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曾經發生過兩次巫蠱事件，一件是失寵皇后陳阿嬌涉嫌詛咒武帝，另一件是衛太子劉據涉嫌詛咒父皇。後一件的後果極為嚴重，引發了太子劉據與武帝的軍事衝突，太子兵敗自殺，衛皇后自盡，漢廷中樞政治劇變。
要釐清衛太子巫蠱之禍的整個事件，就先要搞清楚什麼是「巫蠱」。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在其名著《金枝》中曾對原始文化中的巫術做過描述，他認為在很多原始巫術中，通過攻擊偶像懲治仇敵屬於交感巫術中的模擬巫術，它所依據的巫術原理是「相似律」——兩個相似的事物之間存在交感關係。
基於這種相似律的存在，施行巫術的人可以通過對不同的偶像，諸如畫像木偶、土偶、草兒紙人、蠟人等，施以不同的懲罰方式，譬如箭肚針刺、劈裂、束練焚燒埋葬等等，這些統稱為「偶像祝詛術」，而最終的噩運將要降臨到那個被懲罰的人身上。
如果按照這個解釋模式，秦漢時代的「巫蠱」就很符合這種原始巫術的特徵。所謂的「巫」，在中國傳統典籍中的解釋很多，其主流詮釋就是上古先民社會的神職人員，與政治權力複雜糾纏。從文化地理來看，上古三代至於先秦，「巫」文化在楚地最為盛行，據《國語·楚語下》記載觀射父對答楚昭王：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按照這種解釋，「巫」擁有非常人所及的知識與智慧，他們是天地之間的媒介，壟斷著對宇宙現象與神秘力量的解釋權。漢朝與楚國有著密切關係，文化上受楚文化影響也是可以理解。
那麼何又謂之「蠱」呢？「蠱」的原義，是以毒蟲讓人食用，使人陷於病害。《說文·虫部》云：「蠱，腹中蟲。《春秋傳》曰：皿蟲為蠱，晦淫之所生也。」
「巫」與「蠱」的結合就意味著擁有超自然能力的「巫」使用「蠱」這種手段來加害於人。在漢代流行的「巫蠱」形式，是將桐木削製成仇人的形象，然後在桐木人上插刺鐵針，埋人地下，用惡語詛咒，企圖使對方催禍。根據鄧啟耀的《中國巫蠱考察》一書的定義，中國的巫蠱之術指的是：
用紙人、草人、木偶、泥俑、銅像乃至玉人作被施術者的替身，刻寫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術者身上的一點毛髮、指甲乃至衣物，做法為詛咒後或埋人土中，或以針釘相刺。據說，被施術者就會產生同樣的反應，刺偶像的哪個部位，真人的哪個部位就會受到感應性傷害。為了折磨仇家，施術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釘鐵釘併合厭以魔鬼偶像，最後才以巨釘釘心，弄死對方。
雖然「巫蠱之術」是神秘主義文化，甚至相較於儒學，可謂一種邪術。但是，「楚俗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傳統影響下，漢廷統治者最初並不禁止「巫蠱」。劉邦在吳中地區時曾「悉召故秦祝官」，命令各縣設置官府管理的祠社，並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
初定天下後，劉邦又根據修築社祠，以長安為中心，根據地域名稱設置巫祝，命其按照時令祭祀不同神祇。可以說，楚國的「巫」文化是漢代國家神學建構的一部分，也是在儒學「君權神授」理論建立之前的國家神權理論來源。
漢文帝二年三月，朝廷特別頒布以一道涉及到「巫蠱」問題的詔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族，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從文帝的這個詔書看，當時的漢廷對於「巫蠱」之事還是比較寬容的，基本將其視為「細民之愚」。但是，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禍」改變了帝國對於「巫」文化的態度。發生於漢武帝徵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巫蠱之禍」，涉及多方因素，與漢廷權力鬥爭、治國政策等複雜糾纏。
《漢書·戾太子傳》對「巫蠱之禍」有著比較詳盡的記載，其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武帝末，衛後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奸。」這句話將「巫蠱之禍」的原因歸結為武帝晚年，皇后衛子夫失去寵愛，奸臣江充上位，在他的構陷之下，才發生武帝父子對抗的「巫蠱之禍」。
事實上，將整件事情歸結於江充，實在是過於誇大這個人的作用，也是將複雜的政治鬥爭簡單化了。「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這首流行於武帝時代的民歌，很好地說明了出身平陽公主府「謳者」的衛子夫見幸於武帝之後，衛氏外戚集團興盛的歷史。《漢書·外戚傳》記載：
