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電影頻道節目中心製作出品、中國社會科學院監製的百集大型電視紀錄片《中國通史》在電影頻道首次播出後，在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國通史》以豐富的視聽手段再現自中華文明起源到1911年時期的浩瀚歷史圖景，較全面地講述中國古代歷史發生、發展過程，揭示歷史發展趨勢及規律。
第六十七集：遼金文化（上）
第六十七集：遼金文化（下）
巴林右旗
獨樂寺的遼代建築之美，深深地震撼著梁思成，契丹文字消失達數百年後重新面世。房山石經，蔚為大觀，在中國佛教中具有崇高地位，一百六十多件飽含著戲曲元素的金代戲曲磚雕，亮相美國，掀起的熱潮經久不消，10到13世紀的北部中國，契丹族建立了疆域龐大的遼朝，女真族建立了盛極一時的金朝，契丹族、女真族的文化與中原文化廣泛融合，很快就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他們與其方民族一道創造出燦爛奪目的遼金文化。民國初年，巴林右旗的一位私塾校董廉某，為了給教師發薪水，帶著學生挖開了遼永興陵，也就是遼興宗的陵墓，在挖掘的過程中，在裡面發現了巨大的墓碑，在碑上有種神秘的文字，它即與漢字相似，又不同於漢字，無人能識，這就是契丹文字。它曾是遼王朝的官方文字，之後卻消失達數百年，直到民國才重新現世。當時，在林西縣天主教堂的比利時人路易斯.凱爾溫在裡面發現了契丹小字的《興宗皇帝哀冊》和《仁懿皇后哀冊》，以及漢字《仁懿皇后哀冊》，伯希和轉載了凱爾溫的文章，迅速引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熱潮。文字述說著民族文化的傳承，遼寧省博物館裡，靜靜地安放著十五方巨大的墓碑，煞是壯觀。1930年，由軍閥湯玉麟之子湯佐榮在瓦林馬哈掘開了遼聖宗陵墓永慶陵，和遼道宗的陵墓永福陵，得到了這些墓碑，這些墓碑經過輾轉，最終得以保存在遼寧省博物館，供人們瞻仰和研究。這些分別用契丹字和漢字寫的哀冊碑文，也將幫助我們解開契丹文字的秘密，從而走進那個深埋地下近千年的契丹王朝的歷史，那麼契丹文字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文字呢。康鵬：契丹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契丹大字是創造與神冊五年，也就是公元920年，現在初步估計，應該有三千字左右，契丹文字在發展上是十分成熟的，一直到了金朝仍然被使用。與遼朝一樣，金朝本來也沒喲文字，在對外的交往中曾採用過契丹字，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太祖完顏阿骨打命令大臣完顏希尹仿照漢字的楷書，參考契丹字和女真的語言，創造了女真大字，之後金熙宗又創製了一種女真小字，與完顏希尹創製的女真大字共同使用。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明朝四夷館編纂的《華夷譯語》中就有《女真譯語》，契丹文字在女真字創製之後仍然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才明令廢止。郭長海：這本《華夷譯語》是藏在德國柏林圖書館的，是明永樂五年，明的朝廷為通事編寫的，就像咱們現在的這個英漢詞典一樣，這邊是女真字，這個漢譯，這邊是發音，天，阿卜哈以。郭長海熱衷於女真文化研究的民間學者，已經研究女真文字二十多年，2000年，郭長海通過朋友認識了德國柏林的一位教授，得知在柏林有一本明朝永樂五年，朝廷編寫供通事用的《女真譯語》。此前，國內只有照相影印本，郭長海通過兩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將這本《女真譯語》複印回來。2006年，在慶祝大金建國888年的時候，郭長海將《女真譯語》煉製在陶瓷盤上，他以這種方式將女真文字迎回了它的誕生地，也就是自己的家鄉黑龍江阿城。林鵠：金朝它是女真字、契丹字、漢字並行，語言也是這個女真語、契丹語、漢語並行，所以他這個民族的融合程度又比這個遼朝要會更複雜了。