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媽媽意味著什麼？失去自我？與社會脫節？婚變的前奏？或許全職媽媽也是一個需要我們破除刻板印象，重新認識的群體。
去年母親節的前一天，我到北京順義福尼亞劇院參加 「國際女主人節」。這場面對國際社區媽媽們的活動主題為「全職媽媽再出發」，重頭戲是兩場「輕戲劇」表演，都是由全職媽媽們自編自導自演的。來到這裡，我有兩個好奇。一是基於一個事實：智聯招聘發布的《2017職場媽媽生存狀況報告》顯示，21.7%的職場女性有做全職媽媽的未來規劃。第二個好奇基於我眼前的這個全職媽媽群體的特殊性。順義後沙峪一帶是北京著名的別墅區，這裡聚集的是中國最富裕的全職媽媽群體，套用劇本裡的一句臺詞：「我還以為你們是中國最幸福的女人呢。」她們也會有普通全職母親的辛酸和焦慮嗎？戲劇開演前，準備了一中午的全職媽媽們決定快速解決一頓午飯。Inès拒絕了夥伴們讓她吃一塊三明治的建議。「我出門前只敢啃兩隻我媽煮的雞爪，這三明治下肚，還怎麼在臺上演小蠻腰？」
Inès在戲裡演一個叫趙小梅的角色。趙小梅曾經夢想當暢銷書作家。她數十年如一日保持著小蠻腰。和身在職場的閨蜜一起逛街買衣服，人家買五套，上班一天換一套，她想著自己做全職媽媽全年無休，跟著買了七套。可是回到家，鞋還沒脫就後悔了：「我啥場合穿？難不成穿著香奈爾去買菜？」她去銀行辦卡，謙虛地填了「職業：家庭主婦」。櫃檯小姐笑了，用筆重重地劃了去，改成「無業」，讓她在旁邊籤字確認，承認她犯了錯。「我們是中國最精神分裂的女人，」趙小梅有這麼一句經典臺詞，「一面佯裝幸福，一面絕望。」 Inès和劇本裡的趙小梅一樣快人快語。臺詞一從她嘴裡爽脆的拋出來，臺下就笑作一團。
Inès的臺詞出自陶太之手。陶太已經做了9年的全職媽媽，正在籌劃重新回到職場。初稿寫得很快。
「那些臺詞百分之七八十是我跟我的朋友們生活中的原話。」劇本裡，全職媽媽們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迷茫：「覺得前途一片漆黑，不知道自己是誰，要去幹嘛，要到哪兒去。」那正是陶太幾年前「特別刻骨銘心」的狀態。
陶太是在大女兒四歲那年回家的。父母年歲漸大，已經無法承擔看護孩子的工作。陶太那時在一家媒體做編輯，為了兩全工作和孩子，常常只能犧牲自己的睡眠，在深夜裡「點燈熬油式的熬」。有一次，她覺得自己再也熬不下去了。「女兒犯了哮喘。凌晨四點半，我開車去醫院掛號，隨身帶著筆記本電腦和小馬扎。我就坐在排號隊伍裡，敲著字編著稿子，別人往前挪一點，我也往前挪一點。」終於排到窗口，當天的號正好掛完。陶太當場嚎啕大哭。抹完眼淚，第一件事是把稿子編完，趕緊發走。
陶太原本以為辭職回家只是一段過度期，沒想到這一口氣就「歇了九年」。說是「歇」，其實不然。全職媽媽是一個廚娘加保姆，司機加陪練，教師加秘書的混合崗位，而且是7/24小時工作，沒有周末，沒有假期，看不到頭。兩年前《愛樂之城》上映的時候，陶太想去看場電影，死活抽不出兩個小時。那時，大女兒已經進入了青春期，各種敏感。小女兒2歲，剛進入了幼兒反叛期，已會大聲說，「不要不要」，一言不合，馬上躺倒在地上。這個淘氣的孩子一個月裡創下了看醫生的記錄：一次是她悄悄翻出了姐姐的手工材料袋，鼻子裡塞進去一顆小珠子；陶太驚魂未定，兩天後又發現她磕傷了門牙；接著小人兒大哭大鬧，肚子痛、發燒、上吐下瀉，不得不去看兒科急診。陶太通常早上5點多醒來，有時夜裡12點還沒有坐下來喘口氣，孩子生病的時候，更只能整宿抱著孩子坐著。
「累還在其次，最難受的是，我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鮮有坐下來一個人發會兒呆的功夫。」
