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司總監到村幹部的陳誠毫不避諱自己的「政治野心」：「比起利，我更在乎名，我可以忽略工資低，但得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陳誠說。在她看來，以自己的能力，當好一個村書記，進而獲得晉升完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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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佳楠
編輯/楊寶璐
隨時隨地處理工作問題的陳誠
以30歲為界，陳誠的人生被分為了兩個部分。
30歲以前，她是獨在異鄉打拼的小村姑娘，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一步步走到了公司總監的位置；30歲以後，她選擇回到早已陌生的家鄉，成為了一名村幹部，每天走在村頭田尾，處理著各種瑣碎政務。
這不是一個「逃離北上廣」的故事，也不是田園牧歌式的返璞歸真的故事。從大城市回到小村莊，陳誠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收入的降低，還有工作內容和方式的全盤轉變。
這是「走出去」又「回鄉來」的年輕一代村幹部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社會工作的重心也隨之轉變，從繁重的群眾工作，轉變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新農保等更靠近政府事務性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則是曾經靠威望、人情展開工作的前輩們沒法以經驗相傳授的。
陳誠曾試想過用「管理企業」的辦法去管理一個村莊，但最終發現，最有效的方式，還是換下大都市的時裝，卸下普通話切換回鄉音，走到每家每戶門前，叩開他們的門。
「就算一瓶掙一塊，得賣多少雞鴨鵝？」
馬村就在國道邊，這是四川宜賓市長寧縣城下屬的一個村，村裡統一修建白牆黛瓦的別墅式農房，遠處有山，近處是上千畝的魚塘，公交站就建在馬村黨委活動中心（簡稱村公所）門口。從村裡到縣城，開車只要十幾分鐘。酒廠在從村裡到縣城的路上，老遠就能聞到酒糟的味道。
2019年，長寧縣進行鄉鎮行政區劃和村建制調整，如今的馬村由原先的馬村社區、羊五村等四村合併而來。村莊合併後，陳誠從原馬村的村黨支部書記，成為馬村的村黨委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
馬村常駐人口有6000餘人，但村幹部一共只有6人，人口普查、土地增減掛鈎、修路等每一件任務都要落實，「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
村建制改革以後，當地一家酒類食品工業產業園併入馬村，酒類產品的生產、包裝和銷售成為陳誠創收的重點。
11月18日下午5點，陳誠突然給兩個村幹部打電話，讓他們「放下手裡的其他工作，儘快回村。」今天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見客戶，陳誠安排廠方備好不同度數的酒，她要親自出馬，去推銷村裡的「梨花白」白酒。
「梨花白」是當地傳說中的一個酒類品牌，之前，陳誠在幫助當地文化部門修縣誌時發現了這個名字，她意識到，這是一張「文化牌」，於是適時推出「梨花白」白酒，主要由當地公司訂購。
但陳誠對於這款白酒的期望極高，她希望這款酒能走出長寧縣。在網上銷售了一段時間後，「梨花白」並沒有打開市場銷路，她亟需一個機會實現市場化。歪打正著，兩個從河南而來的餐飲企業老闆看中了這款酒，他們在全國有一百多家加盟店。
