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文章很長，就像一部紀錄片，我們特分成上下篇為您展現。這是一部家族的藏書史，更是一個民族文化史的縮影。
在這裡，曾迴蕩著張大千、邵力子、章士釗、于右任、陳寅恪、吳宓、廖季平、陶亮生、顧頡剛…的聲音，絕對值得您和我們一起慢慢聆聽。
民國初期，賁園的主人便開始了藏書，樓裡曾有存世不多的各種漢語典籍，經、史、子、集、庫部版本皆備，甚而還有善本（含孤本、手抄本），如宋版《淮南子》、《晏子春秋》、《夢溪筆談》、《淳化閣雙鉤字帖》、顧炎武的手稿，曾國藩的來往信札、名人字畫、以及歷代用兵的山川地圖等，所藏古書常年計有十萬卷冊以上。
到了上世紀40年代後期，賁園所藏書籍已至鼎盛階段，達30萬卷冊之多，其中善本逾5萬卷冊，自刻書籍木板3萬多片，全國兩千八百餘縣方志收錄最全，中醫古籍亦有不少秘本，居當時國內私人藏書之冠，藏書規模西部第一，堪與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樓媲美。
雖然天一閣的歷史較之賁園更為久遠，但是藏書量卻不及後者的一半，尤其是抗戰時期，避難於成都的眾多國內鴻儒大家先後慕名而來，「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在賁園裡留下了永遠述說不完的故事，更添了她的厚重歷史文化風韻。
如今，這座古堡式的宅邸坐落在成都市春熙路旁一條闃無人息的深巷裡，雖已顯頹敗，仍然「大隱於市」，距離「燈紅酒綠」之地僅約百米之遙，曾是民國時期藏書家嚴雁峰、嚴谷蓀父子兩代人的居所，也是「賁園書庫」所在地。
歷史上，這條長約不過200米阡佰小街的命名和更名，都曾烙有特殊的歲月印痕。據說，三國時趙雲曾在此建宅，原來街西有一水池，老街坊稱為趙雲的洗馬池或子龍塘，故名龍塘街。這裡曾是清雍正年間嶽鍾祺巡查在成都的宅第「景勳樓」。其後，因為位於成都府中心地段，主政四川的封疆大吏吳連生、駱秉章、祥文瀾、恆容齊等都曾先後入住於此，如果說是那年月的「省委書記」大院，亦非妄語。
清同治年間，駱秉章任四川總督，設下圈套，在大渡河畔全殲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清廷為表彰駱秉璋的「功績」，特在子龍塘邊為他修建了一座「駱公祠」，此街又改名為駱公祠街。民國時期排滿廢祠，抗戰時期成都市國民參議會曾設於此。1954年又改為和平街，展現出中蘇兩國關係友好的時代特徵。
其實，無論朝代怎樣更迭，街名怎樣流轉，「景勳樓」依然故我。府內原有三座超大花園，翠綠的竹林環繞四圍，委實王侯氣派。清末民初嚴氏父子買下這座庭院後，曾根據皇家檔案館的樣式作過修繕，工期耗時逾10年，時斷時續，終於1924年將其改建為今天人們可看到的「賁園書庫」遺址。
賁園書庫是一座石庫狀的建築，長約二十米，寬約十米，整個建築的風格中西合璧、大氣厚重。基座的大象和祥雲的浮雕已經風化，斑駁的青磚灰瓦也越發陳舊。書庫中部的大門為滿月形門洞，上方纏繞著肆意舒展的藤蔓。二樓為西式建築特色的小陽臺，上端有一匾額，用隸書題著「書庫」二字。由於年代久遠，匾額暗淡失色，表面翹起片片漆皮，「書庫」二字雖清晰可辨，但已斑駁，歷史印痕盡顯。
那年月修建的賁園書庫牆體約有半米之厚，屋簷下修有腰簷。書庫四周都開有小巧精緻的方形窗戶，所有窗戶都裝有隔水板，二樓窗戶上還設有氣窗，以期防潮防曬，足見設計者的用心良苦。
賁園還有一層地下室，是為書庫恆溫而挖的。民國時期的蜀中碩儒，陶亮生先生曾這樣描繪過賁園：「書庫建在花園中，系楠木結構，高大寬敞，外石，通戶牖，為石庫狀，冬暖夏涼。」言之鑿鑿，當年周圍種植的兩顆銀杏，如今已經成長為參天大樹，枝葉扶疏，鬱鬱蔥蔥的綠葉籠罩下，滿是灰塵和雜草的賁園更添了幾許凝重的滄桑感。
歷史上的賁園既是書庫又是公館。當年，嚴府建有三進三出的府宅和三個大花園。宅第古雅敞闊，園內花木扶疏，翠綠的修竹環繞在嚴家的四圍。賁園書庫就建在當年嚴家景勳樓的舊址上，系楠木結構，外砌石磚，高庫內四壁有通氣孔，空氣流通，板壁上加一層鐵皮，地板清絲嚴縫，不讓溼氣侵入，像一座牢固的碉堡。室內溫度穩定，書架書櫃全是楠木、香樟，可防蟲防黴。