而且另一方面，它的這個漢化的程度比遼朝也是要深。今天是已經八十多歲的郭老師，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旅程。郭黛姮：也是這個路，就是沒這麼寬，比較窄，那時候我覺得挺親切的。作為中國著名學者梁思成的學生，今天她要去重訪一座對於自己的老師一生中難以割捨，且有巨大吸引力的殿宇，那就是遼代的獨樂寺。郭黛姮：以前梁思成先生經常講到這些古建築的時候，用一個詞叫做鬥拱雄大，山簷深遠，你看這個簷子出的這麼遠，是吧，這個是那個時期建築的一個特點。你站在這，你就看到一個特別好的畫框，一邁門檻就看到一個完整的觀音閣，所以這一點上是非常難得的，那時候梁先生帶我們來的時候，又把這些他的書上，有過記載的東西又給我們講了一遍，然後又帶我們到觀音閣底下，把每一組鬥拱幾乎是又重新給我們複習了一遍。所以那時候的情景，我覺得現在還在腦海裡閃爍。八十年前的今天，正是她的老師梁思成發現了這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築，上世紀60年代，梁思成組織了包括郭老師在內的十五名清華建築系的學生，重回獨樂寺進行勘測，從而了卻了梁先生多年的心願。那一次難忘的勘測經歷，堅定了郭老師從事研究中國古建築事業的決心，並為之付出了終生。郭黛姮：梁先生當時看到這個也很震撼，這當地一個小學校長，陪著他來看這個，梁先生一看覺得，無論從哪個地方，建築也好，佛像也好，都非常震撼。所以後來，我們又跟梁先生來的時候，他也再次說，看到這個東西真是了不起，所以它基本上保留了遼代原來的東西，包括這個彩繪，這些東西都沒有變化，這樣很難得。獨樂寺的遼代建築之美，深深地震撼著梁思成，寺廟裡的遼代塑像，同樣吸引著梁思成，尤其是觀音閣內聳立著的泥塑觀音菩薩站像，高16米，頭部直抵三層樓頂，頭上還塑有十個小觀音頭像，故稱之為十一面觀音。在《薊縣觀音寺白塔記》一文中，梁思成如此讚嘆，登獨樂寺觀音閣上層，則見十一面觀音，永久微笑，慧眼慈祥，向前凝視，若深賞薊城之風景幽美者。當梁思成關於薊縣獨樂寺的調查報告發表以後，頓時引起中外學術界的震驚，這篇調查報告是中國第一篇用科學方法描述和分析中國古建築的報告，而獨樂寺也是當時我國已發現的最古老的一座木構建築。它建於遼代統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展現了遼朝佛教文化的一角。契丹族原本信奉薩滿教，這是一種信奉萬物有靈，以祖先崇拜為主的原始多神教，自遼太祖建國後，簡單的薩滿教信仰已無法適應社會的發展，隨著與中原王朝的接觸，佛教傳入，遼朝的統治者開始崇尚佛教。遼太祖、遼太宗均有興建佛寺，舉辦佛事的舉措，可是到了遼代中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皇帝、皇后自己崇信，而且大力提倡，不斷舉行建寺、飯僧、布施等佛事，並給予僧侶極高的待遇，崇佛之風在整個王朝興盛起來。林鵠：遼朝的佛教非常興盛，實際上最初契丹人沒有佛教信仰，反而是隨著被契丹人徵服的像漢人、渤海人，這些人把佛教帶到遼朝去的，所以最開始呢，遼朝統治者支持佛教，它主要是有一種，利用這種宗教信仰來安撫被徵服的人，這麼一種目的的，但是時間長了，慢慢地就是說遼朝統治者自己也真的就說信仰了佛教。位於遼寧義縣的大佛寺，金代後改名為封國寺，曾是遼代皇家的寺院，是遼聖宗在母親蕭太后故裡所建寺院，大殿內供奉著過去七佛。此時，佛教文化已與中國傳統文化水乳交融，博大精深，一代女主蕭太后也為其深深吸引。蕭太后每年正月都要齋戒，大修齋會，在許多特殊的日子，蕭太后也要隆重舉辦佛事。公元986年七月，蕭太后即以擊敗宋軍三路大軍的北伐為由，特下詔，在上京開龍寺大行佛事一個月，飯僧達萬人之眾，皇太后如此崇尚佛教，遼代婦女紛紛仿效，崇佛風尚由此興盛，貴族婦女熱衷佛事者極多，她們抄寫佛經，施食飯僧，把自己的住宅改建佛寺，募集錢物營造佛塔，佛教文化在遼朝大放異彩。在所有的寺廟中，雲居寺以數量眾多的唐遼石經聞名於世，被譽為佛教聖地，石經長城，這些石經同樣講述著遼朝對佛教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房山石經是由隋朝高僧靜琬大師開創，唐代建雲居寺，繼續刊刻石經。