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溫嶺市的石塘鎮，曾以中國大陸「新千年第一縷曙光的首照地」聞名於世。不但如此，這座濱海小鎮還有著與周圍迥異的獨特石制建築群，將數百年的海上族群的漂泊歷史永遠定格於此。
東方的「巴黎聖母院」
大體而言，中土與西方傳統建築用料有一個顯著的差別：中國傳統的建築以承重的木結構和多種形式的圍護結構建造為主，反觀西方的傳統建築則是以磚石結構為主。但石塘全然不是如此。這是一個地處浙江省溫嶺市東南隅之松（門）石（塘）半島南端，東、南、西三面瀕海，方圓四五平方公裡的小鎮。石塘古代為一海島，光緒版《太平志續》記載：「石塘離松門十餘裡，孤懸海中」。島內群山起伏，因地處沿海，風雨侵襲，土壤流失，群山悉由巖石構成，故名石塘山。後來因為灘涂不斷淤積，才在清朝末年與大陸逐漸相連而成為半島。
石塘的傳統民居恰恰是石屋。舊時，無論是港灣還是山岙漫山遍野的都是石屋，清代陳策山曾以「層層房屋魚鱗疊，半依山腰半海濱」的詩句來描繪石塘石屋的秀美景色。即使在今天，整個石塘路邊鱗次櫛比的民居老宅赫然都為灰色的巨石構成，數層高的石堡樓，用長方石料銜接拼合而成，造型猶如一座座歐洲中世紀的城堡。
石屋最大的特色就是外牆，在建築時，以大小不一、各具有一定方正形的規則石頭，通過錯落有致的壘砌形成堅固的牆體，創造出獨特簡潔的幾何圖形。講究的牆體則由厚度約為 60釐米左右的條石錯縫砌就，用石灰漿粘結，並勾出很細的縫。古樸的石牆內側用小塊石和黃泥砌成，外抹白灰，有條件的外飾木裙板。門框和窗欞都習慣用石料製作。屋內木頭的柱、梁、椽等都掩藏在牆體和屋頂裡面，所以從頭到腳看上去就是純粹的石頭房子。依山傍海，疏密相間的石屋、石街、石巷、石級、石路高低錯落有致，色彩協調一致，構成了富有節奏感的石頭城鎮，被人們譽為「東方的巴黎聖母院」
值得玩味的是，雖然溫嶺向來以產石著稱——距離石塘不遠的著名景點「長嶼硐天」就是自南北朝以來人工開採石板後留下來的景觀，但類似這樣的石制傳統建築群卻僅見於石塘一地。在溫嶺的其他地方，傳統民居與浙東寧波、紹興一帶大同小異，正屋、橫樓均為梁架式木結構，即使是山區貧戶也用毛竹（而不是石頭）做梁柱，編稻稈蓋頂，俗稱「茅廠」。反而是數百裡的外的閩南泉州一帶（尤其是惠安），由於當地多石山，盛產石材，用石材建築房屋的成本比磚、瓦要低，故而當地傳統民居「石厝」多以雜石夯實奠基，外牆採用條石或者方石砌築，樓板和屋頂則蓋以板石，包括梁、柱、拱、懸臂樓梯、門窗框、欄杆等建築物構件，也全用石料，與石塘的石屋的樣式儼然是一脈相承。
媽祖的信仰
其實，閩南風情在石塘的體現不惟石屋一處。與溫嶺方言屬於吳語系統，與上海話、寧波話可以勉強部分通話大相逕庭，石塘一帶的居民彼此交談所用的「福建話」甚至連其他地方的溫嶺人聽來都如墜五裡雲中。這種「福建話」將「人」讀如「lang」，把「什麼」叫做「xia mi」，都與廈門方言相近，無疑揭示了石塘居民的閩南起源。
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的，是沿著石塘老街依山坡起伏而築的道路走到麒麟山東南麓所見的桂岙「天后宮」，這也是溫嶺最古老的一座媽祖廟。
「天后宮」供奉的「天后」，即「媽祖」（福建人對媽媽的尊稱）。往往是哪裡有福建人（特別是閩南人），那裡就有祭祀媽祖的廟宇。譬如作為中國「八大天后宮」之一和浙江省現存規模最大的天后宮，坐落在寧波市中心的「慶安會館」原來就是在甬「福建同鄉會」所在；而上海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座祭祀媽祖的「順濟廟」也是在南宋時期上海市舶司陳珩（福建人）主持下，由一些從事沿海經營、常到上海的閩商集資修建的，陳珩還親筆為其主建築天后殿題匾曰「丹鳳樓」。於是，雖然如今的石塘可以見到基督教堂、佛寺與道觀在一座山上共存的場景，象徵閩人信仰的「天后宮」的存在仍然毫無疑問地確認了石塘居民的來源——福建。
就這樣，石塘一帶的閩南移民後裔操著與閩南話同宗的「福建話」，住著石頭砌成的民居，穿戴著富有閩南特色的服飾，敲打著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大奏鼓」，信仰著保佑福建漁民們出入平安的媽祖文化這一切都使得石塘就如同來自閩南的一塊「飛地」，鑲嵌在溫嶺的東南一隅。
「遷海」的印痕