值得一提的是，書庫長年僱有幾位翻書工，坐在書庫內，一年四季不停地，小心翼翼地專職翻書，以避免蟲蛀、水漚、溼氣浸潤，甚而在每本書裡，還要夾上防潮的專用紙。每當天氣晴朗時，還將許多古籍搬到庭院的通風晾曬，以期降低紙張的溼度，這是川西平原的獨特氣候所致。經歷了百年風雨之後，雖然賁園現在早已書去樓空，但它獨特的書香氣息，卻不曾被淹沒。
據說當年翻書工的聘用條件是定要文盲，他們只可翻書，不會看書，以免誤事。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感喟：「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誠如斯言，那年月的讀書人為求學問，「挑燈夜讀」，「懸梁刺股」皆傳為佳話，是經過了大磨大難後的真切寄懷。
嚴雁峰，巴蜀第一藏書家
賁園的主人嚴雁峰（1855年－1918年），本名祖馨，別號賁園居士，陝西渭南人，是近代著名的中國藏書家。清雍正年間他過劍門，沿著張飛古道入川，開拓鹽業致富，並廣儲文獻，弘揚儒學，終成藏書大家。
嚴氏曾就讀於尊經書院(四川大學前身)，熟讀典籍，涉獵甚廣。初到成都府時，聞聽尊經書院的大名，便決意報考。當時，由王愷運先生執掌的尊經書院有個不成文的「潛規則」，概不收外省籍學生。但嚴雁峰生性聰明，慧根早熟，酷愛藏書，王愷運知道後尤為看重他的稟賦，認定是可造之材，遂收於門下。後來的嚴氏果不負厚望，成為清末蜀中學者和詩人。
嚴氏幾代人經商，以鹽業發家。嚴雁峰本人雖苦讀於尊經書院，但參加科考屢試不第，遂從此專心收羅民間古籍，造福士林。1894年的甲午戰爭（光緒二十年）前夕，他進京趕考，並斥巨資購進大古籍，裝運回川。途經西安古城時，巧遇一藏書家又有1000多部古籍出售，遂毫不猶豫地重金全部收進，回川後建藏書樓３楹，名為「賁園書庫」。
此後，他再未踏入官場半步，而是潛心收藏古書，並以此為樂。到了晚年，他甚至變賣自己經營多年的鹽業，用所得的數萬元巨款購書。數年時間，嚴雁峰的藏書就高達50000多卷冊。為了更好地保存這些書籍，他把書運到佛門清靜之地，大慈寺和文殊院這兩座寺廟暫存之後，買下和平街的景勳樓，將其改造為賁園。賁園之稱謂，以「賁」字為園，取其「氣勢旺盛、諸事暢達」之古意。
如今，由於年代久遠，我已無從考察清末時期的嚴雁峰先生照片，因為那個年代的照像機還是西洋舶來的稀罕之物，是利用鎂礦石的燃燒來作閃光，膠片也只是單獨一次拍攝一張，被西方傳教士帶進中國才不久。慶幸的是，張大千先生在賁園客居期間，畫過一幅嚴雁峰圖，作於1944年，為今人留下了可以緬懷的映象。（參見上圖）
該幅畫作上的鈐印是：「張爰私印、張大千、林思進、清家翁」。作者落下的款識為：「雁峰老伯遺像，甲申四月張爰拜寫，林思進題跋：（廖平撰文）」。這些鈐印與款識中的人物皆為當時的蜀中鴻儒，其中的廖平更非等閒之人，是四川井研人，清末至民國時期學者、思想家。廖平一生治經學，融合古今中外多種學說，形成一套獨特的經學理論體系，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雁峰先生還以刻書精善著稱，紙質、字跡、印刷皆稱上品，備受中外稱譽。英國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俄國列寧圖書館均有其印本陳列，美國國會圖書館還專闢有「渭南嚴氏精刻善本書籍室」。賁園所藏珍貴的文獻史料，可比肩於浙江寧波的「天一閣」，也絲毫不輸四川江安傅增湘的「雙鑑樓」，尤以遠播海外漢學的史料著稱，冠蓋幾家知名的國內藏書樓。
嚴谷蓀，賁園藏書樓的傳承人
嚴雁峰先生去世後，其子嚴谷蓀（又稱嚴谷聲、或嚴谷生）花了幾年時間，請人徹底整理書目。對於書籍的保護，他視為己任。子承父業，可圈可點。據說當年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內，如想進入書庫，必須得到嚴谷蓀的同意。為此，嚴谷蓀還僱請了三位幫工，常年累月專門看守書庫裡的書籍。
據史料記載，嚴谷蓀並非嚴雁峰之妻祝氏己出，乃過繼族人之子為嗣。當年，嚴谷蓀年僅20歲，但卻繼承了父輩的人生追求與理想，摒棄聲色犬馬，蟄居書庫，在經學家張森楷先生等前輩學人的教誨和協助下，一心治學，並廣集圖書，持之以恆，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由於經營有方，賁園的藏書增加到了30萬卷冊，嚴谷蓀本人也成為研究古籍文獻和古代典章制度的專家，在鑑定古籍版本和書畫金石方面頗有造詣。
