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今井健一先生

本文原作於2009年，收錄在日本出版的《今井健一先生紀念文集》，在日本發表時考慮到其家人的感受，刪去了關於今井及其家人患抑鬱症和有關自殺猜測的內容。此次作者將其收入其作品《遠遊與慎思》2020年增訂版中，再次表達對這位日本友人的深切懷念之情。

驚聞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我的好朋友今井健一先生意外離世，實難以置信。悲傷之餘，草成此文，以寄託哀思。

2009年2月7日，我和家人正在長沙機場登機回北京，手機突然接到社科院經濟所袁鋼明教授的簡訊:「今井出事了，你知道嗎？」我趕忙回信:「出什麼事了？」再次接到的簡訊讓我目瞪口呆:「經過警方多日搜索，昨日在橫濱的海面上發現了他的屍體。」我立即將電話撥過去，問袁老師這是怎麼回事，他說他得到的消息是自殺。這怎麼可能？我們倆都幾乎同時問對方：「他怎麼能幹出這樣的事？」

飛機降落北京後，我第一時間再次撥袁老師的電話，卻不通，一路不安地回到家中，立刻打開電腦想用電子郵件與今井同一個單位的小林昌之先生聯繫，結果發現他的郵件已經到了，他說告訴我一個「特別特別令人傷心的消息，今井先生去世了」，我告訴他，已從袁鋼明教授那裡聽說了，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自殺。

曾聽說他妻子過去幾年來一直患抑鬱症，不知是否因此承受壓力所致？小林先生的回覆讓我再次震驚:是否自殺目前還不清楚，但今井本人也有抑鬱症。今井本人也有抑鬱症？這是我過去聞所未聞的，也是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隨即與在北大訪學的今井的同事渡邊真理子聯繫，她說要回去參加今井的葬禮，建議我寫一封書信，由她譯成日文，在葬禮上宣讀。遙想當年，渡邊結婚時，今井曾熱心地建議我寫一封賀信，E-mail給他，由他譯成日文在婚禮上宣讀。

待渡邊回到北京，我迫不及待地聯繫她，想從她那裡得知進一步的情況。她確認，今井真的患有抑鬱症，而且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愈發嚴重，他自己也決心去看醫生。據渡邊講，今井接的活太多，壓力太大，遠遠超過普通人的處理能力。秋天他已經極度疲勞，有時連自己約的工作也忘掉。進入新年，他看起來臉色蒼白，自己也說特別累。有同事從遠處看，他似乎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

渡邊還從今井家人那裡了解到，失蹤當天晚上（1月19日），他本已去睡覺，卻睡不著，於是起身帶電腦出去（為不打擾家人，他有帶電腦去咖啡廳工作的習慣），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法醫的鑑定結論認為，既然沒有外傷，就可以排除他殺；沒有留遺書，說明自殺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作了暈倒掉下水的結論。由於沒有目擊者，真相無從知道。

渡邊也認為，如果是自殺，像今井這樣有責任心的人不可能不留下遺言，也不可能對手上的一些合作課題不作出交代，故她和她的同事大都相信，應該是意外事故。

  

我與今井健一先生相識於1994年。當年6月，他到我們社科院經濟所來做為期兩年的客座研究員，住在我們法學所的西小樓，與我同一層。我們最初是經他的同事——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的小林昌之研究員介紹認識的，小林先生那時在我們法學所擔任客座研究員。

今井比我大一歲，是東京大學畢業的。我那時剛參加工作不久，常去他的宿舍聊天，印象最深的是他收集資料的能力和方法。他訂了許多中文報紙。每天剪報，然後分門別類地放到相應的夾子裡，每個夾子都標明主題。有一次，一家報紙約我寫一個關於國有企業反腐的評論，我跑到他那裡去看有無這方面的剪報，沒想到他還真幫我找出一個這方面主題的夾子，給我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素材。

今井特別注意田野調查。有一次，他說要與經濟所的一位朋友去看北京的「浙江村」，我也好奇，就與他同去。至今記得「浙江村」裡賣鞋賣衣服的熱鬧情景，我們在訪談中也了解到那裡存在一些治安問題。當時，我跟今井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將來我們找家報紙開個「經濟學與法學的對話」專欄。就是在這一次，我通過今井結識了經濟所的袁鋼明教授。後來我與袁教授成為很好的朋友，還師從他攻讀了經濟學博士後。

1995年，我到河北省香河縣人民法院掛職鍛鍊，任院長助理。今井想去那裡看看，我請示了法院院長，對方表示歡迎。很快，他就與小林先生兩人來到了香河縣。

我記得法院院長第一件事就是帶他們到當地的公安局去備案，可能當時對外國人的參訪還有比較嚴格的要求。除了參訪縣法院，院長還讓一位副院長陪我們到下面的幾個鄉鎮派出法庭去參觀。當地人很是好客，每次都喝比較多的酒，我至今仍然模糊記得今井和小林兩人通紅的臉。那次，還有個小笑話，陪同我們的副院長好幾次把今井先生誤叫成「古井先生」（到後來帶有開玩笑的性質），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中國有種叫古井貢的酒，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今井給人一種熱情開朗的印象。

