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電影節|厄運集結成精神烏託邦,從紀錄片中看到奇蹟

7月28日，作為第二十三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官方活動，「抗疫前線的紀錄片人」論壇在上海銀星皇冠酒店舉行。

該論壇邀請了曾身處疫情一線的紀錄片創作者們：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導演範儉、《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總導演範士廣、《封城日記》的導演林晨、紀錄片《餘生一日》總導演秦曉宇、《好久不見，武漢！》的日本紀錄片導演竹內亮、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呂新雨，共同討論疫情期間如何打開紀錄片的拍攝理念而區別於新聞視角，以及紀錄片人如何突破邊界尋求更多的可能性、全民記錄的更深刻的意義等話題。

論壇嘉賓合影。左起：範士廣、範儉、呂新雨、林晨、秦曉宇、竹內亮。本文圖片均來自上海國際電影節官網。

紀錄片要做靜水流深的觀察態度

由澎湃新聞出品、範儉執導的紀錄片《被遺忘的春天》是今年出爐的眾多關於新冠的紀錄片之一， 主要講述了武漢確診病例數最多的社區之一、武漢丹水池社區三組家庭的故事。作為曾經拍攝過汶川地震的紀錄片導演，在巨大的創傷面前，範儉這一次很鮮明的選擇了退步和抽離，採用了比較克制和理性的觀察方式。

範儉

沒有選擇醫院，而是直接撲向社區。範儉解釋說，「我想我們紀錄片要做的靜水流深的一種觀察態度，而不是新聞視角的一個觀察。這個退半步或者退一步對我來說會有新的發現，反而社區裡基本上沒有什麼拍紀錄片的，我倒可以施展得更多。」

範儉進入武漢後，整個城市在那個期間所遭遇的那種創傷和氣氛，令他有了更新的靈感，他同時拍攝了一部打破故事性的探索短片，這也是這次特殊拍攝帶來的特殊收穫。

同樣收穫頗多的還有紀錄片導演範士廣。2020年春節，新冠疫情爆發後，上海廣播電視臺紀錄片中心隨即組建《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攝製組，奔赴抗疫前線。為展現疫情之下上海這座超級都市的快速應對，節目組第一時間前往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瑞金醫院發熱門急診、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等地進行蹲守拍攝。與此同時，3月初，《人間世：抗疫特別節目》總導演範士廣、領隊柯丁丁、攝像周聖樂、編導謝抒豪組成的四人攝製組，奔赴武漢抗疫前線，在雷神山醫院、金銀潭醫院以及同濟醫院光谷院區蹲守拍攝。

範士廣

做紀錄片導演之前，範士廣一直是新聞調查記者，「本能的反應是你非常想去那個地方」。

一直有人認定《人間世》是一部醫療類紀錄片，範士廣卻覺得，雖然拍的是醫生護士，場所是醫院，但這些其實都是載體。「事實上表達我們自己對這個時代和事件的認知，這是我們想做的一件事情。」他強調說。

因為那段時間在醫院面對都是一些悲慘的事情，所以心情很壓抑，但是每天晚上回酒店都會看到酒店前臺小姑娘在練吉他。「她說『我覺得大家都蠻苦的，我想練練琴，到時候等你們走的時候能夠給你們彈彈』。我們4月1號走的，她真的拿出吉他給我們彈了一首歌曲。這種感情真的很純粹。」

「這樣非常純粹的一種情感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你是非常感動，而且會非常懷念的。」範士廣說，「 我覺得這次能夠在武漢過一段非常純粹的日子，無關物質利益，這種日子我覺得還是非常珍貴的。」

該不該「按照常理性去拍攝」？

疫情期間，人與人是隔絕的，是互相警惕和防備的。尤其是紀錄片導演，可能失去前期長時間調研的機會，快速讓拍攝對象卸下心防是非常艱難的考驗。

範儉就在拍攝期間遇到過很多並不友好的人帶來的無端指責，遭遇了很多拒絕。範儉和團隊考慮再三，選擇不穿防護服進入到拍攝家庭中，雖然自身面臨高風險，但能和拍攝對象建立信任通道，他們也正是這樣才慢慢打開了拍攝對象的心防，拍到了想要拍攝的內容。

談到逐漸走入拍攝對象的內心，範士廣說自己有一天在紅區裡跟一個護士聊天，小護士談到自己負責的一個病人去世了，病人手機還沒有人領，而死亡的那個晚上，手機不停地響，小護士晚上一個人值班，心理上受不了，因為自己會腦補，不知道是誰打過來的。

看著小護士哭了，範士廣突然意識到這一次他們不該「按照常理性去拍攝」，就是去拍攝故事，因為故事很容易把事情簡單化和臉譜化，紀錄片導演應該去呈現世界的複雜性，所以之後團隊開會，才有了後來的「採訪100個普通人」。

呂新雨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點。「醫患關係緊張才會有《人間世》出來，但是因為國難，在剎那間，把所有人都聯繫在一起，所有的人都進入到風暴點。大家都心無旁騖的命運共享、同情共享。這樣的場景，也讓我們反思，由於厄運集結成一個精神烏託邦，片子裡看到的是一個個奇蹟的發生。」呂新雨說。

