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走入2020 年中，美國知名串流平臺Netflix 繼《罪夢者》後再度瞄準臺劇類型片，看上以刑偵推理懸疑為主軸的《誰是被害者》，雖然都是掛上「Netflix原創作品」，但與《罪夢者》不同的是，《誰是被害者》 Netflix 並未全程參與，僅只是「收購獨家播映權」，擦去製作面上的幹預痕跡，來自臺灣的主創團隊更能來去自如地揮灑在地創意，且在執行面上默契十足，忠於故事核心，《誰是被害者》幕後最大功臣，就是由曾瀚賢創辦，湯升榮擔綱總經理的臺灣製作公司「瀚草影視」 。
先拉回去年3 月底，《我們與惡的距離》直面「無差別殺人事件」在臺灣造成轟動迴響，引起「死刑」議題正反兩方的思辯，甚至帶出「思覺失調症」的底層聲音，發人深省，更橫掃金鐘6 項大獎，此劇的製作人除了「大慕影藝」的林昱伶之外，就是「瀚草影視」的湯升榮。
《誰是被害者》
若說將《罪夢者》的成績，而去質疑《誰是被害者》，那麼對《誰是被害者》團隊來說有點不公，簡單介紹兩部劇在製作面上的差異，提供讀者看劇的參考。《罪夢者》前身的原型叫《擺渡身》，是柯汶利導演的計畫，在2017 年8 月Netflix 發布新聞稿宣布執行此計劃。而後經過兩年的製作、籌拍，《擺渡身》更名成《罪夢者》，導演也從柯汶利換成陳映蓉，《擺渡身》聽說也面目全非。觀眾看見的《罪夢者》，其失敗的成績，獨排眾議的陳映蓉當然要負起責任，但Netflix 在2017 年開始鎖定計畫，到2019 年上線，中間長達兩年的時間，Netflix製作面上沒有責任？真的沒有幹預、操作的痕跡？一部影視作品的成績好壞與否，若過份單一推責給導演或劇組團隊任一職位，也有失全盤觀察。甚至，影視作品的完整性，也多半與製作人有關，否則奧斯卡的「最佳影片」怎麼會頒給製作人？
《罪夢者》
甫上線的《誰是被害者》，是「全程」以「瀚草影視」主導，從買下臺灣作家天地無限的小說《第四名被害者》改編版權、開發、製作等等都沒有Netflix 的位置，直到第一集初剪完成，各家競標開價，Netflix 才拿下獨家播映版權，而以Netflix 的操作，仍舊同樣會掛上原創作品（或許多數觀眾就從這邊產生誤會），但其實跟《罪夢者》的模式相比，兩部劇有根本上的不同。
先說結論，《誰是被害者》從劇本、演員、美術、攝影、剪接等面向來看，將臺劇推向另一高峰，會是今年的金鐘大熱，也是值得反覆咀嚼的好作品。
＊以下有雷，斟酌閱讀
《誰是被害者》聚焦於張孝全飾演患有亞斯伯格症的鑑識官方毅任，因一起連環命案發現與失散多年的女兒有關，於是鋌而走險，私自查案，中間拉出另外兩條主線，許瑋寧飾演的嗜血記者徐海茵以及王識賢飾演的火爆刑警趙承寬。
綜觀全片以「社會底層」為基底，懸疑類型推理做手法，雜揉人性各種面貌，拋出對社會脈動的各種針砭與提問，此劇在多名角色的相互羈絆、牽引中，織出一張垂死掙扎的生命網，深富啟發性，同時思量道德與人性，營造出臺灣接地氣的懸疑風採，草根味十足，且美術、攝影皆具備國際水準，獨步開創出不同於日韓類型片的臺灣味。
從此劇的八集來看，分別為「指紋」、「報導」、「蠟燭」、「車站」、「刺青」、「遺願」、「水芫花」和「傘」，其實一言以敝之，就是「起、承、轉、合」，也跟俗稱的「三幕劇」類似，前三集基本上就是宣示風暴來襲，一起接一起的連環命案，引領觀眾的想像與好奇心，成功做到了「起」與「承」，命後幕後的藏鏡人則成了全劇的麥高芬，觀眾跟著方毅任和徐海茵，共同推敲。
在劇情推演與人物設定上，編導聰明的以方毅任的「亞斯伯格症」和徐海茵在媒體打滾多年的「八面玲瓏」對比，方毅任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順理成章成了戲劇上的衝突性，徐海茵的橋事手段則順利讓故事線往下探尋，兩人因為利益關係一搭一唱，雖有波折，但總難在危急時刻順利破關，而這兩條主線，則到最後有了交集與互文，待後續說明。
