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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明清時的白銀，印象最深的要算《馬關條約》中２億兩與《辛丑條約》中４．５億兩的戰爭賠款。當時皇帝為何不用黃金，而要改用白銀？中國非產銀大國，哪來那麼多的白銀？
中國使用白銀的歷史悠久流長，根據《史記》的記載：虞夏時代的貨幣之一「白金」，很可能就是白銀，但秦朝「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可見，漢朝之前，白銀可能被用作貨幣，但不像黃金一樣是人們心目理所當然的貨幣。又據加藤繁在《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考證：漢武帝時曾一度流通「白金」（白銀），但由於盜鑄、冶煉技術的不足，「白金」純度不夠，市價跌落，最後退出。武帝之後，白銀一般被用來儲藏、賞賜之物，與貨幣範疇還有一段距離。自隋唐以降，由於國家的統一，商業的發展，錢幣的使用已非常發達。宋代商業之繁榮在《清明上河圖》中得到了最為直觀的展現，汴京的繁華在當時舉世無雙。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曾做過精細的估計：1021年北宋的國家收入總數合計相當於1500萬～1800萬盎司黃金——如此龐大的財貨流通，在當時世界上亦是絕無僅有。
北宋真宗時期，錢幣使用的盛況空前，但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於以攜持。」《宋朝事實類苑》。於是，川蜀地區出現了世界歷史上的首枚紙幣--交子。據《文獻通考錢幣考》載：「初，蜀人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說明最初交子是由民間商戶自主發行的，即「私交子」。由於發行交子獲利快且多，發行者多「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宋朝事實類苑》，致使交子信譽斷崖式下降並引起擠兌風潮，面臨著嚴重的信譽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交子就轉為經濟實力較強、信譽較好的「富人十六戶」（《文獻通考錢幣考》）主持發行。據《宋朝事實類苑》載：「益州豪民十餘戶，連保作交子，諸豪以時聚首，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書填貫，不限多少，收入人戶見錢，便給交子。」因交子體輕、價廉、攜帶方便，迅速獲得商人的認可，它既能流通，又可與鐵錢兌換，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的交流。但後來富商大戶私產衰落後，交子無法兌現，時時引起爭訟，又無力調解，當時北宋政府看到經營交子有利可圖，於是趁機將「私交子」改為「官交子」。據費著《楮幣譜》載：（交子）「表裡印記,隱秘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緡錢之數。」可見，交子採用同一種紅、黑兩色紙張印刷，為雙面印刷；其紋飾為屋、木、人物；上面還有發行者的私押和隱密題號，作為防偽勘驗之用；不過沒有印面值，而是根據收入人戶見（現）錢多少而臨時填寫。後為增加交子的信譽,在上面加蓋了益州官印。不過，儘管兩宋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貨幣還是銅錢，但是鐵錢、白銀、交子等也都能在市場上流通，由於當時無「銀監會」與「央行」的機構監督和調控，很容易造成價格衝突，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致使經濟繁榮的宋朝，終被「冗官冗兵冗費」「拖垮」。金代所發行的交鈔，最早是在海陵王貞元二年印製。據《金史·食貨志》載：（金貞元二年（１１５４年），海陵王遷都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引鈔法，遂制交鈔，與錢並用。」可見，交鈔「襲沿」北宋的交子。又《金史·食貨志》載：「交鈔之制，外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準尚書戶部符，承都堂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說明鈔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金額，其右為字料，其左為字號；下部為發行機關地區，年月日以及各級負責人的押印。