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驃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
另外，衛子夫的姐夫公孫賀也因衛氏勢力而扶搖直上，據《漢書·公孫賀傳》記載：
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裡，無功。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
衛氏集團的崛起，離不開武帝的刻意扶持，用意在於制約外朝集團和舊外戚勢力。當衛氏集團過分強大的時候，新的勢力就會在皇權的支持下勃興，起到制衡的作用。當衛氏集團形成氣候之後，新興的李氏外戚集團便成為武帝手中的權力平衡工具。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樂師李延年獻出自己的妹子李夫人，換來的是李氏家族的榮耀和富貴。李夫人所生一子昌邑哀王劉髆。與衛氏集團類似，李氏外戚也是一個軍功家族。因為李夫人得寵，其兄李廣利也成為統率大軍出徵西域和匈奴的名將。
李氏集團當然不僅只有李夫人和李廣利，還有劉屈氂、莽通、商丘成、莽何羅等人。在這些人中，劉屈氂的身份比較特殊，他是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劉勝之子，行政職務是涿郡太守。徵和二年， 公孫賀因罪下獄，他取代公孫賀為丞相，封澎侯。
劉屈氂雖然是皇室身份，但地位權勢並不如李廣利這樣的外戚新貴，所以二人結成了兒女親家，李廣利的女兒嫁給了劉屈氂的兒子。劉屈氂能上位當上丞相，與李廣利的推薦不無關係。
隨著衛青、平陽公主的死去，衛氏集團的地位在徵和年間已經岌岌可危。據《漢書·衛青傳》記載：「自衛氏興，大將軍（衛）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衛氏侯國皆廢，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公孫賀之子、太僕公孫敬聲挪用北軍軍費一事，則揭開了衛氏集團覆滅的序幕。據《漢書·公孫賀傳》記載：
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徵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
公孫賀為了給自己兒子脫罪，主動承擔緝捕朱安世的任務。這個朱安世號稱陽陵大俠，是與郭解、朱家同一類型的人物。朱安世被捕之後，反而大笑：「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朱安世在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
朱安世，這樣一個江湖豪俠，竟然開啟了大漢朝一場慘烈的政治鬥爭大幕，「巫蠱之禍」由是而起。如果揆諸文帝二年所頒布的《除誹謗妖言詔》，武帝時代的這種「祝詛」之事應當不是什麼大事。但是，武帝不同於乃祖，從對陳皇后的巫蠱事件處理就可以看出，漢武帝有心擺脫楚地巫風對政治的影響，何況這種「祝詛」指向了皇帝本人。
朱安世的告發，促使了漢武帝對宮中「巫蠱」的調查，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江充介入進來。很多史料和大多數的研究者都認為江充是將事態激化，並引向衛太子的關鍵人物。根據《漢書·江充傳》記載：「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奸，奏言上疾祟在巫蠱。」
江充其人，本名江齊，趙國邯鄲人，其妹曾嫁與趙國太子劉丹。但是，趙王家族亂倫胡搞，太子丹與同母姐姐私通，此事為江充告發。幾經周折，江充進入長安權力場，成為皇帝的直指繡衣使者，有點像蓋世太保的意思。
出於對於權力控制的緊張，漢武帝除了啟用寒微外戚制約勳舊貴族之外，還任用大量酷吏監控新舊貴胄，江充就是其中之一。江充與衛太子劉據之間有矛盾，但是從問題本質上講，江充在矛盾中並沒有多少越軌的地方，他所履行的都是武帝賦予的執法職能。《漢書·江充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後充從上甘泉 ，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後世一些歷史研究者將江充及其家人早年與趙王家族之間的舊怨與「巫蠱之禍」聯繫在一起，江充被描繪成一名向漢室復仇的復仇者，「巫蠱之禍」被詮釋為構陷衛太子和離間武帝父子關係的政治陷害。