今井工作十分刻苦，在法學所的院子裡，每天深夜我從研究室回宿舍，經過他的門口都發現裡面還亮著燈。他那時有很多去外地開會的機會，但每次一開完會他就回來，有時我提醒他當地有某處景點，應當去看看，他總說時間安排不過來。後來，我曾試圖說服他，別人專門去旅遊都是為了看那個景點，你到那裡開會順便去看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不也是一件很合算的事嗎？他點點頭，似乎覺得我講的有些道理。

也許正因今井的這種刻苦精神，他在研究上才能取得如此顯著的成績。回想1994年他來北京時，才28歲，到1996年他回國，也才30歲，但我那時常常覺得，他的見識和研究水平遠在我之上。別的不說，不到30歲就精通英語和漢語兩門外語。而我那時連一門英語都沒有過關，好幾次還就英文翻譯向他請教，也從中知曉他的英語功底。至於漢語，他更是流利得很。有一次，北京的一家雜誌向他約稿，他寫了篇「北京的胡同」，讓我幫他看看。我看後簡直叫絕，挑不出任何毛病。在專業上，那時他已與樊綱等經濟學名流有很好的交往了，我在他的書架上看到樊綱題贈給他的好幾本書。中國的一些報刊，如《經濟觀察報》《改革內參》等，都對他關於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等學術觀點進行過報導。從後來的《今井健一先生紀念文集》編委會發來的他的成果清單中得知，早在1991年他就用英文發表了論文，1992年以後，每年的科研成果更是不斷遞增，可見他的研究才華與潛質。

今井的人緣非常好，他結交的朋友很廣泛，我跟著他認識了不少中日友人。他也比較信得過我，即使回國後，仍然會介紹一些到北京來出差或學習的日本友人與我聯繫。這次，《今井健一先生紀念文集》編委會中一位叫丸川知雄的先生在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就說:「我還記得在北京和您以及今井、渡邊等一起吃飯的那一天。」我當然也同樣記得，有今井這樣熱情而善良的友人牽線搭橋，每次聚會都是那樣的輕鬆愉快，都能讓我從中受益。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他在中國的交友之廣。一次聊天中，他告訴我，他的一位中國朋友推薦他讀餘秋雨的《文化苦旅》，說該書在社會上反響不錯。正是從他那裡，我借到一本《文化苦旅》，並饒有興致地讀完。後來，寫這種學者式的文化隨筆也成為我的一個愛好和追求，我也曾贈送過他我自己的隨筆集。

我在讀研究生期間，曾經選修過一段時間的日語，與他成為朋友後，想重新撿起，於是我們開始訂一個學習計劃。每次，他這個當老師的都認真準備，反而我這個做學生的總是找各種藉口，或沒複習，或沒預習。他給我上課是義務的，每次還要倒貼點心和咖啡，不過一般上完課，我倆會到外面的「東能居」小飯館撮一頓，此時我大都堅持要請他。多年後，他回法學所來看我，我告訴他，現在中國學者的待遇也有改善，大家已經很少去「東能居」，而是去好一些的飯館了，但他好像對「東能居」情有獨鍾，跟我說還是去那裡吧。

剛參加工作時，我宿舍沒有電話，那時也沒有手機，與老家聯繫很不方便，今井先生知道後，就讓我把他家的電話號碼告訴老家，以便他們必要時聯繫。好幾個清晨，我都被他叫醒，說有老家的電話，我過去接聽時發現他的被子還沒疊，說明他也還在休息，頓覺內疚。特別是後來得知他睡眠不好，我就告訴老家的親人，最好不要太早打電話。

今井樂善好施。有一次，我老家一位小學老師為「希望工程」的事來北京，他是全國勞模，今井對能與他相識感到非常高興，專門跑到王府井書店去購買了一批小學生的課外讀物，向他要了地址，郵寄過去。這位山村教師很是感動，逢人便誇其國際主義精神。後來，今井重返北京，正好我老家那位老師也來北京參加一個表彰大會，我把他們請到一起，雙方自然是又驚又喜。

但今井也有活得累的一面。一個夏日的夜晚，我們與樓上來自瑞典的馬克林小姐約好在院子裡喝茶，他第一個到，穿得整整齊齊，我第二個到，拖鞋短褲，他說待會馬克林小姐要來，你這樣是否太隨便了？我趕緊回去換上正裝。一會馬克林小姐下來，她不僅著裝隨便，還當著我倆的面往地上一躺，那神情真是十分放鬆，而此時的今井，反倒顯得有點尷尬了。

有段時間，今井的家人來北京看他，我得以結識他的夫人，還有他們可愛的小兒子「文章」。今井的夫人賢惠得很，好幾次都在家裡做日本料理招待我。得知我會用簡單的日語交流，並且還是跟她丈夫學的，她很開心，話也從開始不多到後來逐漸多起來。

今井離開北京時，把自行車、收音機、藤椅、餐具、資料夾、書架甚至運動服、西服都送給了我，這些東西當時對我來說可謂價值不菲，真有點羨慕來自發達國家的他出手如此大方，當然，我也能理解這裡面所包含的他對我的友誼。直到今天，他當年送我的那個收音機還擺在我的書桌旁並時有所用。