然而，由於晚唐以來的戰亂，不僅石經無法刊刻，就連雲居寺也被毀棄，遼聖宗時重修雲居寺，發現石室、石經大為震驚，決定繼續刊刻石經，浩大的刻經工程再次啟動，此後又經遼興宗、遼道宗兩朝，相繼刻完《大般若經》、《大寶積經》等六百塊經石，合原存《涅槃經》、《華嚴經》共兩千七百三十塊經石，合稱四大部經。如果稱一切經為大藏，四大部經則稱為小藏，蔚為大觀，在中國佛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雕版印刷的發展為大藏經的刊刻提供了可能，山西大同是遼西京所在，華嚴寺坐西向東，反映著契丹族東向拜日的習俗，現存的大雄寶殿和薄伽教藏殿是遼代建築，據碑刻記載，這裡曾經收藏了遼的大藏經《契丹藏》。《契丹藏》是遼興宗時根據宋《開寶藏》的蜀版刊刻而成，並儘量補充了宋版缺少的內容，遼興宗時完成五百九十七秩，遼道宗時繼續收羅刊刻，蔚為大觀，不同樣式的佛塔，展示出遼代高超的建築技術。位於今天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慶州釋迦如來舍利塔，被崇尚白色的契丹人塗成白色，這座磚木結構的樓閣式建築高高聳立，它的天宮中珍藏著眾多精美的佛像，舍利塔等佛教文物。山西大同善化寺的大雄寶殿，華嚴寺薄伽教殿經壁櫥，都是遼代佛教建築的經典之作。林鵠：隨著佛教的興旺，所以它也對社會的方方面面，像文學、藝術、建築等等各個方面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影響，像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這個，還保存在地面上的這個遼代建築，基本上都是跟佛教有關的。這是華美雄偉的應縣木塔，總高67.31米，它建造於公元1056年，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結構高層塔式建築。其塔高五層，加上上面4層的平座暗層，實際上是一座9層重疊式的木框架結構，這麼龐大的身軀，卻全部用傳統的柱梁、鬥拱建成，每一層的簷和平座都由鬥拱承託，結構非常複雜，而遼代的建築師，卻用了五十多種不同的鬥拱，圓滿地解決了所有的問題，稱得上鬼斧神工，為國之瑰寶。佛教文化在金朝繼續傳承，金朝初年，皇帝和皇后見了佛像都要拜祭，公卿到了寺院後，僧人坐上座，偌大的燕京城佛寺林立，大的有三十六座，屬於律宗，後來中原的禪宗僧人來到燕京，建立了太平、招提、竹林、瑞像四座佛院。如今，殘存在京西的香山寺遺址依然肅穆，金世宗時，將原有的吉安、香山二寺合二為一，章宗時賜名大永安寺。因寺後有龍潭、山上有柘樹而聞名的潭柘寺，金熙宗時被賜名大萬壽寺。金代雕版印刷技術發達，這座建於東漢建和元年的廣勝寺，因為金代刊刻大藏經的出現，而名聲大噪，轟動一時。金大藏經根據宋代的《開寶藏》和官版的佛經刊刻而成，2001年四月，以《金藏》為底本，選用房山《雲居寺石經》等八種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經進行對校，編輯整理而成了《中華大藏經》，回歸了山西洪洞廣勝寺。寂世法師，作為寺內《金藏》的守護者，已經再這裡修行了很多年，每天法師都要來殿內祭拜，祈求佛祖對經書的護佑。一千多年來廣勝寺的僧人們世代就是以這樣一種虔誠來守護著寺裡的佛教經典。寂世法師：這就是以《趙城金藏》底版影印的中華大藏經，《趙城金藏》它有七千多卷，裡頭收集的範圍非常廣，當時的金代印刷業它也比較發達，影印的質量也非常好，下面這個就是《趙城金藏》原版的版頁，也就是《開寶藏》。不過，整體而言，金朝時期的佛教遠遠不及遼朝繁榮，也許，金朝統治者汲取了遼以釋廢的歷史教訓。林鵠：遼朝後期整個佛教給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主要是因為當時僧侶的人數太多了，因為僧侶畢竟是他本身不從事社會生產活動，就是說等於靠社會去養他的，你一個社會僧侶數量過大，就會造成社會負擔過重，就會有這個，產生一定的社會危機。