利亞的利益，而其最終後果是法國政府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短暫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