  

今井回國後，仍然不時來中國開會和調研。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差不多每年都能見上一面。有時即使他來的不是北京，也會跟我通一個電話。後來聯繫少了，直到大約四年前，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個郵件，說很抱歉，過去一段時間沒有聯繫，原因是他工作非常忙，而且夫人得了抑鬱症，最近總算好點，他準備帶家人來北京旅遊一次，也算補償一下多年來對他們的疏忽。我立即回信，歡迎他們來北京，也歡迎他們全家到我家來做客。

終於等到今井的電話了，得知他和家人已到北京，但略感遺憾的是，他只安排了半天時間給我們。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到地鐵站去接他們，他的夫人一點都看不出有抑鬱症的樣子。今井也私下對我說，她今天看起來特別高興。他們的兒子，當年的小「文章」，當時已經長得跟他父親差不多高了。他們還有一個可愛的女兒，也有六七歲了吧。我們請他們到家裡小坐，並拿出一些瓜果來招待，之後就按事先的商定，開車帶他們去植物園遊覽。在那裡，大家有說有笑，還不時拍照，其樂融融。可惜時間太短，天色漸晚，接下來本來是計劃要在附近一家餐館請他們全家吃飯的，有點奇怪的是，這次今井沒有像往常那樣痛快地答應，而是跟我說要去問問他太太，看她累不累。不知是他真的問了，還是根據經驗判斷，反正很快他就回來對我說，她還是覺得有點累，不吃晚飯了。我們只好惆悵地開車把他們送到地鐵站，讓他們自己回去休息。此事至今仍覺蹊蹺，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間，他們回去也得吃啊，更何況送走他們，我們也得去吃。回想起來，該不會那時今井本人已有抑鬱症了吧。

2007年夏天，我們全家在德國的弗萊堡。有一天，收到今井的郵件，說他現在在北京，給我們兒子帶了個樂器，讓我與他聯繫。我立即給他發簡訊，並讓我嶽母去他的賓館取，同時也給他買只北京烤鴨和幾盒果脯作為回贈。今井很快回簡訊：祝你們全家在「自由之堡」愉快!

原來弗萊堡( Freiburg)在德語裡是「自由之堡」的意思，我之前還真沒留意，再次對他的知識面之廣生出敬意。我當時也想，他這次為何不像往常來之前先告知，而是到了北京才聯繫呢？現在推測，那時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或許已使得他井井有條的習慣受到了影響。

我與今井的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08年上半年。那次，他到北京開會，好像與袁鋼明老師在一起，我就請他也約一下袁老師，並說如果有可能，最好幫我把袁師母也叫上，因為我知道袁老師夫婦都跟今井很熟悉。他一會就用流利的漢語給我的手機發簡訊:「已經搞定，不見不散。」當晚我帶著妻兒到地鐵站接上今井和袁老師夫婦，一起在我家附近的眉州東坡酒樓餐敘。這麼多年來，像這樣我全家和袁老師夫婦一起與今井吃飯，還是第一次，大家都很開心。就餐中的大部分時間裡，都是我和袁老師兩個人在海闊天空地聊，袁師母則不時和我妻子做些交流，而今井卻與我的小兒子玩得不亦樂乎。當晚我們幾個都喝了不少酒，一直到餐館客人幾乎散盡我們才撤。

今井出事兩個多月來，我的心中不時湧上一陣傷感和悲痛。一個這麼好的人就這樣說走就走了，怎捨得，又怎甘心？聽渡邊說，在今井遺體告別的當天，他的父親當場昏倒，被送往醫院搶救，可見對其打擊有多大。而我最擔心的是，他的妻子怎麼辦？一雙兒女怎麼辦？好在渡邊告訴我，日本的社會福利不錯，今井生前服務的亞洲經濟研究所也會給一筆補助金，他的家人生活不用擔心。

要十分感謝《今井健一先生紀念文集》編委會，他們作為今井生前的同事和朋友，發起這麼一個紀念活動，並邀請我「賜稿」。讀完他們發來的約稿函和今井先生的「業績一覽」，我進一步了解了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所做出的傑出成績，也欣慰地看到，我眼中優秀的今井亦為大家所公認。

約稿函的開頭一段說:「2009年1月20日，今井健一先生突然離開了我們。1989年進入亞洲經濟研究所以來，近20年的時間裡，今井作為一名優秀的研究員，發表了眾多研究成果，在讀者中產生了深遠影響。我們中許多人與他一同參與過田野調查，出席過研討會。他真誠、樸實的性格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回憶。本想和今井攜手共走研究旅途之際，他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今井有那麼多未竟的研究計劃，九泉之下壯志難酬的他，一定帶著深深的遺憾。」這樣的文字，讓我感到熟悉和親切，也讓我感到無助和心碎。

真誠地希望今井先生的家人節哀順變，多加保重；希望他的一雙兒女能堅強起來，健康成長；祈願今井先生在天之靈安息！（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丨肖玲燕  設計丨劉巖

文丨劉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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