某個周一，面對周末熱鬧過後亂糟糟的家，陶太又疲乏又沮喪，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
「我需要一個人的假期，哪怕是以小時記。」她鼓起勇氣要求先生早點回來，讓她去看那場《愛樂之城》。大銀幕上，男主角問道：「Do you have a dream（你有夢想嗎）?」黑暗中捧著爆米花，吃著哈根達斯犒勞自己的陶太覺得每一個詞都敲進了自己心裡。陶太生於70年代，自言是在「婦女能頂半邊天」這種觀念的教育下長大的一代女性，一路讀書求學，勤懇工作，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成為全職媽媽。辭職回家的事，陶太心虛地瞞了母親多年。四年前，二胎政策還沒開放，夫妻倆覺得時間不等人，決定去美國生孩子。陶太給母親打電話，說她會在美國待半年。母親問：那麼長時間，你領導同意了麼？陶太鼓起勇氣，說自己辭職了，但還是隱瞞了已經辭職五年的事實。母親言語上沒說什麼，但老人家不滿意的氣場還是從電話那頭緊逼了過來。
參加同學聚會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有個把頭銜，不是高級職稱就是業界的資深人士。「那個時候你會發現，你除了是個媽媽，你幾乎什麼也不是。有一段時間我特別不願意參加同學聚會，因為我覺得我跟他們就好像是兩個世界的人，他們談論的那個東西我不是不感興趣，可是我插不上話。」還有一段時間，陶太發現自己這個曾經的媒體人，成天和孩子們打交道，似乎連說話能力都退化了。「一張嘴就覺得自己怎麼這麼膚淺，這麼淺薄。」
在家裡，陶太也覺得自己低人一等。「眼前這個人，不僅是你的伴侶，他也是你的飯碗，當你知道他是你的衣食父母的時候，你的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剛結婚的時候，她向先生坦白自己沒有積蓄，為了踐行自力更生的獨立女性價值觀，她主動提出家用AA制。可做了全職媽媽，半邊天變成了伸手族，她心裡糾結得不得了，買件稍微貴點的衣服，心理就有滿滿的「負罪感」。後來她發現，周圍的全職媽媽都「報虛帳」、「做假預算」。譬如買菜的預算是按照超市標準制定的，但堅持去早市買菜，只買時令菜。再譬如同學聚會AA制時，一定熱情付帳，刷卡買單，而後收取現金，稱為「套現」。還有人會悄悄地在每月的家庭開銷裡扣下一筆，當然，前提是數量不至於大到引起先生注意。而這一切只不過是為了維繫自己的自尊心，攢下一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錢。有朋友告訴陶太，她的目標是攢出一筆自己的養老金，將來老了，不至於給孫子買顆糖都得問先生和孩子伸手。實在無法節流，就想辦法開源，陶太常常前腳把先生孩子送出門，後腳就撲到電腦前掙點兼職碼字的錢，估摸著先生快回家了，便開始小跑著掃地疊被，預備一家人的餐食，「角色轉變之迅速，比電視遙控器還靈敏」。陶太說，她觀察，
在中國，從一個甜蜜的全職主婦，變成一個崩潰的絕望主婦，大約需要三年。這恰好是一個孩子度過嬰幼兒時期，可以交託到幼兒園的起始階段，也是一個全職家庭內耗到彈盡糧絕的忍耐極限。
「三年之癢」的原因五花八門，有些是因為家庭經濟的壓力，有些是厭倦了看不見盡頭，完全沒有獎賞的家務瑣碎；有些則純粹因為伴侶不能夠認同這份付出，回家變成了失敗的代名詞。
陶太的家庭沒有順義媽媽們那麼富足，但那種個人價值感缺失的迷茫和不安全感是共有的。
