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不同以往的漢唐帝王戲，她少了金戈鐵馬的磅礴氣勢，其主題更多的是想表達大宋的婉約，試圖通過大宋宮廷之中的輕歌曼舞，以及皇帝的寬仁和文官的治世，向受眾展現出一個海河晏清的大宋太平氣象。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能從劇中人物的對白裡找到大宋面臨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如，第三集的早朝，程琳在垂拱殿上向趙禎匯報遼國使節對宋朝安排的乾元節觀禮的位次不滿意，提出更換位次的要求時，朝堂之上引發了一場關乎禮儀的大討論。
站在趙禎的角度，大宋是堂堂的禮儀之邦，也是大遼的兄弟之國，不能因為位次這種小事影響了兩國之間的友誼和邦交，沒必要和大遼使節錙銖必較。
但程琳的想法很簡單，他認為禮儀上的事不是小事，關乎著宋遼之間既定的契約，既然在真宗朝就定下了遼使在大宋的觀禮位次，就絕無更改的道理。
何況大遼是虎狼之國，一旦今日大宋做出了讓步，提高了遼國使節的觀禮位次，那麼他日大遼必將提出更過分的要求，或財帛歲幣，或割土分疆。
君臣二人險些在大殿之上發起了衝突。
當然，遼國使節提出更換觀禮位次的要求，並不是編劇虛構的橋段，而是歷史上發生的一段真實的事件。
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程琳）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升。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啟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諡文簡程公墓志銘》
天聖五年，遼使的無理要求在程琳的力爭之下沒有得逞，趙宋皇室的臉面得到了有力的維護。
但我們需要知道，程琳的擔心並不是無的放矢，相反，他是相當有遠見的。
因為十五年後，即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遼興宗耶律宗真單方面撕毀澶淵之盟，增兵南下，向宋朝提出了割讓「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的政治主張。
遼國的這一要求，相比天聖五年的乾元節禮儀之爭，更加毫無道理，也霸道至極。
我們知道，宋朝一直念念不忘想要奪回的是遼國統治下的幽雲十六州，這也成為宋朝歷代皇帝的第一政治、軍事目標。
但因為宋太宗趙光義的數次親徵北伐都慘遭失敗，宋朝失去了對遼國攻勢的主動性，改為被動性的軍事防禦守勢，對幽雲十六州也只能是望洋興嘆了。
所以對於宋朝君臣而言，大宋沒有找你遼國要回幽雲十六州也就算了，你遼國怎麼有臉來要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呢？
晉陽是北漢的國都，而瓦橋以南十縣地是前朝世宗（後周世宗）從遼國手中奪取回來的，這些原本就是漢地，如今已是宋土，哪裡還有再送出去的道理。
話要說清楚，事情也要解決。
宋遼雙方經過多次談判之後，宋朝以增加歲幣的方式，打消了遼國出兵索取土地的述求，在澶淵之盟約定的歲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基礎上，增至歲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換取了北疆的再次和平。
這次增幣事件，史稱「慶曆增幣」。
當然，因為此次挑釁是由遼國先發起的，所以又稱「重熙增幣」。
（重熙十一年）八月丙申，宋復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九月壬寅，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閏月癸未，耶律仁先遣大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白溝。---《遼史.本紀十九》
不管如何稱呼此事件，宋朝的退讓是既定的事實。
那麼，宋朝為何不敢和遼國一戰？是兵力不足？還是過分的對澶淵之盟寄予厚望，以致於失去了對遼國的警惕之心？
汪郎告訴你，都不是！
事實上，宋朝君臣並沒有因為澶淵之盟帶來的北疆和平，就降低了對遼國的警惕。
對於遼國，宋朝君臣的警惕之心保持著高度一致。他們始終認為，遼國是大宋最大的勁敵，「國家御戎之計在北為大」①。
正因為如此，宋朝不僅在河北地區（宋朝的河北東路、河北西路，不等同於今天的河北省）常年部署著一支人數在十萬至三十萬間不等的軍事力量，還非常注重對遼國情報的收集，目的就是把遼國當做假想敵，提前做好軍事防禦準備。
天聖時，河北地區的宋軍人數維持在十萬左右。