跟著引起社會騷動的連環命案，觀眾能發現《誰是被害者》對社會底層的關照，實際上揭露了性別霸凌、建商弊案、媒體生態、警界權力、安養院資源不足等等社會結構性議題，描繪出社會中「無法發聲小人物」的集體肖像，這些被害者的加害者是誰？一目了然。
許多類型片概念先行，沒有社會基礎，便會顯得空泛單薄，進而忽略情緒與寫實性，觀眾一旦失去帶入感，少了「感同身受」，與劇的距離便會越拉越遠，最終失去耐性，社會中的百態，無論是醜陋亦或是溫暖，《誰是被害者》皆有所呈現。
而所謂的類型片，其實是就是面對題材的精準度，《誰是被害者》的精準度來自於紮實田調，碰上媒體、警界等等都需要專業知識含量，這部分在本作中可說是降低了破綻。除了這份精準之外，其實劇中核心實際上碰觸了「自殺」與否的爭議性問題，這部分則是要在在第四集之後觀眾才會明了，也就是起承轉合中的「轉」 。
到了劇集後半，觀眾能明白，這些屍體並非連環他殺，而是協議好的連環自殺，「被害者」們受盡迫害與不諒解，擠出生命最終力氣，發出對社會的怒吼，這群「無法發聲的人」，便是全劇的核心概念。會有這樣的核心，來自於「鑑識科學」，製作人之一的曾瀚賢說：
「鑑識科學有一句話，是生前沒有人在乎你是誰，當人死後，卻拼命用各種方法查出你是誰，可惜且傷心的點在於，人已經死了。」
從此觀點出發，呼應「無法發聲的人」，拋出本劇的懷疑。攤開《誰是被害者》，是「自殺」與否的終極探問。
於是在「自殺」議題中，觀眾能聽見這群被害者的聲音，但編導也從未讓這聲音過於單一，第四集出現的劉光勇（夏靖庭飾），就是在這群連環自殺案件的協議中，找到對生活的希望後想活下去的人。關於這條故事線，不得不稱讚飾演劉光勇妻子的季芹，季芹在其中扮演迷航者的燈塔，給了劉光勇對這世界活下去的想像，成功做到緩和劑的效能，而季芹洗盡鉛華的演出，更有畫龍點睛的風採。
關於「自殺與否」的正反辯證，到了第八集出現起承轉合中最後的「合」。林心如飾演的李雅均堅定了自殺的決定權，認為自殺是改變這世界的終極之道，而徐海茵則是努力生存，試圖找到社會中的位置，兩邊的聲音交互激蕩，成了結局其中一場最重要的戲。
戲走到最後，觀眾就能秒瞬明白，張孝全以及許瑋寧扮演的角色，都在這趟旅程中，直面過往的傷痕與創痛，換句話說，《誰是被害者》的溫柔，最終放在這兩名角色身上，走過死亡的幽谷，才能懂得生命的甜美，對許瑋寧或是觀眾來說，就是這趟旅程之後的感悟。這時若觀眾回望這八集的鋪陳，會發現許瑋寧在車上時總是把車窗打開，也正呼應了此角色小時候「被迫自殺」後產生的幽閉恐懼症，或許《誰是被害者》看第一遍能享受懸疑推理，但看第二遍，就能發現劇組的埋梗，也正呼應了上文所提及，此作值得反覆咀嚼。
社會聚集了千種樣貌、百中姿態，都有命定中的難題，《誰是被害者》全劇以類型片包裝，最終給了生命良善的出口，雖有過於說教之嫌，但卻是情緒的釋放，在極為抑鬱的壓迫中，替人性注入和解的可能性。
影像乘載了人的情緒與社會諸多議題，有批評才有反思，才有對話的空間，才有進步的可能。從德國電影中能看見對於納粹的轉型正義，從美國電影中能看見對於黑奴的深刻思考，臺灣也有直視白色恐怖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著墨228 歷史的《悲情城市》等傑作誕生。
電影的力量甚至促使政府修法，南韓因《寄生上流》撥款改善居住於半地下室家庭的生活條件，《熔爐》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也因《殺人回憶》修正了《刑事訴訟法》，影像深植人心的魔力，無遠弗屆。
好的影視作品能提供探討，發人省思，產生商業之外的其他價值。《誰是被害者》在劇組團隊的努力進一步逼視犯罪，內裡其實是社會問題的浮現，跟人性的幻滅相關，更透過演員群出眾的表演，平衡相異視角和不同聲音，試圖完整每個角色，緊抓觀眾眼球，是臺灣的故事，同時內藏世界的普世性。希冀觀眾跟著《誰是被害者》走過一遭後，能花點心思留意身邊「無法發聲的一群人」，縱使無法理解個體之苦，但或許能替生命帶來另一種面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