香港媽媽Estella是「國際女主人節」另一場「輕戲劇」的編劇兼導演。在陶太眼裡，Estella是個異類，她永遠熱情澎湃，活力四射，陶太劇本裡寫的那些悲觀自憐，好像在她身上都看不見。可是Estella告訴我，接受全職媽媽這個身份，她花了很長時間。十多年前，35歲的Estella做了個決定：結婚，和丈夫移居到北京。38歲時，她速戰速決生下兩個孩子。休完產假，她把孩子們交給保姆，回到職場。可是聖誕節的時候，她發現孩子把小區大廳聖誕樹上的聖誕球拿回了家裡。「這是公共用品，怎麼能這樣做？」還有一次，保姆讓孩子在小區公共場合隨地大小便。「生下小孩子就可以不管了嗎？我怎麼能夠允許我的孩子不按照我所認為的基本規範去成長？」現在看起來，回家照顧孩子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只有Estella知道自己接受這個選擇有多難。來北京以前，她在香港一家大公司做客戶服務的部門經理。離職的時候，她一層樓一層樓去和同事們告別，「我好愛工作啊，捨不得，坐在別人辦公室裡哭，走都走不動」。回想起十年前，她還是忍不住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淚。
全職媽媽Estella認為，即使退出職場，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價值（王旭華 攝）
Inès曾在加拿大做稅務審計工作。回國後，她的公司稅專業完全派不上用場，職場經驗重新歸零。那時候，年紀逼人，要孩子是當務之急。孩子小的時候，粘在母親身上，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去。幾年之後，孩子漸漸長大，Inès覺得自己不太對勁了。「說起來特別矯情，我每天吃得飽穿得暖，想買什麼也買得起，可我看什麼都不順眼，覺得全世界欠了我。幸不幸福是個精神狀態，和外界條件其實沒多大關係。以前小時候看哲學家要追問『我是誰』，我只覺得好假。可是到一定的年齡，我也開始問自己：我是誰？我什麼也不是！別人一到年底公司有獎金，開年會，我連個組織都沒有，就是那種失落感你知道嗎？」
Inès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法西斯媽媽：孩子是別人眼裡的學霸，但她甚至可以為一些小事對孩子說出「你真像豬一樣」這麼難聽的話。先生屢次批評她，說她把自己的壞情緒傾倒在孩子身上，Inès並不覺得。直到有一次，她被學校老師找去約談。老師說，孩子在學校裡當小組長，需要督促同學完成作業任務。老師模仿孩子催促同伴時的一言一行， Inès一下子羞愧難當：「我就像是在照鏡子。」
「孩子成了我生活裡最重要的寄託，我成為全職媽媽的這個選擇正確與否，我是否是個成功的全職媽媽，全都由他的表現決定，他就是我的業績，所以我在意他的一切不完美。」Inès後來反省自己，「其實我對孩子的不滿意，是我對我自己現階段沒有工作，得不到社會認可的狀態的不滿意。我的那些情緒不能對別人發洩，卻可以對孩子發洩，因為他最弱小。事實上，每個人最終都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孩子再優秀，你也只能在某些場合臭屁一下而已，這能解決你的空虛嗎？」
