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蟲》在奧斯卡大勝，國人為何騷動？

前幾天，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落下帷幕，獲獎名單也隨之揭曉。這屆奧斯卡上佳片雲集《愛爾蘭人》《好萊塢往事》《小丑》《小婦人》《1917》等都有口皆碑。出乎意料的，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蟲》成了最大贏家，拿下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四個含金量超高的大獎。

《寄生蟲》在奧斯卡橫掃四大獎項

消息從大洋彼岸傳到中國時，華夏大地正經歷疫情的考驗。即便如此，鋪天蓋地的疫情新聞裡，還是爆發了對《寄生蟲》獲獎的騷動。騷動的表現大致分為兩種：一是認為《寄生蟲》名不副實；二是由對《寄生蟲》及背後的韓國電影表達敬畏，延伸到對國產電影的哀嘆。

第一種情緒的持有者大抵是對入圍影片中的其他影片有所偏好，第二種情緒才是騷動的主流。可是，一部韓國電影獲得奧斯卡的認可，為什麼會引發了中國影迷的騷動呢？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寄生蟲》劇照

奧斯卡情節與美國崇拜

《寄生蟲》不是從奧斯卡才開始獲獎的。2019年5月，第72屆坎城國際電影節已經把最佳影片金棕櫚獎給了它。那次的獎項是韓國電影連續四年入圍坎城主競單元後，第一次拿到金棕櫚。也正是因為在坎城的亮眼表現，國人才知道和熟悉《寄生蟲》。金棕櫚的含金量不可謂不高，然而，金棕櫚在國內引發的討論也只是局部，並未像此次奧斯卡獲獎這樣聲勢浩大。

《寄生蟲》在坎城獲得金棕櫚

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國人心目中坎城的知名度遠不及奧斯卡。雖然坎城是國際性電影節，世界範圍的電影均可參加；而奧斯卡是由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頒發的學院獎，參展的電影大多是美國電影。但對國人來說，奧斯卡的重量級似乎更高於坎城。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個人以為與奧斯卡評選電影在藝術性之外更強調商業價值，受眾面更廣有關。此外，還有另外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國人由來已久的「美國崇拜」。

「美國崇拜」的產生與存在，有歷史原因，也有政治經濟的原因。

從歷史來看，就不得不提「冷戰」。「冷戰」時期，美蘇大搞軍備競賽，處處針鋒相對。然而，「冷戰」最終以蘇聯解體結束。我們不得不承認「冷戰」的這種結局一定意義上營造或者說是強化了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而新成立的中國，無論是獲得國際認可，還是重返聯合國，都受到美國的影響與牽制。這也就讓國人潛移默化地對美國抱有敬畏之心。

「冷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到現在，美國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稱得上難逢敵手。政治和經濟的強勢，也就間接造成了美國文化上的強勢。無論是美國價值觀還是美國文化，在改革開放後，都成為國內許多人價值判斷的標準。以至於，在很多國人心目中，美國就是天堂。

這種想法，無論是80年初期的「出國潮」還是後來影視劇中對美國醫療、科技等的崇拜都有所表現。而與美國的強盛相比，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後，實力和影響力均下降，文化和價值輸出也相對較弱，對國內人群的影響也就相應減弱。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具體到電影上，從目前國內院線引入外國電影的比例可以看出，美國電影佔了絕大多數。因此，美國電影對國人的影響也就遠遠勝過其他國家的電影。加上好萊塢電影產業體系的完備，與好萊塢電影的產出量巨大，更強化了美國電影在國人心目中產業標杆的身份。因此，國人對美國電影及奧斯卡的認同度也就更高。

與奧斯卡在國內知名度如此卓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國本土電影從來沒有獲得過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外語片、最佳導演等這樣的大獎。唯一與奧斯卡關係甚密的李安又是常年在美國拍片。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也就應了那句話：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每年我國選送奧斯卡的影片都會引起網友關注，就足以說明在國人心目中奧斯卡的重要性。

在國人本來就存在的「奧斯卡情結」基礎上，《寄生蟲》此次所獲四大獎項均含金量超高。與此同時，此次獲獎還有值得載入史冊的意義：《寄生蟲》是奧斯卡歷史上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的亞洲電影，第一部獲得最佳電影獎項的非英語電影，第一部同時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和最佳影片的電影。

《寄生蟲》奧斯卡獲獎後，主創慶祝

不管《寄生蟲》的獲獎是不是左右派在奧斯卡的對決，還是奧斯卡被時代驅逐下不得不尋求的改變，《寄生蟲》在奧斯卡的成功對國產影片來說，都是不能企及的。甚至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國產影片都不可能完成這樣的壯舉。

