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進入今年秋冬以來，「打工人」這三個字，好像也伴隨著冷空氣一起洶湧襲來。
短短兩三個月之間，遍地的「打工人」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管是廣大的工薪階層人士，或是某些熱搜附身的當紅明星，甚至連掌握著話語權優勢的官媒，都紛紛參與到這一輪「全民狂歡」當中。
不過，正如不少相關評論都有提及，打工人們在對「打工人」這個身份看似認同及追捧的背後，實質是在無奈之中的自嘲和感嘆。
很多人在高舉「打工人」旗幟的時候，並非真的能從中體驗到多少榮譽感或崇高感。恰恰相反，大家更多是在以這種「玩梗」的方式，去嘗試抵抗隱藏在「打工人」身份背後無可避免的壓迫和負擔。
談及「打工人」，就不得不提美國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及其最具知名度的代表作《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
阿瑟·米勒是誰？
大概除了劇作家這個身份以外，米勒最為人所熟知的另一段經歷，是1956年到1961年期間，他跟好萊塢「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之間的一段婚姻。米勒是夢露的第三任丈夫，而夢露是米勒的第二任妻子。
不過，暫且拋開這段感情軼事不作深究，其實米勒的成長過程，同樣充滿了曲折性與戲劇性。
1915年，阿瑟·米勒出生在紐約市的一個猶太裔富商之家。他的父親是一名女裝工廠的主人，手下有多達四百名的工人，而當時他們家人居住在曼哈頓區的豪宅。可是好景不長，1929年「大蕭條」的浪潮席捲而來，他們家沒能躲過那場危機，境況一落千丈。由於家道中落，其時才大約十四五歲的米勒，早早就踏上了他的打工生涯。在接下來的日子，從還在半工讀一直到在劇壇闖出名聲之前——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他幹過搬運工、司機、侍應、編輯、文員等多份工作，「打工人」的身份始終如影隨形。當然，在這段時期米勒也有創作過一些作品，只不過大多反響平平，並沒有獲得矚目成就。毫無疑問，一段段的打工經歷，為米勒在戲劇創作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素材與靈感。1947年，米勒所創作的劇本《都是我的兒子》（All my sons）大獲好評，一舉成名，為他首次贏得紐約戲劇評論家獎。米勒堅持多年的戲劇創作事業，終於迎來曙光。
1949年2月，《推銷員之死》在紐約百老匯首演，一經面世便引起轟動，隨後更是創下了連續742場公演的輝煌紀錄。這部作品圍繞一名年過六旬，終其半生四處奔波，卻始終碌碌無為的推銷員威利·洛曼的辛酸史展開。
威利的悲劇反映了眾多「打工人」抑鬱苦悶的真實心聲，引發了無數共鳴。
《推銷員之死》風頭一時無兩，不僅為米勒再次贏得紐約戲劇評論家獎，同時更斬獲了重量級的普立茲獎，以及被譽為「戲劇界奧斯卡」的託尼獎，從此奠定了米勒在美國戲劇界的地位，更讓他揚名海外、蜚聲國際。
1983年5月，米勒到訪中國北京，親自執導了由英若誠主演的「北京人藝版」《推銷員之死》，由此為中外戲劇文化交流翻開了一頁新的篇章，因為這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舞臺第一次上演外國的劇作。威利·洛曼，是一名擁有三十多年經驗的推銷員，多年來恪盡職守、兢兢業業。但是如今年過六旬的他，無論是精神體力還是業務水平，都早已大不如前。
對於一名推銷員而言，這不得不說是個「致命性」的打擊，因為業績不佳就意味著提成減少，收入自然也就隨之縮水。可是，家裡卻還有房子、汽車、家用電器的分期付款，等待著他去償還。
事實上，威利已經依靠鄰居查利的接濟，支撐了好一段日子。無奈之下，他嘗試跟老闆申請調去相對穩定的辦公室崗位，不用再繼續四處奔波，同時也能夠維持生計。
然而，他跟老闆談判的結果，是得到了被勸退「你該好好休息一陣子」的安排。
電影《推銷員之死》（1985）
下文如無特別注釋，即出處相同
平心而論，威利具備不少優點，如：友善、勤奮、樂觀、有責任心……而且在多年的推銷員生涯當中，他尤其強調自己的「好人緣」，一直引以為傲。按理說，他不至於會走到如此落魄的地步。
不過，查利卻給他送去一記當頭棒喝，一針見血道出了癥結所在：
威利：我一向不願意這麼想，大概是。我一向覺得，一個人只要儀表堂堂，招人喜歡，那就什麼也——
查利：人家憑什麼喜歡你？誰又喜歡銀行大王摩根來著？他難道儀表堂堂？在澡堂子裡他的模樣就像個宰豬的。可是穿上衣服，口袋裡有錢，誰都喜歡他……