賁園藏書十分豐富，善本頗多，許多學者在著書立說時都受惠於此。宋育仁撰修《四川省通志》、《富順縣誌》，所據資料以賁園藏書為主。著名學者廖季平晚年精研不輟，許多時光都是在賁園度過的，他的珍貴手稿後來也留在了賁園。張森楷的《二十四史校勘記》、《四川省歷代地理沿革表》等著作也是在賁園完成的。
嚴家還投巨資對其藏書精校精刻，使賁園成為當時古籍刊刻和傳播的基地之一。著名學者龔向農、向楚二位先生曾對賁園所藏中國音韻學書籍進行校讎、整理，歷經數個春夏秋冬，編成漢語音韻學巨著《音韻學叢書》，收錄唐宋以來音韻學圖書32種共123卷。為此，嚴谷蓀聘請刻字高手匯刻後，攜此書專程赴杭州就教於近代大儒章太炎，章先生讚賞之餘，親自為該書作序。這套叢書曾經參加在德國萊比錫舉行的萬國博覽會，受到好評。龔、向二位先生也因此聲名遠播。
嚴家父子窮畢生精力，傾萬貫家產，矢志搜集古籍文獻。近至成都，遠至北京、南京、天津，乃至日本的書商，一旦有了珍貴的善本、孤本，都千方百計聯繫賁園，把書送來。凡藏書者，無不以收藏孤本和善本為榮耀，而賁園所藏的許多善本一向為藏家所羨慕。《夢溪筆談》是北宋時沈括的名著。民國時，人們知曉的最佳版本是宋朝的宋幹道本，但這個版本有一定的缺失。到了明朝時期，出現了內容更為完備的馬元調本，歷代收藏家皆苦覓而難見蹤影。這本海內珍本即為賁園所收藏，共計30卷。
1949年後，嚴谷蓀先生曾被聘為川西行署特邀人民代表，四川省文史館研究員。隨後不久的歷次政治運動及「文革」中，嚴谷蓀先生飽受磨難，於1976年去世，終年77歲。如今，嚴家父子的墳墓已遷到銀杏園，墓志銘上有一句話，道出了書庫兩代主人的藏書精神：「雖歷經戰亂，屢遭橫禍，亦不屈不撓，寧舍萬金，不棄一卷。」實在令人敬佩！
四川歷代有重視修志的傳統。從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東漢的《巴郡圖經》到中國現存的最早講究體例的方志、常璩的《華陽國志》，無不對此後中國地方志的修撰產生了既深且巨的影響，而常璩的《華陽國志》還被梁啓超稱為「方志之祖」。
早年四川修方志之風很盛，或許與「山高皇帝遠」的四川人戀鄉情結不無關係。明末清初的戰亂，各省大片土地荒蕪，民生凋敝，百姓奉旨逃荒，或者自願(經商、遊宦、習醫等)入川，改變了整個四川的人口經濟、奠定了現代四川，包括成都府在內的風俗與民情。正是由於大規模舉家甚至舉族遷移入川，各省百姓戀家戀根之心甚重，因此對族譜的修繕，方志的撰寫甚於它朝。這些成因可以解讀為何賁園藏書中方志與族譜尤顯豐富。
除此之外，陝西在清初湖廣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亦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問自明，陝西與四川自古相通，是為近鄰，常有商業交易及民間往還。陝人在清初入川佔地，其具體做法是「秦人隨大軍開闢，砍樹臼其皮為界，施棚帳於內髏瓦礫之間」，自此之後，「遠近趨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縣誌》) 陝西人在成都的經商行道以典當、鹽茶、棉織業等著稱。比如清代33家當鋪(《成都通覽》載28家)，多為陝商經營。
作為賁園的主人，陝西的嚴氏父子家族便是以運銷川鹽而獲得大利。但作為尊經書院的學生，王壬秋的高足，憑藉與宋育仁、廖季平、張森楷等著名學者系同學之淵源，才有賁園藏書之洋洋大觀，同時才有大量資金投入所輯的《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輯的「叢書」涉及經傳、訓詁、音韻學、中醫藥學等重要的文獻。（上圖為康熙年間房契，是迄今在賁園書庫裡發現的老成都最早的房產證）
據成都市內文殊院的老和尚告訴筆者，上世紀「文革」初期，嚴氏刊刻的「叢書」大約有3萬多版片，皆為上等梨木或檀木製作，曾經保存在寺內，只可惜「軍宣隊」進駐後，所謂的軍代表們，其實就是一夥無知無畏的兵匪，或許入伍前還是耕田人或放牛娃，竟然將存於庫房裡的大批版片搬出來，用作煮飯的柴火，或寒冷冬季的烤火取暖木材。珍貴的中華文物瞬間毀之於愚昧，聞之實在令人痛心！
（接轉下篇：賁園，老成都的百年藏書樓——走過歷史的煙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