那麼，石塘居民的祖先為何從遙遠的福建南部來到浙東的呢？閩南地區山多田小，地狹人稠，很久以前這裡的居民就有從海路沿著海岸線向南北兩翼遷徙的傾向。向南，他們甚至真的到達了「天涯海角」——海南島。民國時期的《海南島志》就說，環繞全島的「瓊山、文昌、安定、瓊東、陵水、萬寧、感恩各縣語，謂之『瓊州語』，略似閩之漳、泉音（即閩南話）。」往北，根據《溫嶺縣誌》的記載，明正統二年（1437年），福建泉州府惠安陳氏族人迫於福建地少人多隻得外遷，他們看到石塘三面環海，是天然的避風良港，地形和故鄉惠安海邊很相似，遂在此定居。
不過，現存的石塘石屋的歷史，最多卻只能追溯到清代。這顯然與明清鼎革之際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沿海遷界」有關。清初順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即明代的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瀕海地方逼近賊（指鄭成功抗清勢力）巢，海逆不時侵犯，以致生民不獲寧宇，故盡令遷移內地」，「片板不許下海」！雖說清廷上諭中冠冕堂皇地聲稱遷界「實為保全民生」，但在遷界過程中，清政府的手段極端強硬：限期三日內搬遷，「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資，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棲……」怎一個慘字了得。
在這場浩劫裡，溫嶺（時稱太平縣）原有六十六裡，遷界後只存四十四裡，包括石塘在內的大片沿海土地淪為無人地帶，當地的原住民幾近搬空。這個政策既不得人心，也沒有達到困死鄭成功勢力的初衷，實在是清初一大弊政。連清緬戰爭的失敗都敢吹噓成「十全武功」的清朝統治者事後亦自知失策，故而諱莫如深，甚至《清實錄》當中也只是寥寥數語帶過，足見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軍平定臺灣的「海寇」（鄭氏集團）以後，方才全面解除海禁，「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此時，許多外遷的福建惠安陳氏族人回到故土時已無屋可居，於是結伴出海大規模遷來他們曾經熟悉的溫嶺石塘。《琅玝陳氏族譜》中記載 ：「還鄉無屋可居之，族人相率往台州石塘。」與陳氏移民一同從海路而來的還有郭、莊、胡、黃等姓漁民，他們主要來自福建的惠安、泉州、廈門等地，而以惠安最多。自此，才形成了閩人聚居石塘的局面，複製了閩南風格的石屋遂開始大量地建成而留存至今。
海盜與海商
但石塘實在算不上是一片樂土。這裡在清代尚是一個孤島，與大陸上的太平縣松門鎮隔海相望。作為一個「人家住在潮煙裡，萬裡濤聲到枕邊」的漁村集鎮，石塘當地不產柴米油鹽，人們不得不到三十多裡外的松門鎮集市上用漁貨換取各種生活必需品。不唯如此，石塘的閩人出海打漁時，每年冬出春歸，「歲以為常。亦有自春祖冬，常年漂泊者」之餘，往往還要遭遇另一個風險——海盜。
石塘一帶海域正是海盜活動的重災區。清代中期實力最強的海盜大幫，林彩、莊有美為首的鳳尾幫——鼎盛時期擁有海盜船70多隻——就經常遊弋在石塘與附近的大陳島周遭海域。而實力僅次於「鳳尾幫」的箬黃幫擁有海盜船近20隻，也主要活動在石塘附近的狗洞門（一個狹窄的海峽水道，今地名雅化為「九洞門」）至松門一帶。嘉慶五年（1800）六月二十一日，海盜聯軍甚至一度進據台州松門山下，準備次日搶灘登陸（幸而船隊為颱風摧毀）。這樣的險惡環境最終也體現在了石塘石屋的構造上：窗高而小，一些窗戶上還有石板遮陽與窗臺。這不但是為防止颱風侵襲，更是為了在海盜登陸搶劫時不易遭敵人攻破。
石塘石屋的興建，從清代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的80年代。隨著石料價格上漲，工匠人工費的提高，建造石屋的成本變得遠遠高於鋼筋混凝土，兼之在石塘幾條隧道的開通後，石塘人可以更方便地使用更便宜的建材。於是在20世紀90年代，推倒石屋蓋新樓儼然成為潮流，幸而尚有大量石屋（大約111座）至今尚存，成為閩南先民從海上漂泊而至石塘的歷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