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班地鐵》與特呂弗早期的作品，既有一脈相傳的對人、對人性深度複雜性的思考關注，又有創作風格上的巨大變化；早期對紀實風格的有效運用，散文化特色的魅力已經成為一個久遠的召喚，導演在1980年的這部彩色故事片中，自覺地吸取了美國電影的精華和質素，運用非常成熟的戲劇化方式，自由無拘地揮寫著他對戰時法國文藝界的思考、認識，紀實與虛構結合，戲中戲的套層結構，使電影不僅好看而且富有表現人與現實的深度。
《最後一班地鐵》表現法國戰時的環境和氣氛、多種多樣的人際關係、戲劇界與時代和社會的關係等，無不滲透著特呂弗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歷史的溫情回顧，也表達著一個法國藝術家對於同行在戰時的堅持、抗爭、奮鬥的敬意。電影中涉及到的情感一如現實社會本身一樣複雜，深厚博大、彼此尊重寬容的夫妻之情，小心翼翼的戀人之情，仔細掩飾、堅如磐石的政治熱情，相濡以沫、唇齒相依的同事之情，矛盾怪異、富有毀滅特色的德軍首領對法國藝術家和法國藝術的畸形情感，得志便猖狂的小人野心勃勃的變態激情和卑鄙伎倆，重見天日的人民大眾的喜悅與幸福之情。
《最後一班地鐵》作為戲劇化電影，以小見大。一個小小的劇場和它所聚集起來的有限人群，甚至那幾個有數的、個性鮮明的人物，成為當時法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民情世俗的縮影。其表現之尖銳，其刻畫之深刻，與它精美的形式一起，構成了法國電影的一道靚麗風景。《最後一班地鐵》的空間形態和表現方式上，大量排練時期的空寂與清冷，正式演出時短暫的輝煌明亮與危機暗藏，極度緊張的生活供應，偷偷摸摸獲得生存機會，辦公室、樓道、地下室顯得那麼擁擠窘迫。
女主人公需要在最明亮處與最陰暗處都有不可推卸的重負，屬於個人的、自由的空間非常有限而脆弱，個人的極度壓抑和壓抑中求從容自在的處世藝術，正是這種環境的畸形產物，最深厚的愛情、最美麗的人物也難免偶然灰色。導演準確把握了這個感覺並且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攝影機好像其中的當事人，偷窺歷史的主人公在做什麼、甚至最私密的內心波動和隱秘行為，他們怎樣一步步向前走去，終於熬過了非人的日日夜夜。幽暗的街燈，安靜的劇場，又陡又窄的樓梯、黝黑陰暗的街道、奢華講究的夜總會、風格多樣的音響、精美考究的人物外表修飾、劇情要求的表演與真情抑制的周旋並存的人際關係，形成了一種影片人物生存的特有的氛圍，既緊張又刺激，是一種相當戲劇化的境界。
特呂弗一上攝影臺即全神貫注，旁若無人，全部身心撲在拍片上，給人的感覺是除了 電影，好像一切都不再存在。他與電影在一起時，那裡有一種莊嚴而深沉的氣氛；使人在開懷大笑的同時，又獲得某種啟示；他具有某種抓住拍攝中可能發生的一切的能力，並將其用到影片中。特呂弗非常重視聲音的重要性，《最後一班地鐵》這部影片也不例外；因為畫面容易激發、煽動人們視覺上的激動，因而使人產生錯覺。對《最後一班地鐵》的某些鏡頭，他甚至不用眼睛看，而是戴上耳機聽；通過聽覺來感受作品的狀態是否符合自己追求的效果，檢視作品的精確與否。
作為一個世界電影大師，他擁有的不僅是閱歷的豐富和資格的高貴，更重要的是他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觀眾的注意力並非一成不變，因此特呂弗儘可能不讓他們漏聽什麼，讓一切清晰明了；這對於不依賴情節的特呂弗非常重要。如果特呂弗早期電影的風格被人們歸納為細膩恬淡富有人情味，是法國文學中人道主義傳統的最好繼承者。那麼，《最後一班地鐵》是濃鬱熱烈地富有人情昧，敘事環環緊扣，追求深邃的韻味，細節真實、製作精美。大明星的成功啟用，凱薩琳·德納芙、傑拉爾·德帕迪約，與影片的其他元素一起，使電影發散著迷人的永久光芒。觀看《最後一班地鐵》，你不得不承認，特呂弗依然是法國文學中人道主義傳統的最好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