讓陶太振作起來的是一份零工。在最低落的時刻，一個教育公眾號找到陶太，問她願不願寫專欄，主題就是全職媽媽生活裡的雞零狗碎。寫作成了陶太自我療愈的方式，當她把煩惱記錄下來，分享出去，還有了一筆小小的收入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好多了。她督促自己忙裡「搶」閒，咂摸生活裡一絲一毫屬於自己的樂趣。她越來越喜歡清早送孩子去上學，因為回程只有她一個人。她什麼也沒有幹，只是順著熟悉的路開車，絕不變道，放鬆地聽聽天氣預報。她甚至試過徒步回家，路過那個黑暗的涵洞橋，看見橋底有人塗鴉示愛，五彩繽紛又寂寞無比。她說：「這些孤獨的自由，都是我奮鬥來的人生禮物。」
圖 | 視覺中國
在順義，全職媽媽人數眾多，她們彼此扶持，有自己的圈子。社區裡有很多活動，也給媽媽們提供了施展才智的平臺。Estella是孩子學校家長委員會的超活躍分子，有人調侃她「屁股有針」，停不下來。別人參加家長委員會是為了孩子，她是為了自己，「我就是喜歡和人打交道，在裡面做各種各樣的事情，我才知道自己還能學會那麼多東西。」Estella說：「我的工作多得忙不過來，只不過，以前賺錢，現在是義工。」Inès和一些媽媽組織在一起，去學校圖書館給孩子們義務上「生命教育」的讀書課。每次上課之前，媽媽們湊在一起備課，從書裡的故事談到孩子，談個人生活，「那些故事也會讓你反思自己。而且你會發現大家有共同的焦慮，也就不那麼焦慮了。」Inès還找時間去考了一個對外漢語教師證書。
「我看世界看得更遼闊一點，我的孩子才能看得遠。」在順義福尼亞劇場，音樂聲起，Lixin說出了《全職太太九千歲》裡最煽情的一段臺詞：
「中年全職太太好像永遠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場合了。我們是誰呢？我們什麼也不是，我們沒有單位、沒有職稱，沒有職務，沒有青春，而且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前程了。不怕你們笑話，有時我會突然衝出家門，走到地鐵站，從起點坐到終點，再坐回來，腦子裡一片空白……沒人的時候，我會在地庫裡突然崩潰，一個人坐在車裡譁譁流眼淚，我覺得我的一生都浪費了。我確定我不是神經過敏。」第二個孩子出生前，Lixin一家從芬蘭回到國內生活。在孩子剛上幼兒園的時候，渴望重新回到職場的Lixin就立刻著手找工作。她沒想到，握有一份不錯的外企工作履歷，這份工作會找得如此艱辛。開始的一段時間，投出去的所有簡歷都石沉大海。後來，偶爾有一些機會參加面試，Lixin根本沒資本和年輕人競爭：「他們可以周末上班，可以996，我得照顧孩子，我不能。」有一次她進了一家企業的終面。競爭對手是一名男青年。外籍面試官問她：你有幾個孩子？Lixin心裡想：在你自己的國家，你根本無權在面試裡詢問這樣的隱私。Lixin幹過和秦明月同樣的事。有一陣她放棄了找工作這件事，不願再讓挫折感踐踏自己的信心。有一次，她上了一輛公交車，坐了很遠，然後又坐回來。「我就是想讓自己的頭腦一片空白，不用去想孩子，想先生，想這個家裡的一切，也不用再去想找工作。公交車裡的那個時間是完全屬於我的。在那個空間裡，雖然周圍的人很吵，但都和我無關。」 最終，再多的拒絕和失望都無法熄滅Lixin回到職場的渴望。她去芬蘭語學校兼職，也去博物館做過志願者。後來，她決定把履歷拋開一邊，抓住一切機會。她做過保險推銷員。這份工作和她的性格很不搭，「但是門檻低，時間靈活，能逼著我打開自己的圈子，見不同的人，推銷自己。」在辭職回家七年後，Lixin終於在一家商會找到了一份適合她的工作。「我們《全職媽媽九千歲》的海報上有句話，我特別有感觸，」她念到，