會面約在40公裡外的宜賓市區，開車得一小時。但陳誠認定這是個絕好的推銷機會，於是拿出了本村招待的「最高規格」——陪同的村幹部還有馬村的副書記胡道榮，以及村集體公司辦公室主任歐傳梅。為了這次會面，陳誠還專門讓歐傳梅借了一套黑西裝。
這陣容是陳誠有意安排的，「小歐是倒酒的，胡書記是喝酒的，她負責吹牛。」另一位鄉鎮領導笑稱。胡道榮作為馬村的副書記，是陳誠口中的「交際花」，需要應酬時總得叫上他。當晚，胡道榮就一個任務：跟客戶喝酒。
那天雙方一直談至晚上十點半才散場，除了推銷「梨花白」之外，陳誠還藉機推薦村裡的牛肉企業。「既勤懇，有經營頭腦，還有創新頭腦。」兩名客商稱，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到村幹部親自上陣推銷村企產品。
陳誠的帳算得明白：農產品銷售費力而收效甚微，而這兩個客戶計劃加盟店每家鋪貨5萬瓶，以現在已有的一百家門店算，即使一瓶只賺一塊錢，也是一筆巨大的收入。「得賣多少雞鴨鵝，才能賺這麼多？」
臨河以水產為主而發展起來的馬村
從公司總監到村幹部
陳誠不是不能喝，相反，她喝酒從未醉過，但她並不願意把精力都用在酒桌上。
陳誠今年35歲，但已經是職場的「老江湖」。15歲時，初中畢業的陳誠背起行囊去廣東打工，18歲就在普寧市一家玩具工廠當上了主管。19歲參加自考，拿到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專科文憑。她曾在佛山市風行家電有限公司做過行政總監、銷售總監，不到兩年，把自己負責的廣州、佛山地區的市場，從70多家檔口拓展到400多家。2008年時，她就已經月薪過萬。
2012年，陳誠回鄉照顧病重的母親，一邊跟朋友合夥經營電腦店，給政府部門供應辦公器材，同時承接一些文字整理和列印工作。那一次回鄉，讓陳誠看到了不一樣的家鄉——「回來的時候都找不到家了。」她回憶。闊別家鄉三年，馬村村口的山坡被夷為平地，原本彎彎曲曲的鄉村道路被新修的馬路代替，村民的土地承包出去，發展了上千畝的魚塘，奠定了馬村「水產為主」的發展基礎。
她一直在老家呆到2013年，母親去世後，她本想繼續外出打工，但姐姐建議她留在家鄉發展。隔壁村的老支書侯躍給她提供了另一種發展的思路：留下來當個村官。恰好當地的鄉鎮幹部也發現她有企業管理經驗，於是建議她參加當年的村級後備幹部考試。
陳誠毫不避諱自己的「政治野心」：「比起利，我更在乎名，我可以忽略工資低，但得能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陳誠說。在她看來，以自己的能力，當好一個村書記，進而獲得晉升完全沒問題。
2014年3月，陳誠通過後備幹部考試，以大學生身份成為馬村的村主任助理，並在2017年村幹部換屆時當選馬村黨支部書記；直至2019年11月，村級建制調整後，她成為四村合併之後的馬村黨委書記兼任村委會主任。
一開始，陳誠都不敢和朋友說起自己當了村幹部，「在大部分人的認知裡，村幹部不是一個職業，給人印象就是沒文化、沒素質、沒思想、坑蒙拐騙老百姓。」之前村裡組織活動，展覽村民們自創的對聯，她在朋友圈裡發照片，還會有意將自己的名字抹去。直到這兩年工作有了起色，她才漸漸坦然。
「在私企掙一兩萬，但充實感、榮譽感遠不如當村幹部。」她告訴記者，和她設想不同，很多江浙、廣東地區的朋友得知她當了村幹部後，並沒有覺得當村幹部「沒文化」，反而鼓勵她，「我們這邊村書記都是歷任村集團的董事長，都挺厲害的，期待你也成為那樣的書記。」
陳誠和其他村幹部在村裡走訪
餵牛還是搞電商
2017年當上村書記以後，陳誠燒起了「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搞「電商」，在朋友圈裡幫農民賣土雞、甜梨等農產品。
彼時，「基層領導直播帶貨」的風潮還沒有興起，陳誠發朋友圈售賣農產品，叫上村幹部們幫忙轉發，一周就賣了一萬塊。「不收村民錢，就幫他們把東西賣了，賣得價格還更高，村民很樂意。」
但並非所有的領導都認可她的發展思路。2018年，陳誠和另一位年輕的鄉鎮領導提議，由幾個村莊共同出資成立村集體資源合作聯社的想法。一位領導批評他們「想入非非」，肉牛養殖是縣裡的支柱產業，那位領導讓他們「老老實實搞你的產業，餵你的牛。」