遼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本是原始民族，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採納漢人的建議，建立漢城，仿造中原體制，建立起強大的王朝，無論是遼太祖本人，還是新王朝，都深受先進漢文化的益處。建國之初，遼太祖召開了一次影響深遠的會議，這一會議將決定遼朝最主要的思想文化路線。遼太祖向群臣公布自己的想法，要以祭祀聖人的方式來更好的統治包括漢人在內的中國人，他問，我想祭祀一位有大功德者，應該是誰，此時，佛教已廣為傳播，群臣皆認為應該祭祀佛祖，遼太祖卻並不認可，他認為佛非中國教，無法接受，太子耶律倍提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這一意見正合遼太祖心意。他當即決定建立孔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這意味著，儒家被確定為遼朝的正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漢文化在遼朝廣為傳播，大批的漢族儒士受到重用，契丹族中也湧現出許多博通經史的儒學人才，遼太祖長子耶律倍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大山壓下山，大山全無力，這首遼朝最早的詩篇即為耶律倍所寫，除作詩之外，耶律倍還擅長繪製中國傳統畫，他的十五幅繪畫曾被宋朝收藏。其中，獵騎圖直到元朝仍備受珍視，遼朝繪畫受唐朝繪畫的影響很大，如果我們走進遼朝的慶陵，便會發現裡面大多數的壁畫，頗受唐朝壁畫的影響，漢人的修史傳統也逐漸受到遼朝的重視，早在遼太祖時，就設有監修國史官職，遼聖宗時仿照宋朝設立國史館，開始撰修遼朝的歷史，直到遼朝末代皇帝天祚帝時，修成《皇朝實錄》七十卷，成為元人撰修《遼史》的主要依據。在遼朝，契丹族自己的文化並沒有被忽視，如果說儒家文化是其治國的大綱，契丹文化則起著保持民族凝聚力自豪感的作用，契丹的語言文字、民俗習慣均受到很好的保護，契丹文化也在你發展當中，契丹族在吸收儒家文化時，總是有意識的將契丹文化滲透其中，使之成為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康鵬：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不管他的思維習慣，還是它的生產方式，或者它的這個包括軍事進攻的模式，都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契丹人可以將這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創舉。與遼朝相比，金朝統治者更重視儒學，金朝先後滅掉遼朝、北宋，它雖然仍盡力保持著女真傳統文化，但事實上，儒學漸漸在金朝文化中佔據了最主要的位置。這裡是山西省忻州市，金朝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元好問的故裡，為了紀念這位金朝時期有詩史之稱的一代文宗，書法家將元好問的詩文刻在碑上，建成碑林，以傳揚他的學問。林鵠：說起元好問，我首先就就想到了神鵰俠侶，開場出來一個重要的人物，叫李莫愁，這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就是很歹毒，但是很多人對她的印像並不壞，並沒有反感，這個跟她這個出場的時候唱的一首歌有很大的關係，這個歌詞就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這個也不是說金庸自己寫的，這個實際上就是元好問的作品，就是說他寫的詞能讓一個人，讓大家對一個女魔頭，就是很歹毒的和陰險的這麼一個人，一定程度上產生好感，所以你能看到他寫的詞的魅力。元好問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自幼品學兼優，並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金朝於1115年建國，八年後實行科舉，分詞賦、經義兩科，以招納遼朝故地的漢人文士，金海陵王時，取消經義科，只考詞賦。