「當我們決定再出發的那一刻起，世界就已經透進了一線光。」為什麼在今天，「選事業還是選家庭」還會成為女性的兩難選擇？這並不是因為婚姻可能遭遇破裂，事業前程多桀坎坷，而是我們越來越渴望探求種種身份之外，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精神內核和成長空間。換句話說，我們想要弄明白「我是誰」，想知道，對「她」而言，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想要掌握人生的主動權。
孩子上了幼兒園以後，有一份工作機會放在了全職媽媽包麗敏面前，「年薪誘人，比我之前的任何一份工作多得多。」但考慮了一陣，她謝絕了。家裡的經濟狀況並非好到無需這份工作，但除了擔心影響帶孩子，更重要的原因是，包麗敏發現，她對這份工作的內容無法提起興趣。「我的人生觀世界觀，認知世界的方式已經徹底改變了。」孩子出生前，包麗敏在一家著名媒體擔任特稿記者。那個時候，她關心的是國家大事，制度變革，根本無法理解有了孩子的朋友們一天到晚討論孩子的吃喝拉撒。「當時的感覺就是，一養孩子，個人的自由就完全讓度，完蛋了。」可沒想到，孩子就像是一把鑰匙，忽然打開了她心裡的一個房間，而她過去甚至從沒有意識到這個力量無比強大的神秘角落。
跟孩子相處這幾年，包麗敏感受到了人生最大的成長。從前做記者，包麗敏覺得自己是個自由主義，總在呼籲平等，思考實現制度變革、改變社會觀念。和孩子相處，她發現自己都是是紙上談兵。孩子曾經執著於一件事：每天下午都要坐電梯，從一層到頂層，每一層都要按停，然後要媽媽抱著從樓上走下來。電梯一個單元一個單元地坐過去。一棟樓坐膩了就換一棟樓，刷遍了整個小區，持續了幾個月。還有的時候，他會反反覆覆爬小區門口的幾級臺階，弄得渾身髒兮兮的，或是蹲在大太陽底下，把小石頭一粒一粒地扔到井蓋的小洞裡。
「在這些你無法理解的樂趣面前，你的智力完全無處施展。」為了保護孩子探索的自由，包麗敏一次又一次地和巨大的煩躁感抗衡，忍住不讓自己條件反射式的說出「不行」。「平等自由，這些最後都要落實到人和人之間的交往上：你能不能侵犯別人的邊界，你能不能守住自己的邊界？」包麗敏感慨，「大家勢均力敵還好，而你跟你老闆相處，你可能就守不住自己的界限了，和孩子也一樣，他最弱小，而且他絕對依賴你，你在他面前的絕對權力比政府還大。」包麗敏說，她的全職生涯就像大學生的gap year(間隔年）：「大學讀到一半，你開始迷茫了，那就什麼都別管，去非洲做個志願者，很可能因為這件事又重新調整人生的方向，發現人生新的面向和維度。」謝絕了工作邀約之後，包麗敏開始寫書，把自己養育孩子過程中的體會寫下來。她不著急，一天只寫幾百字，把腦子裡的想法反反覆覆推倒重來。不久前，她的第一本書已經順利出版。
上海80後媽媽顧佩超也和我說，做全職媽媽，是她成長最快的時期。她記得自己剛剛懷孕的時候，發現有先兆流產的症狀，她的第一反應不是和先生商量，而是給父母打電話。「當天，我爸媽就提著大包小包出現在我家裡，包辦了我的衣食住行。現在回想起來，我雖然已經成人、結婚，但內心裡還是一個依靠在父母身上的孩子。」第二個孩子出生後，顧佩超辭去了大型國企財務主管的工作，從父母手裡徹底接過帶孩子的重任，現在已經五年。「今天孩子突然生病了，早上我給父母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們不用著急，也不用過來，我一個人都能搞定。」
「普羅大眾提起全職媽媽，都覺得我們回家就是為了帶孩子；經濟不獨立，依附老公，沒有安全感；不上班，接觸的人少，易與社會脫節——總而言之，家庭容易有變故。」對於這些刻板印象，顧佩超統統不認同。當年為了帶孩子，父母和小家庭住在一起，顧佩超發現一家人都不舒服：丈夫從小獨立，和嶽父母住在一起，總覺得不自由；父母帶孩子，一方面身體辛苦，一方面精神上也很焦慮，總擔心做得不對，被兒女挑剔。