元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紙幣最為盛行的時期，甚至得到馬可·波羅的特別稱道：「大漢國中商人所到之處，用這種紙幣來給賞賜，購買貨物，接受買貨方的付款，居然和純金沒有什麼區別。」但與宋金相比，元朝更好戰，財政發行紙幣更甚，通貨膨脹也更劇烈。財政虧空嚴重就專靠增發寶鈔來彌補，從1265年至1289年短短二十四年間，頻繁的戰爭使貨幣發行量增加了近70倍。當1310年政府發行一種新幣(至大鈔)時，貨幣總量相比第二套紙幣(至元鈔)發行時幾乎增加了900%。（Tullock，G.，「紙幣：國泰的周期」，《經濟歷史評論》）實際上，從兩宋到明朝，白銀作為一種「調控」貨幣來使用。當紙幣因發行過多而通貨膨脹時，為穩定紙幣價值，朝廷禁止白銀流通，強制民眾使用紙幣。當然，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白銀將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國各地流通的主要貨幣，且購買力有逐漸增強的趨勢。朱元璋建立明朝前後，民間商品交易多用金銀。洪武八年（１３７５年）發行寶鈔後，政府屢次下令禁止民間以金銀為交易貨幣，違者治罪。但政府發鈔鑄錢還是以銀價為基準。這樣一來，銀鈔之間、銀錢之間就有一定比價：同年定價，銀一兩換錢一千文，當鈔一貫。致使由於紙幣貶值快，銀錢成為民間交易的主要貨幣。儘管政府強行使用寶鈔，但隨著紙幣的貶值，會必然逐漸退出流通。１４３６年，明英宗取消用銀禁令，可見當時民間將白銀作為流通貨幣化的程度化較高，自此開始，中國以銀為主要貨幣。成化之後，在田賦、商稅、鹽鈔、匠役以及官俸等項收支裡，均為折銀的範圍，即銀兩成為主要的支付手段。當然，雖然銀兩和銅錢並用，但銅錢的價值太小，發行量又不大，無法適應大宗交易的需要。明穆宗隆慶元年（１５６７年），朝廷下詔「準販東西二洋」，一時間，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蓬勃發展。貿易中，外國對中國商品的渴望遠超中國對外國物品的需求，外方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商品。有專家根據相關史料估計，隆慶四年（１５７０年）的市場交易中，九成以上用銀支付，用錢不過一成，銀在政府的財政收支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而萬曆九年（１５８１年），太倉銀庫歲入銀3704281兩，錢21765400文，按錢一千文折銀一兩換算，此項錢僅合銀21765兩，不及銀數1%。原來，就在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規定所有的朝廷賦稅一律以白銀結算，白銀從此正式成為官方結算貨幣。
根據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估算：自從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之後的一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有7000噸到1萬噸，約佔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據東印度公司統計，從清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十年（1700~1830年），流入中國至少有5億元白銀；這些外國銀元價值合1億英鎊。當時中國人所不知道的是，這些白銀幾乎全部來自美洲，且多數是通過歐洲人販奴貿易所取得。十六世紀中期，南美洲發現了藏量極為豐富的銀礦。秘魯、墨西哥等國都開採出數量驚人的白銀。十六世紀初，世界白銀年均生產約1510000萬盎斯，到了十六世紀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間，年均產量已提高到10000000盎斯。此後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即清乾隆年間，世界銀產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盎斯之間。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佔世界總產量的約80%。實際上，在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之前，日本早在16世紀40年代就已經開始向中國大量的輸入白銀。對於被歐洲人譽為「銀島」的日本，十七世紀前，白銀產量約佔世界的20%。而中國物產豐富，單缺白銀，中日貿易，白銀流入。李德霞在《日本德川幕府與明朝的貿易關係論》中認為：「16、17世紀的日本，手工業尚不如中國發達，許多生活必需品，均需仰賴中國供給。」至於入中國的白銀總量，錢江在《十六—十八世紀國際間白銀流動及其輸入中國之考察》中提到：「據日本幕府官方的調查，從1601年到1764年的一百六十餘年間，從日本共輸出白銀四百二十一萬兩千二百九十五公斤，其中絕大部分是流入了中國。」葡萄牙。正德十一年（１５１６年），葡萄牙人ＲａｆａｅｌＰｅｒｅｓｔｒｅｌｌｏ駕船來到中國，中葡貿易開始。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年），葡萄牙攝取澳門作為定居點，並以此為基地廣通貿易，每年僅交納明朝官府的船課稅就有20000餘兩白銀。神宗萬曆六年（１５７８年），明朝官府準葡萄牙一年兩次進入廣州直接貿易。主要以槍炮、玻璃等物品換取中國的瓷器、絲綢、綿、手工藝品、農副產品，但大部份以白銀來補足。