在村裡碰了壁，搭班的村幹部也不支持。陳誠決定自己出資成立村集體公司，並承諾盈利歸村集體，虧了自己承擔，辦公地點就在村公所。她委託縣城一家自媒體公司幫忙開發設計微信小程序，搭建了一個「e紅商」 的微信小程序。但因為缺少資金和人手，這個電商平臺剛剛開發好，便陷入了擱置中。
憑藉村集體公司，馬村申請到一百萬扶助資金。作為條件，2020年初，陳誠瞞著家人用自己的房子、車子做擔保，保證三年內掙50萬。
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馬村的蔬菜、水果賣不出去，只能爛在地裡，酒也只能窖藏在庫裡，而縣城和市區的生活物資卻十分緊張，在企業摸爬滾打十多年的敏銳直覺告訴陳誠，是時候，把「e紅商」電商平臺拉出來遛遛了。
陳誠決定，把村民們的產品都放在「e紅商」上賣，並負責配送。她在3月時接受採訪中稱，二月中旬重新啟動「e紅商」，一個多月，就累計為農戶銷售農特產品800餘單，其中，銷售蔬菜1000餘斤，土雞、鴨600餘只，雞、鴨蛋1萬多枚。
在今年的梨花節上，陳誠還嘗試直播賣村裡的農產品和白酒，當天，馬村的「佛來e紅商」電商銷售額達到一萬。
農產品包裝、運輸費時費力，在村幹部人力有限的情況下，對青年志願者依賴較大。從2016年開始，宜賓市每年會下派幾名大學生志願者到村中服務，馬村也會動員村中的大學生提供志願服務。今年前後共有30多名志願者參與電商平臺運營和配送工作，最多時有六七名志願者同時在運營。但隨著青年志願者的離開，年紀大的村幹部對參與電商工作沒有信心，接受又慢，加上村務工作繁雜，電商平臺的運營就又陷入停滯。
陳誠意識到，還是要找「變現」更快的產品，村莊合併後，白酒食品產業園併入馬村，馬村開始銷售更有利潤的白酒。
在跟河南客戶吃飯的三個小時裡，她不停地介紹村裡產品的亮點和市場競爭力，為產品質量擔保，還主動提出從印刷到酒瓶全部代工代料，發現對方還對牛肉有需求，陳誠就見縫插針地又推銷了村裡的養牛產業。
在胡道榮看來，陳誠的確思路清晰，有闖勁，但他覺得，陳誠書記主任一肩挑，整個村委班子都得她來統籌。村集體公司的經營佔了陳誠太多的精力，「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她一個人忙不過來，應該讓一個主抓經濟工作的副職來管理。」
陳誠也承認，未來還是要引進職業經理人來參與管理，但目前想要平衡處理村務和搞經營，只能儘可能延長工作時間。經營村集體公司過程中，在資金收支等關鍵環節，陳誠會有意識叫上其他村幹部一起處理，「不能唱獨角戲，要讓其他同事有參與感，也讓客戶感覺我們是一個公司團隊。」陳誠說。
不要「文藝」，要「接地氣」
「e紅商」紅了，馬村和陳誠因此獲得宜賓市各級政府的宣傳和表彰。11月15日，全國城鄉基層治理高峰論壇在四川宜賓舉行，陳誠還在會議上講了馬村運作「佛來e紅商」村級電商平臺的例子。
她帶過銷售團隊，受過成功學的訓練，身上有很明顯的銷售和成功學特點。語速快而鏗鏘有力，當村幹部7年來，出席會議、代表發言，陳誠已經輕車熟路。
與如今的遊刃有餘不同，剛當村幹部時，陳誠碰了不少釘子。一開始，她覺得自己有企業經營和管理的經驗，管好個村子不成問題。作為馬村的「操盤手」，她把一個村莊的管理，看做經營管理著一個更大的企業，調配著馬村的人力、物力，力求使它獲得更大的效益。
「但我忽略了一個村的基層單元和一個企業千差萬別，不能一概而論。」幾年下來，陳誠總結道。
她覺得自己算是文藝青年，還會寫詩，但在農村工作，文藝青年是個貶義詞，讓人覺得「不接地氣」，她不懂農業，不知道橘子什麼時候種，花什麼時候開，但農民在乎這個，再加之她常年在外打工，平日和村裡鄉鄰聯繫很弱，不少鄉親並不信服她。
這並非陳誠一個人面對的問題，她告訴深一度，和她同期入選的大學生村幹部，在其他村工作不到兩個月就被擠走了，「樣樣事都讓你做，但人都不認識，怎麼做事？」
陳誠學著先從外表和舉止上融入農村，「以前我穿得更漂亮，更潮，衣服顏色更亮，現在儘量穿得樸實，維持農村幹部的形象。」老書記侯躍提點她，下班後多繞著馬路遛彎兒，於是每天下了班，她看見村民就過去跟人家聊天，「讓他們覺得我跟他們是一路人。」
