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靖：從劇情來看，《魷魚遊戲》對很多觀眾來說應該並不算新鮮。這類生存遊戲題材的電影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2000年日本導演深作欣二的《大逃殺》，背景同樣是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一群學生被迫在規定的時間裡互相殘殺，直到出現唯一的優勝者。後來，由美國作家蘇珊·柯林斯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飢餓遊戲》再次掀起一波「大逃殺」熱潮。在遊戲領域，類似的情節設置更是普遍，相比之下，影視作品的看點或許不在於打打殺殺奪眼球的畫面，而在於極端情況下玩家之間關係的扭轉以及人性的轉變。
在《魷魚遊戲》中，儘管為了生存的競爭和殺戮顯得如此殘酷，遊戲的組織者卻格外強調「公平」。每個人在外面的真實世界裡或許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但只要進入遊戲，就必須遵守規則，那些想「作弊」的人同樣難逃一死。在遊戲的組織者看來，這是為了給每一個已經淪落到社會底層走投無路的人最後一次爭取人生的機會，因此在遊戲環節，可以看到有好幾次都是讓玩家主動選擇編號或出場順序，而不是由組織者隨機分配；在第四關的彈珠遊戲中，玩家甚至被允許自己制定遊戲規則。這或許也是對真實世界中的不公平的一種糾正：究竟在現實中這些人有多弱勢和孤立無援，才會不顧性命到遊戲中尋找公平競爭的權利？
《魷魚遊戲》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潘文捷：說到套路，我還會想到類型小說的套路。是不是真的只有加上人性、加上社會派元素，一個類型小說才會更加好看、更加打動人呢？或許不一定是這樣。套路本身也可以推陳出新，做得更加好看。拿遊戲性質非常強烈的推理小說來說，「套路」是常見的。
比如說《新京報書評周刊》近期發表的推理作家陸燁華《僅用五個短篇，他就寫盡了所有推理小說》一文就提到，愛倫·坡生前已經開創過許多推理小說的套路，例如安樂椅神探、密室殺人、暗號推理等等，但後來者不也從這些套路出發，做出小小的變動，寫出很多經典的作品嗎？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哈利·波特》，英國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A.S.拜厄特就在《紐約時報》撰文稱，該系列充斥著對各種各樣兒童文學派生主題的拼貼，是為那些「想像力局限於電視卡通和肥皂劇、真人秀、名人八卦的誇張鏡像世界」的讀者而寫的。在流行音樂領域，4536251的和弦走向更是一種套路，可是它們在周杰倫、林俊傑那裡，不是也變成了膾炙人口的歌曲嗎？《魷魚遊戲》《哈利·波特》和周杰倫的歌曲裡雖然不乏套路，但是並不妨礙它們大受歡迎。
說到音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近期一些劇集對古於典音樂的運用。比如近期朱一龍主演的電視劇《叛逆者》就使用了《六月船歌》，當然柴可夫斯基一向以旋律美打動人心，曲子本身也符合劇集的氛圍，來自俄國而非德奧的曲目自然也更貼合《叛逆者》的政治立場。《魷魚遊戲》在使用古典音樂方面看起來也得心應手，例如大家熟知的《藍色多瑙河》、老柴的《華爾茲》等。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述古典音樂越來越多地運用於犯罪或血腥場景之中——《從<發條橙>到<調音師>，古典音樂何以成為罪惡之聲？》，在《魷魚遊戲》裡，音樂上的這種「套路」依然成立。
我現在也明白了為什麼這些劇集使用的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音樂。為什麼是小施特勞斯、柴可夫斯基，而不是什麼馬勒、布魯克納。和《魷魚遊戲》使用生活中常見的、規則簡單的遊戲類似，是因為這類作品偏娛樂性質，而不是偏思想性。這樣，觀眾在接受新的更刺激和陌生的奇觀的同時，也能夠不完全脫離自己的理解範圍和舒適區。因此我認為，這是通俗作品的聰明做法。這種做法其實也和所謂的敘事「套路」類似：拜厄特在批評中曾指出《哈利·波特》系列流行的部分原因——套路的存在可以讓人們立刻辨認出那些熟悉的內容，方便想像。