西班牙。萬曆四年（１５７６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賓，發現該島的自然資源不足以滿足日常所需，就支持菲律賓與中國擴大貿易，中菲間的貿易因之迅速發展。為了支付中國貨款，西班牙人只能從殖民地墨西哥調運白銀來交換。根據相關史料估算，1570年至1760年間，在殖民地時期經菲律賓輸入的白銀至少約為2億比索，按每比索為白銀36克算，這一時期輸入中國的白銀總計約為7200噸。巨額美洲白銀的輸入，明清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受到影響，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迅速發展，銀荒危機得到緩解，國家貴金屬的儲備量得到增加，但是也引起了物價的上漲。荷蘭。萬曆三十二年（１６０４年）七月，荷蘭佔據澎湖為定居之地，要求與明通商，但未獲成功。後佔中國臺灣的雞籠、淡水等地，與廣東、浙江、福建商人進行走私貿易。中荷貿易早期，荷蘭控制的南洋諸國盛產中國所需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交易方式多為以貨易貨，輸入的白銀微乎其微。十八世紀初期，胡椒、香料等產品在歐洲供不應求，但歐洲對中國茶葉的需求又急劇膨脹，荷蘭只能調運白銀來交換茶葉。１７２８～１７３４年，九艘荷蘭商船從歐洲駛往廣州，總貨值達2530000萬荷盾，其中白銀佔96%。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儘管節儉勤政，卻是個守財奴，連年用兵，卻堅決不肯動用國庫銀子，橫徵暴斂，激起民變，最後兵敗自戕。李自成進京後，發現國庫裡積壓的銀子竟有37000000錠之多。據學者梁方仲估算：「由萬曆元年至崇禎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明帝國積累了巨額財富，成為延長壽命的資本。
美國。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美國的「中國皇后號」首航中國。船上滿載人參、毛皮、羽紗、胡椒、棉花、鉛等物品，換取了中國的茶葉、瓷器、土布、絲綢、肉桂。此次航行的利潤有25%。此後，美國貨船經常出現在廣東沿海港口。１７８４－１７８９年間來華美國商船達到十五艘。１７９２年，美國在廣州口岸的貿易額已超過了荷蘭、法國、丹麥，僅居英國之後。英國。康熙後期，英國正式與中國進行貿易。雍正初，英國到廣東「互市」，不斷擴大規模。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國使節馬噶爾尼來華「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寧波、珠山、天津、廣東等地」，與清政府建立全面貿易關係。雙方交易前期，英國用「黑鉛、番錢、羽緞、哆羅、嗶嘰諸物」、棉花、錫等換取中國的絲、綢、瓷等。出現的巨額出入差，則以白銀補足。除了上述這些大銀元之外，在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還流入了一些外國銀質的輔幣。郝延平在《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中寫道：「其種類複雜，數量很難估計。有人認為，合大銀元能達到1.8億元，顯然太多。」大量的白銀湧入中國，逐漸形成了「銀本位」的貨幣制度，使中國貨幣體系得以完善。中英貿易後期，為扭轉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局面，英國以鴉片作為白銀的替代品，使中國從白銀進口國淪為白銀出口國。鴉片戰爭前後，白銀流失非常嚴重：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國庫儲備的白銀是7000萬兩，到了1820年，也就是嘉慶駕崩、道光即位的時候，國庫儲備只有1000萬兩。19世紀第一個10年，英國向中國出口983噸白銀；戰爭後的第一個10年，中國反而向英國出口了366噸白銀。曾參加鴉片戰爭的英國海軍軍官艾略特·賓漢在《遠徵中國紀實》中描述道：「實際上，鴉片戰爭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華白銀外流』。」
白銀又大量流失，中國整個貨幣體系面臨崩潰的危險，不僅動搖了整個經濟體系，也嚴重危及清王朝的統治。
1931年，深陷金融危機的美國出臺《白銀法案》，國際銀價隨之成倍上漲，引發中國「白銀風潮」，銀元體系瀕臨崩潰。《中美白銀協定》籤署後，國民政府宣布於1935年推行法幣改革，中國通用貨幣--白銀，正式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