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魯迅花了3500大洋在北京八道灣胡同買了一個三進的四合院，面積500多平，合計32間；當時為了湊足房款，魯迅變賣了紹興老家的祖宅，又向銀行貸了500塊大洋（約定3個月還清），又加上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的那一點微不足道的積蓄，總算是把房子買下來了。
等到魯迅交夠房款拿到房本和鑰匙，忙完水電和裝修之後，他就馬不停蹄給老家去了一封信，讓一家人來北京的新房居住，這其一是因為老家的房子被他賣了，其二，是因為他是周家的長子，又是家族裡面第一個留過洋、喝過洋墨水的人，三十多歲就當上了教育部的小領導，他理應承擔起照顧一家人的重擔。
一個月之後，老家的一行七八個人走水路來到北京，魯迅給他們一一安排了房間，他把自己的媳婦朱安和母親魯瑞安排住在第二進院子，周作人一家和周建人一家分別住在第三進院子的東西兩個房間，而他自己，則是一個人住在第一進院子的廂房之中，這樣的安排，二弟三弟倒是沒說什麼，但是卻引起了魯迅母親的不滿。
她問兒子：
「你為什麼不讓朱安跟你住在一起，她是你的媳婦，你又是周家的長子，你們不在一個屋裡睡，那我什麼時候能抱上周家的長孫？」
魯迅只是簡短地回應：
「我跟她談不來，沒有共同話題，聊不到一塊；再說，讓朱安跟你住一塊兒，也是為了方便照顧你嘛；我一個人住挺好的，屋裡清淨，也不會有人打擾我寫作。」
周母便也只能作罷，她知道，自己的兒子看不上朱安，可是為了顧全名聲，又不同朱安離婚，就這樣過著類似於陌生人的生活。
搬到八道灣胡同之後，由於一家人聚在一起生活，吃穿用度統統都要花錢，而魯迅和周建人周作人又忙於公事，白天很少在家，於是，家裡的財政大權就交給了二房的媳婦羽田信子手中，周母本來是想讓朱安管帳的，可奈何朱安不識字，就只能妥協。
羽田信子是日本人，是周作人跟隨隨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認識的，後來倆人結了婚之後返回中國，對於弟弟的這段婚姻，魯迅沒有表示不滿，可也沒說滿意，他權當是尊重弟弟自己的選擇，畢竟，他的三弟周建人的妻子也是日本人，還是羽田信子的妹妹，姐妹兩嫁給了兄弟兩，那他這個大哥還能說什麼呢。
當時，魯迅和工資和周作人兩個人加起來差不多有600塊大洋，到月底領了薪水之後，都會交給羽田信子，由她來安排家裡的開支，買米買菜，床單布料，衣服鞋子，都要經過她。起初，她還能做到公平分配，可是時間一長之後，她花錢大手大腳以及厚此薄彼的態度就越發明顯了。
她出門就坐汽車，喜歡穿戴首飾，自己房間的床單更是換的勤快（原因是她說自己愛乾淨），花錢總是先緊著自己和妹妹一家，而對於朱安、魯迅和母親，則是照顧不周。
按照後來許廣平的說法：
「羽田信子喜歡擺排場，家裡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買，滿桌子菜做得不可口就重做，被褥舊了就要換成新的，出門一定要坐汽車。甚至信子父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及其弟弟妹妹在日本所需費用，也都是從魯迅的工資中支付。」
就這樣，以魯迅的工資原本可以讓家中日子過得舒舒服服，卻硬是被一個日本女人給弄到拮据甚至是負債的地步，矛盾開始產生了。
最終，在4年之後的1923年，魯迅因為經濟問題和周作人夫婦失和，傳聞當時還大打出手，魯迅被從四合院趕了出來，周家的和睦生活，自此煙消雲散。
以上，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1-顯然魯迅是一個顧家的男人，在接受過新式教育之後，他並沒有離經傳統的道德框架，雖然不喜歡原配妻子朱安，可也沒有像同時期的徐志摩一般；至於他後來和許廣平的結合，更加不能看作是對私德的拋棄；
2-魯迅早期對日本這個國家和日本人是不存在厭惡的，哪怕當時已經和日本發生過割地賠款；
3-妯娌關係是一個家庭和諧的基礎，即使是魯迅這樣的文學家，在不能調和妯娌的關係之後，也只能選擇搬出，而他搬出的行為，也為後來周母的贍養問題上，留下了隱患；此後很多年，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沒能盡到一個合格的兒子的責任，他們大概是把對魯迅的不滿轉嫁到了周母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