金世宗以後，科舉成為入仕的主要途徑，學校日盛，士人由科舉而位列宰相者前後相望，儒學也因此最大程度地得以發揚，到金章宗時達到極盛。作為金朝的皇帝嗎，金章宗自幼接受女真文化，熟練掌握了女真文字，然而，金章宗使用更多的是漢字，他痴迷於漢文化，具有很深的儒學修養。金章宗也擅長詩文，書畫，所寫瘦金體書法神形兼備，在他的倡導下，金朝湧現出許多著名的書法家，王庭筠和趙秉文都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党懷英的篆書籀書，號稱天下第一，獨步金代。頌揚金太祖武功的《大金得勝陀頌碑》即由其篆額，泰和四年，他書寫的泰和重寶被鑄在錢幣之上。林鵠：章宗這個人對中國的文學傳統非常的推崇，所以在他的時期，就形成了金朝整個一個社會尚文的風氣，包括整個金朝的文壇，也形成了後來被稱之為國朝文派，這麼一二金朝自己的文學流派。在金朝，道教開始逐漸繁盛起來，雖然太一教和大道教都很盛行，但最為興盛的卻是全真教，全真教的創始人王喆，道號重陽子，主張道儒佛三教合一，將道家的《道德經》、佛家的《般若心經》和儒家的《孝經》均奉為經典，這樣的融合，順應了時代的發展，是全真教興盛的重要的原因，王重陽早年家業豐厚，樂善好施，又文武兼備，但英雄無用武之地，對仕途絕望的他改奉道教，自稱王害風。位於今天陝西戶縣祖庵鎮的重陽宮，是創始人王重陽早年間修道和藏骨的地方，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金代有天下祖庭之稱。這座位於重陽宮不遠的活死人墓，據傳是王重陽修煉的地方，全真教中，初王重陽之外，還有著名的全真七子。大定七年的一天，王重陽一把火燒了自己的住所，從此浪跡天涯，最終來到了山東的寧海，與當地富豪馬從義論道，並在這裡修建了全真庵，馬從義改名為馬鈺，道號丹陽子，之後，王重陽又度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入道，這七位就是眾所周知的全真七子。全真七子中丘處機的貢獻可謂最大，公元1188年，丘處機首先得到金世宗的青睞，金世宗一月內兩次召見丘處機，尋問長生與治國保民之術。丘處機對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這是丘處機首次向最高統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並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僅親賜大桃以示褒獎，還讓丘處機主持萬春節醮事，而且下令在宮庵中塑全真教創始人王喆之像，全真教的影響頓時飛騰直上。公元1203年，劉處玄逝世，丘處機成為全真教第五任掌教，掌教時間長達24年，他直接繼承了王重陽三教各一的思想，認為先聖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已理相貫，不相違逆。林鵠：金代是道教非常繁榮的一個時期，也是又一個高潮，首先是跟當時宋金之際，北方的戰亂有關，一般的民眾也是飽受這個戰爭之苦，道教一方面它有各種宗教儀式，法術能讓普通的民眾，就是對死亡、清楚死之類，有一定的辦法去寄託它的哀思吧，通過各種法術。另外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種，有一種比較高深的理念，超凡脫俗這樣的一些理念在裡面的。公元1203年至1219年，丘處機在山東蓬萊，芝陽、掖縣、北海和膠西等地傳教，憑藉他在社會和政治上積極發揮的影響，使全真教的發展進入興盛時期，丘處機的聲望越來越高，對全真教的發展無疑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隨著年事已高，丘處機不再四處奔波，只在家鄉棲霞傳道授徒。從此蒙古已經崛起，蒙古鐵騎徵討中亞，並逐鹿中原與金朝展開激戰。到公元1219年時，一件異常的事情發生了，成吉思汗向丘處機發出邀請，表面是向丘處機請教養生之道，實際上則是詢問治國安邦的大計。丘處機全然不顧七十二歲高齡，欣然接受邀請，再次出山拜會成吉思汗。