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碩/文
恐怖襲擊的接連發生，讓很多人或憂心忡忡或幸災樂禍地問「西方末日來臨了嗎？」「歐洲在伊斯蘭化嗎？」在這種「西方」與「非西方」、「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文化主義思維陷阱中，陳舊的二元對立觀制約著人們的大腦，也成為恐怖主義暴力背後的一個魔咒。
「伊斯蘭化」的簡單判斷
灼灼夏日的歐洲，人們度過了一個黑色七月。2016年7月14日法國國慶之夜，尼斯濱海大道一輛卡車的瘋狂碾壓造成至少84人死亡、多人受傷；7月18日，在德國巴伐利亞的城際列車上，手持斧頭與刀的暴徒一邊大喊「真主偉大」，一邊瘋狂襲擊旅客，最終造成21人受傷，其中4名中國香港公民受重傷。自此以後，一周內德國接連發生了4起血腥攻擊事件，其中3起竟是由被人道救助的「難民」造成的。最殘忍並且最具有象徵性的是，7月26日，正當法國天主教神父雅克·哈梅爾舉行早彌撒的時候，兩名恐怖分子闖入祭壇，手刃了這位86歲的神父……
全球化帶給人們的是差異意識，但差異並不是衝突的根源。人們津津樂道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之間有「不可逾越的價值溝壑」，卻很少追問是哪些移民？什麼是「西方」價值觀？ 圖為當地群眾自發紀念在恐襲中遇難的神父
我們不難發現，數字時代的恐怖襲擊比冷兵器時代（核武器和細菌戰除外）更有殺傷力、表演性和傳播度。暴徒使用刀斧卡車這些日常工具並甘當人肉炸彈，也極大程度的使人們的恐懼常態化。這除了歐洲禁止持槍的原因外，也證明襲擊者來自恐怖組織的底層、外圍（事實上有組織的恐怖襲擊從來不缺金錢購買軍火），甚至與其毫不相干。他們年輕衝動，盲目模仿，帶有明顯的自發性。
「伊斯蘭國」的宣傳機器在事件發生之後總是「下山摘桃」，宣稱他們製造了「讓你們（西方）大街血流成河」的襲擊，並發布「烈士」生平事跡——而暴徒多是不滿20歲的青年，以期激發全球青少年的另類化「英雄氣概」，並將全球視線吸引到「伊斯蘭國」的政體建造。這樣的做法從傳播學上看可謂成功，結果就是憤怒的民眾仿佛認可了一個簡單的等式：伊斯蘭=恐怖主義。但事實上二者截然不同——如果說伊斯蘭主義曾經針對基督徒和猶太人，把他們當成攻擊對象，極端恐怖主義的目標卻是平民百姓。從9·11到今天，各大慘案中的遇難者都有穆斯林。
亨廷頓教授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文明衝突」論：「西方」與「非西方」，特別是「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和挑戰」。然而問題在於，如果說9·11的敵人來自外部，那麼2015年以來，恐怖分子卻多來自歐洲內部，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和11月巴塔克蘭劇院及另外三處攻擊的主角都是本地出生的「法國人」，他們遠不是「典型的阿拉伯穆斯林」（不懂阿拉伯語、酗酒、吸毒、不穿罩袍），也根本無法代表「伊斯蘭文明」（他們中有人從未讀過 《可蘭經》）。然而，與其思考這些因素的複雜性，人們更願意說那都是歐洲「伊斯蘭化」的證明，都是由於歐洲「引狼入室」接納了太多的非洲移民。
白色恐怖的效應及價值觀多元紊亂
白色恐怖下的西方，普通百姓、各國政府及思想界都在彷徨迷茫，莫衷一是。人們有理由對「伊斯蘭化」焦慮，因為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地發生在日常空間。全球化的哈哈鏡被摔成碎片，折射出的變形再也無法辨認。
自我生命保護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第一權利。由此推己及人，形成了保護生存權的偉大文本《人權宣言》。而今天在走在街上就可能被砍殺的死亡威脅下，人們不想偉大了，哪怕很多人曾經只是口頭上的普世主義者。已經和平了60年的歐洲不再安全，原本自律的人類倫理不再天然有效，裂縫在自身難保的恐懼感中彰顯。價值多元、價值兩難和價值虛無才是人類今天面對的難題。人道主義者和仇視人類者都在其中糾纏不清。
在將人性歸結為個人利己主義的功利主義思路上，有人強調歐洲為了利己才利人，由於歐洲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超低生育率，需要非洲移民充當勞動力，進而也幫助了來自貧困地區的穆斯林，也就可以顧及全社會的利益。但首先，歐洲移民不只是來自非洲；另一方面，現實的難民問題也並不會給歐洲帶來什麼「利益」，而光是2015年，本國人口才8000多萬的德國就接收了超過110萬的難民。
全球化帶給人們的是差異意識，但意識與事實是兩回事，而且差異並不是衝突的根源。人們津津樂道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之間有「不可逾越的價值溝壑」，宣稱「非洲移民並不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卻很少追問是哪些移民？什麼是「西方」價值觀？