葉青：大家談了很多《魷魚遊戲》的套路，這是這部劇受歡迎的原因，但有時套路太深，也會讓人覺得不夠真誠。這種情況在第六集彈珠遊戲裡格外明顯——過於煽情了。尤其是智英和姜曉這一對，在聽完彼此的故事後，智英決定犧牲自己，故意輸掉遊戲，讓姜曉繼續走下去。我看到這裡覺得非常不舒服，像是編劇一邊拿筆扎你的眼球一邊大喊「給我哭」，感受不到角色和故事的真情實感。這種「為虐而虐」的橋段還有不少，許多角色的額頭上就差直接貼上「工具人」三個字。
此外《魷魚遊戲》中還有一種我非常討厭的老舊敘事，即主角（通常為男性）為了某個「更崇高」的使命，是可以很正當地逃避家庭責任或傷害家人的。在劇集的最後，成奇勳本該飛去美國幫女兒過生日，卻因再次遇到了孔劉飾演的無名人，臨時爽約。為什麼受傷的總是家人（常常是妻子與孩子），難道家庭責任和「做大事」是什麼不能共存的死敵嗎？攤上一個「英雄」老爸也太慘了。都2021年了，熒幕上能不能少一點「三過家門不入」式的救世主，多一點稱職的父親呢？
《魷魚遊戲》劇照（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董子琪：一面是債臺高築只能賭命的loser，一面是豪擲千金把人看做棋子賽馬的VIP，這種戲劇性的失衡在玻璃橋那集體現得特別明顯。不是說loser在這場遊戲中表現得特別丟人，不是的，跟只會開蹩腳色情玩笑的VIP相比，loser們才是身懷絕藝的人，他們能夠計算自己存活的微小概率，還能辨別鋼化玻璃和普通玻璃在光線下的微弱區別，然而他們卻是被制定規則、被威脅生命的一群人。——讓聰明人煞費苦心，讓蠢人怡然自得，這更增加了遊戲的可看性。
我並不是出於道德主義讚美loser，貶低VIP，比起分析遊戲選手各自的特點、據此預測他們生存時限，我更想知道的是什麼形成了loser和VIP這兩種人。有一個比較反常識的發現是，loser的生存成本遠高於VIP：loser並不因為擁有的少，就更加坦蕩不怕失去，相反，因為擁有的特別少，他會面對一萬種失去的威脅，因此必須演繹出一萬零一種的機智回應；VIP則有理由顯得愚蠢，他們不用那麼想那麼多花招，不用保持對他人的懷疑，也不用擔心自作多情會威脅生存。從這個角度來說，loser是機智的，VIP是愚蠢的，因為他們的生活本來就不是一個難度級。這難道是另一個版本的「窮生奸計富長良心」嗎？
我還被文本中的前後呼應所吸引。主角在進來之前就沉迷於賭馬遊戲，然而他的賭運卻不怎麼好，根據「實力」押寶經常失敗，巧合的是，他本人作為賽馬時也並不是根據實力——智力、體力或策略——取勝的那個，賽馬和魷魚遊戲的這層懸於一線的不確定性，不僅讓現場觀戰的VIP感到刺激，也讓觀看VIP觀戰的我們感到戰慄。遊戲不僅是玩的，也是用來看的，越是有人看的遊戲，越是被賦予更激動人心的意義，電視轉播不僅有雙色球，也有各大賽事，視頻網站不也充滿著遊戲直播嗎？在看遊戲的時候，被諷刺觀看遊戲這個行為，也是蠻有意思的。
趙蘊嫻：在「loser和VIP」這條線之外，《魷魚遊戲》也是一個底層互害的殘酷故事。除了少數幾個人外，其他遊戲選手要麼是被裁的工人、街頭混混，要麼是脫北者，或者沒有合法身份的南亞勞工。他們曾經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叫停過遊戲，卻因現實裡的各種逼壓選擇回到「輸了就得送命」的遊戲世界。一些遊戲本不必要死這麼多人，但為了獲得更多的獎金，大部分人根本不顧他者的生死，甚至會故意殺死對方以提高獎金額度。