如此形勢下，《寄生蟲》在奧斯卡大放異彩，就很難不在國內引發騷動了。

文化受挫與「歷史重演」

在奧斯卡大放異彩的非英語電影也有不少，比如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就曾同時拿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和最佳原創劇本兩大獎項，但似乎都沒有此次《寄生蟲》獲獎在中國受關注。除了地緣原因外，想必文化和歷史因素更在其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電影《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劇照

大家都知道整個東亞，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都受傳統中華文化影響。文化影響來自於政治影響。在長達千年的時間內，整個朝鮮半島都是中國的藩屬國。即便到了現代，朝鮮和韓國分別成為獨立的國家。但在一定意義上，國人的潛意識裡仍然會對其有傲慢的情緒。諸如「棒子」之類的稱呼，可見一斑。

明朝時期，朝鮮是中國的藩屬國

這種傲慢的情緒到了文化上，國人自然也就難免有自大的嫌疑。即便是近年來韓國電影產業發展迅猛，韓國電影在國際上屢獲大獎，但面子上仍然沒有給予國產電影巨大的衝擊。即便我們認可韓國電影很棒，也哀嘆國產電影的不爭，但在相當程度上，我們還可以自認為差距沒有很大。即便是《寄生蟲》拿下金棕櫚，我們也可以拿1993年的《霸王別姬》聊以自慰。簡言之，我們承認韓國電影好，但是我們不願意承認國產電影與韓國電影已經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當年，《霸王別姬》在坎城風光無限。可惜，在此後的很多年裡，我們再也拍不出這樣的電影。

可是，此次《寄生蟲》在奧斯卡豪奪四大獎項的時候，我們即便再怎麼自信，也難以拿出「遮羞布」來彌補內心的孱弱。同時，無論是依據先例，還是對奧斯卡口味的推測，很少有人會預測《寄生蟲》能拿下最佳影片。這樣的心理預設與獲獎名單上明晃晃的四大獎項相比，心理的平衡早就翻到不知哪裡去了。

當今時代，國家和人民都越來越看重文化自信。電影作為影響力巨大的藝術形式，自然而然地承擔起文化實力標誌之一的責任。影視劇的出口與在國外的影響力，也成為一個國家文化輸出成功與否的重要標誌之一。

當年這張照片可能是國產電影最意氣風發時候的證明。

近年來，國內電影產業不斷發展，全國票房正在不斷刷新紀錄。根據《2018年中國電影產業報告——中國電影的成年禮》顯示，2008年至2018年，中國內地電影總票房實現了從43.4億元到609.8億元的飛躍式發展。這十年間，中國踏上了電影產業爆發式增長的快車道，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票倉。即便是被稱為影視寒冬的2019年，國內電影總票房仍然看漲。媒體報導顯示，2019年中國電影票房超過630億。

近5年國內電影票房柱狀圖

然而與票房不斷看漲的形勢相比，國產電影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似乎並沒有擴大，甚至越來越遠離國際影壇的中心。曾經一度熱愛中國電影的坎城、威尼斯已經多年不給中國電影獎項，甚至難見中國電影的提名；柏林好一點，2014年給了廖凡影帝，2019年更是把影帝、影后分別給了王景春和詠梅。但是這仍然改變不了中國電影在歐洲三大電影節上的萎靡不振。更別說國人期盼了幾十年的奧斯卡了，連入圍都是奢望。

2019年，王景春、詠梅在柏林分獲影帝、影后

歷史遺留的傲慢與當下不得不正視的差距，難免會引發國人強烈的反應。這樣的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不是沒有先例。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中國潰不成軍。同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籤訂。甲午海戰和《馬關條約》給予國人的打擊甚至超過此前的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和八國聯軍侵華。除了《馬關條約》的喪心病狂，及此後中國國際地位急劇下降，列國掀起瓜分中國狂潮外，國人心理層面上受到的打擊更是巨大。

甲午海戰

中日籤訂《馬關條約》

個人以為其中很大原因便是，與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相比，歷史上依附於中國，且文化深受中國影響的日本，在國人看來並不能與西方國家並列，甚至比自己還要弱一些。當你認為的弱者或者小弟暴打你一頓時，你所遭受的自尊心崩潰和心理打擊是無法估量的。這樣的打擊下，國內的有識之士會更深刻地反思，更急切地尋求出路。

於是，很快就有了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雖然戊戌變法僅持續了103天就以失敗告終，但是在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上的作用不容忽視，對於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戊戌六君子

回到現在，私以為，《寄生蟲》在奧斯卡的風光無限，就像是「歷史的重演」。自尊心被凌辱的時候，勢必也會引起國人及國內電影人的反思。騷動已經有了，但至於未來中國電影會有怎樣的發展，大概還是要等時間來驗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前面我們提到過，騷動裡最大的聲音還是對韓國電影的敬畏及對國產電影產業的哀嘆。這種騷動有情可原。電影對韓國和中國一樣，都是舶來品，都經歷過好萊塢的嚴重威脅。同樣的起點，如今的差距，自然會引發國人的一聲嘆息。我們不得不承認韓國電影產業的強盛。