呂新雨

林晨是一名B站的UP主，網名「林晨同學」。他在B站個人帳號上相繼推送三則疫情下的武漢現狀視頻，用鏡頭記錄下武漢的「封城日記」。單在B站，三則視頻的播放量已突破2000萬。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視頻相繼被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媒體轉發，從而火爆全網。

林晨

林晨的片子似乎更像是一個跨界的作品，它基於一個大家的需求，有一點偏向新聞，有時事性，林晨認為，大家日常的東西可能是更鮮活的，在這個背景下就升華了。

「當時身在武漢中，雖然很絕望，但是我的朋友一直給自己打氣啊給親人加油，生活中，能夠正常吃上菜，等等這些細節能夠讓我堅持下來，所以不是我刻意地追求正能量，它就自己產生了這種精神力量。」林晨感慨地說。

「不在意是不是紀錄片，很在意是不是好作品」

現在每一臺智慧型手機幾乎都能夠完成高質量的拍攝，一個全民紀錄的時代已經來臨，而這也將推動和改變紀錄片內容的產出。

2020年2月5日，紀錄片導演、大象紀錄創始人秦曉宇在網上發出倡議，邀請所有被疫情影響的人，拍攝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時刻的生活片段。收到素材後，他將和團隊一起，製作出一部紀錄片，也是一份中國人在疫情中的「影像日記」，取名為《餘生一日》。

秦曉宇

為什麼會選擇用全民記錄的方式？

秦曉宇表示自己之前是一個詩歌的書寫者，並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一個規範的紀錄片，真正在意的是作品是不是一個好的作品，因為「真正的創作其實就是在打破疆界，而不是畫地為牢」。

「 首先，全民記錄的意義在我看來非常重大，每個人不僅是一個值得被記錄的對象，本身也是一個主動的創造者，相當於把歷史書寫的這樣的一種權利分散在每個人手中。」秦曉宇認為，在2月9日的那一天，疫情還在爬坡，其實每一個人、每一個空間都有「前線體驗」。

其次，做紀錄片是要「持有情懷，也要警惕立場」。如果沒有這種自我的警醒，那一個片子可能就變成了一種承載狹隘和偏見的東西。「那麼多人匯聚起來，基於自己的耳聞目見的那個東西，我們把它匯聚起來，可能就構成一種比較接近真實的一種宏大敘事。」

第三，秦曉宇認為自己更感興趣的是「深處拍攝」，所謂深處是在一種也許是被遮蔽的，也許不再是環境社會層面或者公共空間，它恰恰是心理情感。

全民紀錄並不是秦曉宇的原創，但秦曉宇認為，《浮生一日》像是生活的萬花筒，而《餘生一日》則更像生活的聚光燈。

打破偏見更接近真實，是每一位紀錄片導演最想要找到的。竹內亮是一個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他帶著一位編導、兩位攝影師，在武漢歷經10天，拍攝了「十個家庭十個故事一座城」。這部關於武漢的紀錄片《好久不見，武漢》6月26日晚在網絡播出，不到24小時，播放量已超過2500萬次。

竹內亮

作為中國女婿，竹內亮導演認為自己有兩個定位。

首先是外國人的視角，其次是紀錄片導演的視角。他認為當時的情況是國外認為中國的很多信息都是虛假的，他們並不相信，但如果由他這樣一個外國人來拍攝「相同的內容」，大家就會相信，體會到不可思議，竹內亮覺得這也是一個不可逃避的現實。「因為我喜歡中國，每個國家都有好壞的兩面，中國也一樣，但外國人只看到中國不好的一面，我覺得很可惜。」

如何拍出更真實的內容？是作為紀錄片導演的身份需要考慮的事情。所以竹內亮選擇自己出鏡，用第一人稱，以一個最主觀的方式來做一個最客觀的敘述，來告訴世界，中國的武漢的故事。

從日本人的角度，竹內亮覺得在沒看到他拍的片子前，日本人還以為武漢是農村，印象一直停在2月份，他想去掉日本人對武漢的偏見，一直介紹下去，記錄下去，讓日本人、西方人知道武漢有多漂亮，有那麼多好吃的等等美好的事情。

其實，每位紀錄片導演的視角和每個人的敘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這也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疾病被賦予了某種道德評判來去看待它。那麼無論是在全世界的範圍，還是在一個小小的社區的範圍，都存在。」範儉認為，「無論是在全世界，還是在一個社區都存在的人性的一個日常，在一個非常態的狀況下出現。這是我的影片主要想要表達的東西。」

範士廣依然對特殊時期的情感深有感觸，他覺得其實這種情感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子的，彼此相互攙扶相互依偎的一種情感，「這也是我們這個片子一直想去歌頌的東西。」

這段歷史也是林晨這一代人一個共同的記憶，「我從來沒有經過如此集體的一個事件，如此集體的一個記憶，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影響，我覺得這是一個進化的過程，或者是一個不斷的變動，這個過程本身它是很有意思的。

同樣認可這個觀點的還有秦曉宇，他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很有名的一句話，叫「歷史和建構是獻給農民者的記憶」。他認為，可能不在歷史的現場中、被遮蔽的被邊緣化的一些人，才應該是被歷史驅使的主角。這是我們做很多片子裡頭的一個最核心的訴求。

「這一次也仍然如此，大的歷史正在發生，它很可能是另外一個更大的歷史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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