河北之地，雖有十之七，而得租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
但到了慶曆年間，河北地區的兵力竟然擴充到了三十萬，而且都是敢戰、能戰的大宋兒郎，和宋真宗時期駐防河北地區的兵備相比，強大到令大宋君臣無比的驕傲。
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三萬，鎮二萬；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萬，祁、莫、順安、信安、保寧、永寧、北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為諸路救援。餘二萬分頓諸道，巡檢遊擊兵。今無事時，河朔已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約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河北守御十二策》
在河北地區駐防了如此強大的兵備力量，可見宋朝對遼國防範有多強。
既然有這麼強大的軍備，那為何宋朝還要如此憋屈呢？關鍵就在於，這次遼國興兵南下，索取財帛土地，完全是趁火打劫。
宋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宋朝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李元昊，自立為帝，建國號夏，並於次年派遣使節向大宋遞交了一道國書，提出夏國和大宋之間是國與國的平等關係，而不是藩屬國對宗主國臣服的宗藩關係，他希望宋朝君臣能夠認清這個事實！
李元昊此舉，在大宋揭起了軒然大波。
在宋朝君臣看來，李元昊的稱帝是徹頭徹尾的謀反、叛亂，他本人就是一個無君無父的跳梁小丑。故而，大宋拒絕承認西夏獨立，稱李元昊為「西賊」。
李元昊的稱帝，打破了宋朝君臣長久以來自我迷醉的內外鹹服、海河晏清的睡夢，也刺激到了他們那隱藏在血液深處的武勇之氣。
既然你李元昊公然謀反，不服王化，那大宋勢必要調兵平叛。
但可惜的是，宋軍的平叛之路並不順利。
李元昊畢竟是西北戈壁灘上長大的人，他的軍隊也是在西北荒野間和吐蕃、回鶻等族的無數戰鬥中，歷經數年打造出來的一支鐵血之師。
面對宋軍的來勢兇猛，李元昊在地形、人心都佔據優勢的情況下，利用西北荒野宜於機動作戰的條件，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局部殲滅戰的戰術，相繼取得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役的勝利。
他雖然沒有實現直搗關中的軍事戰略，但成功地讓大宋君臣認清了形勢，接受了他稱帝的事實。
正是在宋朝和西夏處於交織的軍事狀態下，早就對大宋的富足垂涎已久的遼興宗耶律宗真，才會藉此揮軍南下，用武力威逼宋廷以謀取好處。
客觀的說，耶律宗真對時機的把握非常準，他賭對了宋朝沒有在兩線同時作戰的勇氣和能力，從而在宋朝的身上搜刮到了自己想要的財富。
汪郎說：
事情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但造成的後遺症卻是很嚴重的。
遼興宗耶律宗真憑藉著宋夏之爭，在政治、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此舉引起了李元昊的強烈不滿。
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遼重熙十三年），李元昊不僅收納了叛遼的党項五部，還擊殺了遼國的招討使，從而爆發了遼夏之戰。
然而，茫茫戈壁之上，河曲一戰，這位驕傲的大遼皇帝卻折戟沉沙，只帶數十騎逃出生天，大遼國勢開始江河日下。
對於宋朝來說，這次增幣的屈辱也是難以忘懷的，不僅進一步加強了河北地區的軍事部署，還加深了對遼國的不滿。
這種不滿，在七十八年後的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得到了質變，宋朝和金國達成了協議，雙方約定共同攻遼，瓜分遼土，史稱「海上之盟」。
當然，宋金聯合攻遼，也遭到了宋朝有識之士的反對。
但仇恨往往會淹沒理智，蒙蔽雙眼，宋朝統治者聽不進勸阻，最終還是向遼國派出了大軍。
遼撕毀了澶淵之盟一次，宋也撕毀了澶淵之盟一次，雙方都扯平了。
但宋朝這次單方面撕毀和約，卻沒有遼國那樣的好運氣，最終便宜了金國。
天道，就是如此！
註：
①《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四》
【我是江東汪郎，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堅持原創，喜歡我就請關注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