《寄生蟲》在坎城和奧斯卡的成功，對於韓國電影來說是增光添彩，也是韓國電影這些年強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如今各大國際電影節上，韓國導演和電影早就已經是不容忽視的力量。

《寄生蟲》劇照

早在2002年，林權澤導演的《醉畫仙》就已經拿下了坎城電影節最佳導演獎。同年，李滄東的《綠洲》也提名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2003年，樸贊鬱的《老男孩》又拿下坎城電影節的評委會大獎。此外，金基德憑藉《聖殤》拿下威尼斯電影節最佳電影金獅獎、《撒瑪利亞女孩》拿下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銀熊獎、《空房間》拿下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銀獅獎，更別說他在三大電影節的多次提名了。他甚至被稱為「黑澤明後亞洲電影中最具藝術大師氣質的導演」。

《老男孩》獲得坎城電影節的評委會大獎

金基德在威尼斯獲獎（雖然金基德人品不行，但拍電影真的很行）

除了獲獎無數的藝術價值極高的電影，韓國電影的商業影響力也不容小覷。1999年，姜帝圭的《生死諜變》本土票房超過《鐵達尼號》。2002年《綠洲》《醉畫仙》不僅在本土市場佔有率達到60%，甚至橫掃日本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我的野蠻女友》《我的老婆是黑社會老大》更是向好萊塢售出再製作的版權。

《我的野蠻女友》劇照

在《2018全球電影產業發展報告》中，衡量一個國家電影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指數數據指出，韓國電影連年躋身世界前三位。我們不得不承認，韓國電影已經成為亞洲影壇的一面旗幟。

翻看韓國電影的發展史，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人歸納韓國電影崛起的7大原因，幾乎全部與韓國政府的支持有關。電影配給制度、李滄東出任文化部長、取消電影剪閱制度與實行電影等級制度、設置電影扶助金等等舉措，都為韓國電影的發展開了綠燈。

導演李滄東。2018年，他又帶來了《燃燒》

如此向好的政策，也就為韓國電影人創造了具有極大包容性的創作環境。甚至於《寄生蟲》在奧斯卡獲獎後，韓國總統文在寅對影片獲獎表達祝賀時說，「這是過去一百年韓國電影人不懈努力的結果。政府將一起努力，為電影人提供能夠發揮想像力、大膽創作電影的環境。」

《寄生蟲》奪奧後，文在寅發文祝賀

韓國總統文在寅觀看《寄生蟲》

正是包容的創作環境讓韓國現實主義電影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現實題材創作更敢於直面社會現實，也更敢於對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進行思考和探索。於是，在韓國電影史上湧現出大量真實事件改編的影片，《殺人回憶》《熔爐》《素媛》等電影不斷湧現。而這些影片也反過來促進著韓國社會與政治的改進。因此，韓國擁有了「能夠改變國家的電影」。

電影《熔爐》曾促成韓國出臺《熔爐法》

也正是因為包容的創作環境，韓國現實主義電影不會囿於個人或特殊群體的範疇內思考，而更傾向於直面法律的公正性與社會制度的完善性，以及對政治進行諷刺、反思或警醒。甚至於連電影的結尾，韓國現實主義電影都懶得謀劃一個大團圓結局。

於是，《殺人回憶》的結局沒有找到兇手；《熔爐》的結尾是壞人逍遙法外，受害者不得不與壞人同歸於盡；《素媛》的施暴者用醉酒逃脫了應有的懲罰……

2019年，《殺人回憶》中的兇手才被找到

世界本來就是嚴酷的，強行大團圓只會削弱文藝作品對現實映射的力度，自然也就束縛了文藝作品的翅膀。

遼寧師範大學影視藝術學院副教授左亞男在《神話的緣起與持續——從 1999—2012 年韓國電影振興的兩次浪潮談起》中這樣寫道：

講述韓國自己的故事，以親歷的「真實」囊括世情的變遷、現實的險峻及人文的關懷，只有這樣，才會獲得與民眾心理深層最殷切期盼的極度契合，才最終成為韓國電影既堅守民族意蘊又獲得國際認可的正途。正如《熔爐》中所說 ：「我們一路奮戰，其實並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韓國電影的成功對於國產電影來說，可借鑑的地方並不少。歷史的車輪總在向前，2017年我國頒布《電影產業促進法》，2018年《我不是藥神》上映。希望未來，我們會有更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出現，不是等事情已經解決後，而是在創作者想要表達的時候。

《熔爐》中的這句臺詞適用於所有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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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2018全球電影產業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神話的緣起與持續——從 1999—2012 年韓國電影振興的兩次浪潮談起》，左亞男，《當代電影》2015年05期

3、《中韓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比較研究》，程勝潔，《新聞研究導刊》2019年9月第10卷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