整個遊戲看似無比注重公平原則，破壞這一原則的人會被處死，所以當選手們將棍棒和匕首揮向對方時，似乎就只有「人性惡」才能解釋這種醜陋。但這個遊戲真的公平嗎？不論一塊麵包還是465億韓元，不都是VIP們高高掛起的恩賜和魚餌嗎？被說成是「人生第二次機會」的遊戲不過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最赤裸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在集體退出（加入現實世界作為背景後，退出不過是稍稍延遲了死亡）和你死我亡之外，沒有其他出路。在電影《失控玩家》的最後，主人公找到了地平線以外的世界，那裡沒有AI與人的對立，沒有無止境的暴力，小島上植物茂盛，一切都在自由生長，規則最終被改變了，這是魷魚遊戲所沒有的，因而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裡面看似古怪的正義其實和外面沒有區別，底層人為什麼困在內鬥中相互消耗。
《魷魚遊戲》帶火椪糖生意 上海市民排隊購買（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林子人：《魷魚遊戲》能夠抓住全球觀眾的心，我覺得是因為社會公平引發的關切和憂慮從未像今天這般強烈。
佳靖和蘊嫻提到了《魷魚遊戲》中非常強調公平原則，子琪提到了劇中loser和VIP的對比，都讓我想到麥可·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中提出的觀點。公平原則實際上是優績至上理念（meritocracy）的重要道德準則。優績至上指的是，社會與經濟的獎賞應當根據一個人的才華、努力和成就這些「優績」（merit）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要反映其努力和天賦。為此，機會平等就是社會公平——它保證了每個人都能「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奮鬥，取得自己應當獲得的成就。這是推動很多國家社會運行和經濟發展的核心準則，也是為什麼桑德爾發現，當下美國兩黨主流政治家都在呼籲用更大的機會平等來應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但如今越來越多人發現，績優制下的「機會平等」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神話，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與其說取決於個人努力或貧窮的鞭策，不如說取決於獲得教育、醫療、社會支持等資源的能力。在這一點上，處於頂端的人具有巨大優勢，並能夠將這種優勢傳承給自己的子女。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
[美]麥可·桑德爾 著 曾紀茂 譯
漫遊者|中信出版社 2021-9-1
「魷魚遊戲」中的確強調機會平等，但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這些出身底層的人不得不進入這個死亡遊戲（即使他們本來已經通過民主投票選擇退出了），博一個「平等競爭」的機會呢？桑德爾認為，優績制已經和當代資本主義深刻綁定——在一個GDP至上的社會裡，一個人的地位和價值是由TA的經濟產出決定的，這在剝奪和貶低基層工作者的價值（無論是經濟意義上還是文化意義上），從事社會中最辛苦勞動且很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勞動的工作者（比如護理人員、清潔工、收銀員）在低收入陷阱中掙扎求生。而績優制又鼓勵了這種「贏家」和「輸家」的對立，贏家傾向於認為自己的成功都是靠自己取得的，看不起那些比自己不幸的人。桑德爾指出，績優制的黑暗面就是「羞辱政治」，「提升了有資格證書的專業人士階層的聲望，貶低了大多數工人的貢獻，削弱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尊嚴，還以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獲得社會認可的條件。」某種程度上來說，《魷魚遊戲》具象化了這種「羞辱政治」：VIP們可以為了一己私利或僅僅是消遣，設計出這樣一場遊戲，挑逗和戲弄走投無路、一無所有的loser，用「機會公平」的誘餌來煽動他們彼此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