從黃海之濱的山東棲霞，前往道路艱難，萬裡之外的中亞，究竟是什麼緣由，令丘處機做出這樣的行為。丘處機已經意識到，中國未來的命運已歷史性的落在成吉思汗及其政權身上，為了全真教日後的發展，為了實現自己的宏願，他必須見到成吉思汗，而且必須得到成吉思汗政權的支持。這是在宗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當丘處機仙風道骨，西行至雪山行營，面見成吉思汗時，成吉思汗極為感動，待丘處機為上賓，二人雪山論道，丘處機循序善誘，成吉思汗頻頻點頭，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丘處機不僅向成吉思汗傳播了長生之道，介紹了全真教的教義，更將去暴止殺，濟世安民，仁愛孝道的主張緩緩輸入成吉思汗的心田、腦海，使蒙古鐵騎減少了很懂殺戮，這是蒼生之福，也使得全真教在金朝之後繼續發展。林鵠：丘處機去見成吉思汗，也不能完全說是一種政治交易，他也確實想嘗試著去用道教教義去勸說成吉思汗，為民眾做一些事情，比如說勸成吉思汗不要殺生，要免除北方地區的賦稅等等，就是說從這個角度來講，他也確實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理想的。美國紐約，醞釀五年之久的一場名為生死同樂的山西金代戲曲磚雕藝術展正在舉辦，160多件飽含著戲曲元素的磚雕亮相美國，掀起的熱潮經久不消，在國際上引起各界對中國戲曲，以及山西金墓的空前關注。山西金墓的這些磚雕有前廳後室，左右廂房的四合院民宅布局，風格各異，各種飛禽走獸、花草人物磚雕琳琅滿目，墓主人對面有戲臺樂隊，樂器分腰鼓、拍板、橫笛，走進金墓，有八仙神話，祥雲仙鶴，有社火和唱戲，磚雕人物活靈活現，猶如走進那個時代的社會場景之中。這幅女子扶門半開的磚雕，展現的正是金代戲曲家董解元在《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的詞句，花木陰陰，偶過垂楊柳，香風吹，半開朱戶，瞥見如花面。這也是墓主人生活中的審美情調，表現了對藝術的追求和嚮往。李勇：這些出土的磚雕人物和戲臺可以看出，金代山西人對戲曲的喜愛，就是說不僅生前看戲，時候依然如此，按照中國傳統觀念，視死如視生，死後是生前的延續，墓葬所反映的應該是死者生前的生活狀況。金代的戲劇，不僅承襲了遼和北宋的藝術特點，而且表演內容更加豐富，金代有雜劇，還有院本和諸宮調。諸宮調是一種首創於北宋時期的說唱藝術，有說有唱，以唱為主，歌唱部分由很多不同的宮調組成。雖然，諸宮調的演出已經消亡，《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也無法在現實的舞臺中得到再現。然而，王實甫所寫的《西廂記》仍在傳播，它繼承了董解元作品中的許多優秀成果。著名的大戲劇家關漢卿、王實甫都出生於金朝末年，金代戲劇的發展開啟了中國古代戲曲史上一個輝煌的時代。呂文麗：金代的戲曲在中國戲曲史上應該是具有一個奠基的作用的，我覺得就是質變的踏板，就是由一個滑稽戲，一個滑稽表演小品式的滑稽表演向一個大型的以歌舞演故事的，成熟的戲劇形態過渡的話，那麼在這個地方需要一個踏板，那麼說唱藝術和金院本的結合，就很好的實現了這個質變。這裡是山西東南部高平市王報村，在村裡的二郎廟中有座古戲臺，戲臺的構造與近代古墓中戲臺的構造相似，據文物古建專家考證，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近代戲臺實物。每到春節，王報村人都會在古戲臺上唱一出大戲，來歡度新春佳節的喜慶，這是延續了近千年的傳統，雖然戲曲的強調隨著時間的流逝開始發生著變化，但這座金代古戲臺多少年來一直見證著當地人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對民族藝術的熱愛。（金代遺構，比牛王廟戲臺早了100年，成為已發現的最古老戲臺）視頻來自騰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侵權請告知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