工作不到一月，陳誠的優勢就顯現出來，鎮上領導發現她能說會寫，還會用電腦，就把她借調到鎮上綜合治理辦公室，負責矛盾糾紛調解、信訪、政法宣傳。
與陳誠主動爭取當村黨支部書記不同，當年，侯躍是被推著當上了羊五村的村黨支部書記。高中畢業後，侯躍曾去北京做過幾年家政服務工作，1997年，在鄉鎮做生意的侯躍被推薦擔任村黨支部書記。
提起過去的工作，侯躍至今仍覺委屈。當上村黨支部書記第一天，侯躍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被丈夫「罵」了，「你不適合當支部書記，你是村領導，全村都是你管，安排完就好了，現在才回家」。
侯躍當村支書時28歲，一些村幹部不服氣，覺得她一個「黃毛丫頭」有什麼能耐，給她下馬威——該開會時，她不喊就沒人來；該決策時沒人提建議，都讓她先表態。
與陳誠相比，老支書侯躍做工作風格就細膩多了。和同事們相處，多以兄弟姐妹相稱，「她的話語權，就是靠嘮叨和善良去勸。」
但侯躍的局限性也正拘於此，採訪中，侯躍任村書記時讓羊五村錯過發展機遇的例子被不少人一再提起：羊五村是一個工業園區，相比馬村更有發展優勢。當年，她徵地拆遷工作推進太慢，導致修橋的項目一直落實不了，後被時任馬村書記爭取過來，才帶動了馬村城鎮一體化建設。
陳誠給村民們召開修路動員大會
溫柔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在村裡，陳誠出了名的手腕強硬，疫情後，長寧縣第一個復工復產的項目就在馬村。該項目徵地十多畝，徵地完成後閒置一兩年，村民們便在這塊地上種了莊稼，要求賠償損失才能開工。陳誠直接起草了告知書發下去，明確告知已完成賠付，搶栽、搶種不予賠償，之後在沒賠付的情況下按時開工。
2020年底，馬村最後一件大事就是修路。陳誠從鎮上要來入戶公路指標的消息，在村子裡傳開，不時有村民找到村公會，都想爭取把路修到自家門前。
但在村委會已經確定修路的馬村村民小組（以下簡稱馬村組），修路工作卻遲遲推動不了。11月21日，馬村組組長找陳誠反映，雖然村裡已一致通過了修路方案，但有村民認為自己住在路口或是在村裡無房，不願意接受攤派到每人頭上兩百塊的修路費。
組長家不在修路範圍內，也自願出了一千元，有積極的村民則願意補足個別村民不願出資的部分，只盼著路能儘快修起來。但陳誠不贊同這種做法，她認為村幹部的態度太軟了，該村組個別村民「佔便宜」的風氣長期存在，於是決定晚上召開村民大會「立規矩」。
開會前，她叫上馬村組的村幹部，先去現場勘察修路路線。從村工會到馬村組有一兩公裡，一路上都是3.5米寬的平整水泥路面，正準備著加寬到五米，到了後塘，路面突然收緊，變成坑坑窪窪的石子路，越往深處走路面越窄。最窄處只容一人勉強通過，一側是村民的鴨棚，一側是半米深的稻田。
其實從2013年以來，村民就一直希望著能修路，卻一次次錯過機會。此次，借著不遠處正在興建的養牛場，才有了難得的修路機會。
這個養牛場項目是馬村爭取來的，村裡很快便解決了用地問題。陳誠找來養牛場的負責人，告知他村中要修路的好消息，也希望爭取他的支持。該名負責人很爽快地就答應無償提供修路的土地和土方，但不願再支付平整路面的費用，陳誠堅持「不能增加村裡的負擔」，軟磨硬泡講了半個小時道理，最終說服了他。
晚上7點半，村民代表們陸續來到，一屋子坐了二十多人，大多是50歲以上的男性村民，最年長的已經70多歲，還有七個女人來代表「家裡」參加會議。
陳誠講了半個多小時的道理，講到有家在村口的村民不願意出錢，還聲稱「老組長出錢是應該的」，陳誠嗓門就提高了，一掌拍在桌子上：「說這話的人沒良心，不講公心。」
幾個村民爭執起來。其中一人舉手指責陳誠，「哪個說的（老組長出錢是應該的），你就說哪個。」還有個男村民說，「你拍桌子，誰受得了？」隨即起身離開。
接下來一個小時，村民們吵作一團，最激烈時四五個人同時說話，也有村民不理解，「難得的修路機會，每人只出兩百，怎麼能吵成這樣？」陳誠當場寫了一份會議方案，宣讀後讓村民代表舉手表決。最終，支持修路的意見佔了上風，村民表決同意新的收費方案。
年紀輕、輩分低，還是女性，陳誠早就摸索出工作經驗：一開場就得在氣勢上壓住，再把道理擺出來，工作才好推進。