事實上，無論從哪個角度理解，江充都沒有構陷太子的膽量和能力，甚至也沒有動機。正因為朱安世的告發，武帝開始了一次在長安禁絕巫蠱的整治行動，江充所扮演的僅僅是執行武帝旨意的角色。武帝雖然命江充主持查辦「巫蠱」，但是也並未將權力全部交給江充一人，「 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
這裡的三個人中，韓說的身份比較特殊，他是漢初異姓王韓王信的曾孫，漢武帝早年寵童韓嫣的弟弟。順便說一句，武帝的性取向是非常複雜的，韓嫣可能是他早年第一個男朋友，韓說本人與其兄的作用也可能一樣。
上述三人的介入，說明武帝並不完全信任江充，他們起到了監視和制約江充的作用。在這樣的安排之下，江充是不可能有機會提前進入太子宮，將桐木人埋下的。於是，「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的事情應當是實錘！
太子在宮中埋下桐木人，自然是詛咒武帝，原因不難理解，皇位而已。已然東窗事發，太子遂問計於少傅石德。石德擔心株連自己，於是獻計鋌而走險：
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系獄，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耶？
石德的意思就是乾脆用矯詔拿下江充，然後弄死。至於皇帝，尚在甘泉宮，消息不通，太子不如先下手為強，免得重蹈當年秦朝扶蘇覆轍。所謂的「奸臣如此」，石德的所指應該是李氏集團，因為將衛太子比作扶蘇，那麼言下之意，昌邑王就是胡亥。事實上，查辦「巫蠱」是武帝自己的旨意，石德未必不知，所謂「奸臣」，可能只是消除太子發動政變的心理恐懼。
於是乎，太子劉據發動政變，「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髮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太子起兵，但很快事敗，「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從起兵到出逃，不過十天時間。在此期間，漢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緊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不僅如此，武帝甚至走出甘泉宮，親自指揮與太子的軍事對抗，「幸城西建章宮 ，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
武帝父子兵戎相見，最終太子劉據兵敗自殺。在太子兵敗逃往的同一天，武帝即派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回皇后衛子夫的璽綬，衛皇后因此自殺。衛皇后是無辜的嗎？如果沒有她的璽綬，太子起兵也是有一定難度的。太子行「巫蠱」和起兵的背後是衛氏外戚集團對武帝皇權的挑戰，其核心人物就是太子和衛皇后。
衛氏外戚遭此重創，幾乎覆滅，而李氏集團則成為這場政治變亂的客觀受益者。李氏集團的莽通、商丘成都因在平定太子兵變過程中的功勞而被封侯。第二年，李廣利再次獲得兵權，出徵匈奴，李氏集團猶如當年的衛氏集團，外有李廣利手握重兵，內有丞相劉屈氂執掌朝政，權利煊赫一時。
李氏集團崛起，對未來帝位也有野心，就在李廣利出徵匈奴之前，丞相劉屈氂送別至渭橋。李廣利直接就說：「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昌邑王劉髆就是李廣利的妹妹李夫人之子，李廣利與劉屈氂又是兒女親家，所以「屈氂許諾」，「故共欲立焉」。
但是，李氏集團的好景不長，其覆滅的路數竟然與衛氏驚人相似。據《漢書·劉屈氂傳》記載：
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巫蠱之禍」滅掉了兩個外戚集團——衛氏和李氏，兩名皇子在皇位爭奪戰中出局，太子劉據兵敗自殺，昌邑王劉髆在丞相劉屈氂被殺之後的第二年就死了，很明顯，弄死的他的是武帝。可以說，漢武帝自己搞死了兩個兒子——太子劉據和昌邑王劉髆。
為什麼呢？因為他所屬意的接班人是幼子劉弗陵，也就是日後的漢昭帝。《漢書·外戚列傳》記載：
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鉤弋夫人和堯母門的故事，不過這裡有個很大的疑問，懷胎十四個月，這是絕無可能的怪事，上古的帝堯十四月而生只是神話傳說，鉤弋夫人懷孕十四個月，只可能說明一個問題：漢昭帝劉弗陵並非武帝親生子。
鉤弋夫人
武帝可能知道嗎？當然可能，但是為了皇權的穩定，劉弗陵究竟是誰的兒子已經不重要了。關於昭帝身世，朱言後文還會詳細論述。相較於身後有著強大外戚勢力的劉據和劉髆，劉弗陵登上帝位，對於帝國權力的穩定更為安全一些。所以，整個「巫蠱之禍」，只是漢武帝借題發揮和引蛇出洞的權謀而已，目的是打掉衛氏和李氏兩個權力集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