「我回家是為了更好的家庭生活，而非為了孩子。」父母撤出後，夫妻兩人精誠合作。每天，先生送孩子上學，如果下班早，也會去接孩子放學。他每天都要抽時間陪孩子玩，不必要的應酬堅決不去。兩年前，先生到北京工作，但每周五，無論多晚，他都會趕晚班機回到上海，在周末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顧佩超覺得，夫妻兩的關係不是更疏遠，而是更接近了。回家以後，顧佩超成了廚藝高手和縫紉高手，但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陪孩子寫作業的時候，她會看自己的專業書。眼下，一份新的財務工作找到了她。「如今網際網路發達，不出門即知天下事，想與社會脫節也是不易。真正容易讓全職媽媽走向低谷的，只有懈怠和不進步。」
接觸越多的全職媽媽，我越感到，她們的決心、力量，她們對於自我的要求，對生活可能性的追求遠遠超過了我的想像。我甚至不再願意用「全職媽媽」這個充滿刻板印象詞彙去界定她們。
許多新生代全職媽媽，在照料家務、養育孩子的同時會嘗試各種兼職工作（圖｜視覺中國）
「我其實是半職媽媽，」Cecilia笑著對我說。四年前，第一個孩子出生，Cecilia在一家國際組織工作，產假是三個月。由於有早產跡象，Cecilia提前住院一個月，孩子兩個月的時候產假就結束了。「我覺得這對於孩子來說不公平，對我來說也不公平，我本來就有深度參與育兒的想法，乾脆辭職回家。」和許多全職媽媽家庭不一樣，Cecilia的先生在高校工作，收入並不高，她才是家裡賺錢的主力軍。她算了算這些年攢下的錢，制定了一份詳細的開支計劃。她自己陪孩子玩，給孩子做早教。她趁著美國黑色星期五打折，買好孩子一年的衣服。Cecilia算過一筆帳，2014年的時候，她可以做到養孩子每個月不超過500塊錢。夫妻倆調整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以前買草莓一人吃一斤，現在一人吃一口」。從金融白領變成全職媽媽，Cecilia練就了提著20斤菜上樓不歇一口氣的功夫。最辛苦的時候，她挺著七八個月的肚子，還帶著一歲半不停地要和媽媽玩的大寶。但她覺得一切辛苦都沒什麼可抱怨的。「既然想好了最重要的是陪伴孩子，我沒有想像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它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有了問題解決就好。」2017年，先生到美國當了半年訪問學者。Cecilia帶著兩個孩子一塊兒去了。那半年，家裡的開銷變大，積蓄花光了。「回到國內，孩子吃了兩個月蘋果，因為蘋果最便宜，當時3塊錢一斤。」Cecilia決定改變狀況。她找到讀研究生時候的導師，接下了許多課題研究的任務。在美國，她學了正面管教課程，全職回家後也一直在網絡上寫育兒科普的文章。她找到幾家育兒公眾號和雜誌社，要求他們給自己儘可能多的撰稿機會。「那時候夜裡常常寫到兩三點，甚至於三四點，每天只睡5、6個小時。」後來，她開始接到一些育兒活動邀約，她就帶著孩子們一塊兒去。
Cecilia堅信，親子關係中，陪伴的目標是讓孩子走向獨立。孩子越來越大，媽媽的生活重心應該越來越回歸自我。去年，二寶上了幼兒園。Cecilia覺得，人生應該開啟一個新階段了。今天，她有了一個新身份：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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