查利的這番說話，雖然聽起來不是那麼「政治正確」，卻十分符合社會的現實狀況。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中提出過：
隨著成功模式的變化，有關成功的論述也發生了變化。雖然個人的德行仍然受到關注，但它早已不是曾經強加在成功的企業家身上的那種嚴肅的德行了。現在人們強調的是靈活而不是能力，是和同事、上司和規則「打交道」的能力，而不是在開放市場中「開拓」的勁頭；是你認識誰，而不是你懂什麼；是自我展示的技巧和利用他人的基本竅門，而不是道德的完整性、真實的成就和個人的可靠程度……
《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
作者：C.萊特·米爾斯
翻譯：周曉虹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一直以來，威利都在盡力做個好人——或者說，最起碼做個誠實的人。可是，他所身處的偏偏是個充斥著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景象，而且大部分人都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金錢社會。在那種「笑貧不笑娼」的扭曲社會氛圍之下，聯結人與人之間的紐帶往往不是情感，而是利益與價值；好像誰擁有越多的名利，就越容易受人擁戴。
再者，在那樣一個由資本主宰統領的世界之中，人的尊嚴有時候脆弱得不堪一擊。好比威利那位「冷血」的老闆，不會因為威利嘔心瀝血地為公司服務了三十多年而表示感激或是同情，卻只是覺得他年老體弱，跟不上時代的節奏——最要命的是，無法再繼續為公司創造效益，於是毫不留情將他「一腳踢開」。
但是，這位卑微而又可憐的推銷員，耗盡大半輩子走南闖北、逆來順受、笑臉迎人，到底是什麼信念在支撐著他堅持下來呢？也許，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對兩個兒子的厚望。
一直以來，威利不斷向他的兒子灌輸，要成為像自己那樣勤奮積極、左右逢源的男子漢，他也始終很努力在扮演好榜樣的角色。而且，正如全世界所有望子成龍的家長一樣，威利同樣堅信他的兩個兒子有本事出人頭地。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他們都已經到了三十出頭的年紀，仍然活得渾渾噩噩，一事無成，跟父親的期望相去甚遠。大兒子比夫嚮往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一直漂泊浪蕩，換過二三十份工作，都沒有一份是幹得長久的。按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已經三十四歲了，我應該成家立業了。到這種時候我就該往家跑了。現在呢，我回來了，可我不知道我自己該幹什麼。」
至於小兒子哈羅德（哈皮），則儼然一副放蕩不羈的社會青年模樣。就如他的暱稱「哈皮」（Happy）一樣，他常常沉醉在享樂主義的世界當中，奉行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態度，卻甚少認真思考自己及家人的將來。
再對比一下「隔壁家」查利的兒子伯納德——那個過去被威利視為書呆子的小夥，如今不僅是一名法律界的精英，而且早已當上兩個小孩的父親，生活安穩美滿。這對威利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曾經，威利對自己，對兒子，對家庭都抱有美好的期望，而殘酷的現實將他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統統擊碎。所謂「哀莫大於心死」，當他身處最絕望的至暗時刻，想到自己能為家人留下的一點貢獻，僅剩下一份保額價值兩萬元的人壽保險。
最終，在一個寂靜漆黑的深夜裡，威利黯然離開家門，獨自駕著汽車全速前進——從此，一去不返。
每個人都擁有不一樣的理想，或輝煌宏大，或簡單渺小。
威利·洛曼不是個大野心家，他的理想也談不上十分偉大。其實就跟大多數的普通人差不多，他無非想要賺到足夠的錢，過上衣食無憂、安居樂業、家庭和睦的生活，活得體面一些。
然而，即便是如此平凡的追求，足以令他活得精疲力竭。
假如硬套一句不太合適的「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在威利身上，他最「可恨」的地方，大概就是過於理想主義，固執已見，結果把自己困在了狹隘的空間之中。
推銷員威利·洛曼的悲劇，不僅僅是一曲小人物的哀歌，更是大時代下眾多「打工人」的無聲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