我從自己眾多的移民法國的穆斯林同事那裡看到的是，他們對上述「西方」價值有著深刻的認同。從伊斯蘭現代化的過程上說，廣大穆斯林也像歐洲人、中國人一樣具有「普天下」的人類情懷。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論」顯出短板——他沒有看到衝突不是文明問題，文明的對立是虛構和藉口，因為文明在數千年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可切割的灰色地帶。他是善意的，對世界懷有希望：「在不同文明之間，跨越界限（crossing boundaries）非常重要，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同樣非常重要。所以在文明基礎上建立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但恐怖威脅與文明背道而馳，極端恐怖分子不跟「西方」講文明，也不跟廣大的穆斯林講文明。
在歐洲、美國或中國都有很多幸災樂禍的人，他們動機不同，但都將恐怖襲擊視為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懲罰。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宣稱，「法國不再是法國了」，「德國不再是德國了」，藉此籠絡美國的民粹主義選民。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受過專業律師培訓的下屆總統候選人之一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立即抓住慘案，塑造愛麗舍宮「祥和」的新主人形象。她指責左派執政黨軟弱無能，自己政黨的主張未被採納，本來應當「驅逐一切激進分子」，要在歐洲「恢復國界」，並指出「接納移民的危險」已經被證明。
也許9·11是一個分水嶺。那之前人類的方向基本是清晰的，人類承認普世價值，歡呼文化多樣性，宣稱21世紀是合作的世紀。法國思想家莫蘭為新世紀的到來撰寫了《地球祖國》一書，從生命之始到文明社會發展都得益於倫理的「連結」，21世紀的人類面對共同的危機（生態、能源、安全、精神……），因此應當一起去建造「地球祖國」，就像非洲古老諺語所說的那樣：「要想成為兄弟，就一起建造家園」。然而9·11以後，人類似乎越來越困惑，普世價值遭遇批判和懷疑，自律的倫理大廈風雨飄搖，人們仿佛迷失在沙漠之中，車轍向不同方向伸展，路標都寫著「天堂路」。伴隨著全世界有產者聯合起來，無產者孤注一擲的瘋狂變得越來越頻繁，不管聲稱的是什麼宗教。
恐怖主義-伊斯蘭-阿拉伯的三位一體錯覺
恐怖主義暴徒喊著「真主偉大」進行殺戮，他們的旗幟上用阿拉伯語書寫著「聖戰」，伊斯蘭國叫囂重新徵服世界，於是恐怖主義-伊斯蘭-阿拉伯的三位一體成為人們的錯覺。
人們也許很少注意到，在15億穆斯林中絕大多數不是阿拉伯人，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也不在阿拉伯地區。還有一個誤區可能來自語言，因為古蘭經的創始語言是阿拉伯語。我們應當澄清的是，恐怖主義不是伊斯蘭世界的行動，而是中東地區的一種當代現象。有位叫李子暘的網絡作者指出，他們可以在伊斯蘭聖訓中找到「聖戰」的依據，但利用「現代技術不區分地襲擊公眾、利用輿論擴大影響、製造社會恐慌、採取自殺式攻擊……，真正的老師是紅色旅、愛爾蘭共和軍、光輝道路這樣的老牌恐怖分子。
很多歐洲人大概自己都忘了歐洲上世紀70年代到90 年代的紅色恐怖。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成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秘魯光輝道路（極左恐怖組織），其製造恐怖的頻率和程度絕不亞於今天：1992年2月11日，一天之中在秘魯共和國首都利馬製造了36起爆炸事件，在美國駐秘魯使館旁當場炸死兩名守衛警察。同年6月5日凌晨，引爆一輛裝有600千克炸藥的汽車，炸毀了利馬一家電視臺，炸死炸傷20餘人。同年7月16日，在利馬繁華的米拉弗雷斯商業區，引爆兩輛裝有300千克炸藥的汽車，造成21人死亡，200多人受傷，300多座建築受損。
還有人給出的一種解釋是，在西方發動的恐怖主義攻擊是一次文明失落的掙扎，而非文明復興運動，因為它是反人類的。阿拉伯地區曾擁有過輝煌的文明，但有種概念叫「資源詛咒」，石油滾滾沒有改變物質匱乏，戰亂頻仍的現狀，沒有帶來中東的和平進程，沒有改變對西方的附庸。從效仿西方到立志趕超，到屢屢失敗，再到絕望、屈辱感和挫敗感轉變為嫉恨，從精英擴散到社會底層，被他們日常的艱辛所驗證，於是西方社會被當成所有失敗和不幸的罪魁禍首，憤怒和仇恨的發洩對象，而底層青年成為恐怖暴力的犧牲品。
而真正體現了文化融合的一個例子，是一位瑞士穆斯林思想家塔裡克·拉馬丹（Tariq Ramadan），他目前在牛津大學任宗教研究教授，其30多部法文與英文著作精彩睿智，深重而頑強。但同時，他的超越性複雜思維也受到了「西方」和「伊斯蘭」的雙重抵制。從下面的引文中我們完全能理解為什麼他被雙方都指責為騎牆者：「應當毫不留情地譴責伊斯蘭國的罪行，同時各方都要進行自我反思，首先是阿拉伯極權國家，其次是歐美，有必要對其經濟夥伴進行反思，不能只要石油犧牲自由和民主。然後是我們歐洲人，不能只有一種『選擇性的情感』，只對我們的死亡者感到悲憤，要想想美國伊拉克戰爭造成了50萬人死亡！我們不能在群體中助長仇恨，這只能激發更極端的恐怖主義。」
（未完待續，作者為法國華裔學者、香港理工大學中歐對話中心主任，跨文化人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