馬村的文書羅永強目睹了陳誠拍桌子那一幕，他覺得陳誠處理問題有些急躁了。「當時大家沒哄鬧，應該一步步來，她就比較急，搶了一步。」羅永強說，「臉色放好看些，工作才好推動」。
這道理陳誠也懂，有時她也會利用女性的身份，適當地示弱。她告訴深一度，在農村，男幹部可以和村民一起喝酒打牌，更容易和他們打成一片，更方便開展工作。女性身份有時的確不便。為了儘量減少這種幹擾，陳誠把工作都定到辦公場合談。
三天後，挖掘機進村修路，再次遭遇村民阻攔。
多位村民告訴深一度，有村幹部顧全親戚的利益，為了繞開自家耕地，臨時改變村民一致通過的修路方案，要從一戶村民的農田正中間穿過。陳誠趕往現場處理，同時通知派出所協助處理。陳誠當場表態，按原方案執行，阻攔動工的村民這才同意放行。
陳誠向村民解釋政策
年輕女性參與基層治理
在長寧縣，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參與基層治理，其中不乏高學歷的大學生。長寧縣馬村和臨近的佛梨村的第一書記，都是畢業後返鄉就業的女大學生，被調派到村中掛職，職務在村書記之上。
佛梨村的第一書記是浙江大學植物保護學研究生畢業，在農村，她幫助村民解決果樹的病蟲害問題。還出鏡拍攝短片，宣傳佛梨村的梨花糖。視頻中，她從山林裡採摘梨子再切塊熬製，被同事戲稱為「佛來山李子柒」。
在農村調研多年，武漢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發現，村級治理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相比以前，現在女性參與基層治理的人數明顯增多。呂德文告訴深一度，以前基層的選舉競爭性比較強，鄉鎮黨委政府干預不多，依靠農村的家族勢力或是威望才能成為村幹部，這種選拔機制對女性不利，女性參與基層治理的空間不是很大。一般傳統的農村還是男主外女主內，女性拋頭露面比較少，除了婦女主任的崗位，女性當村裡主幹屬於少數。
十八大以後，組織部門包括基層的黨委政府比較重視村級治理，加強了對基層民主選舉的規範，選取村幹部時，更重視文化水平和能力，不會限制性別；又趕上村幹部更新換代，國家鼓勵農村青年、大學生返鄉，而青年一代傳統的性別觀念不強。這些因素疊加到一起，有利於女性參與基層治理，使女性參與基層治理的人數增多。
但是偶爾，身為母親的溫柔和愧疚還是會在工作間隙跑出來。
女兒出生一個多月，正趕上村級建制改革的關鍵時期，陳誠沒坐完月子就去上班了。丈夫是中學教師，平常上課忙；婆婆年紀大了，無力幫忙照看孩子。為了不耽誤工作，她就將孩子交給馬村的親戚照看，每月支付兩千元的酬勞。
工作日，陳誠每天早上把女兒帶到村裡，中午抽空去親戚家看一眼，下班後再接回縣城的家裡。有一次回家已是晚上十點，女兒拿著她的工作牌玩，陳誠突然就心酸得哭了，「寶寶的工齡十三個月了。」
在呂德文看來，女性村幹部的增加，其實是基於鄉村治理工作內容的改變。以前的鄉村治理需要做很多群眾工作，包括調解糾紛、搞計劃生育、收農業稅、徵地拆遷等，工作任務很繁重，那種在地方上有勢力、比較霸氣、威望高的人才能做村幹部。
而現在，我國城市化率已超過60%，很多農村人口已遷移到城市，農村社會變得比較簡單。村裡處理的更多是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新農保等比較標準化的事情，屬於政府事務，不用跟老百姓打交道就可以做這些事。隨著村幹部越來越專職化，更有利於女性參政，不會影響她的家庭功能。
但在陳誠看來，「家庭功能」的意義和投入感跟工作沒法比，這一年多來，她在家時間有限，忙得時候直接住在村裡，衣服多是丈夫幫她洗的。「一天到晚忙死了，不能還要求我回家去做一個賢妻良母，整天圍著鍋瓢碗鏟。」陳誠說。
前不久，她跟丈夫打電話吵了幾句，被同事知道了。同事們認為她個性太強，私下勸她，「在工作中是女強人，在家要當小女人。」但陳誠不認可這一套。努力賺錢，把錢花在家人身上，用心經營家庭，跟「大女人」還是「小女人」沒關係。「我又不需要男人養，愛情當中，自愛、自立遠勝於其他東西。」陳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