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默片，《水澆園丁》中那種質樸的逗趣和卓別林電影中極富喜劇衝突的視覺效果常常令我們驚嘆於默片常駐的藝術魅力。1927年，美國華納公司已經拍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王》。
《爵士歌王》
然而，當彼岸的美國正在醞釀好萊塢全盛時期到來/宣告默片時代即將結束之際，先鋒電影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席捲著歐洲大陸（當然，美歐大陸這種藝術表達上的分化一直延續至今）。
一種國際化的創作潮流應運而生，橫跨了歐洲各國國界——將德國表現主義（場面調度）、法國印象主義（攝影機運動）、蘇聯蒙太奇（鏡頭組接）雜糅在一部影片中。這當然是「藝術電影運動的式微」、「美國在一戰中奪取了絕對市場份額」語境下的有意創舉，同時，也是一種藝術上的自覺。
這種技巧的拼貼在一部由丹麥導演卡爾·德萊葉導演的作品《聖女貞德受難記》中體現出最為獨特的美學風格，達到了無聲電影時期的巔峰。
《聖女貞德受難記》
影片的美工師是憑《卡裡加利博士的小屋》（德國表現主義的代表作）名揚天下的赫曼·沃姆，攝影師是法國人魯道夫·馬戴。
《卡裡加利博士的小屋》
貞德在歷史上確有其人。
影片的劇本直接採用了歷史文件中有關法官在審訊貞德時的真實對話記錄（為了強化戲劇效果，做了一定的刪減和壓縮）。且影片中的貞德也絕非始終氣勢凜然，她也流露過膽怯和自我懷疑，也因面臨刑罰而嚇到昏厥，也曾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在審判書上簽字。
《聖女貞德受難記》 貞德
德萊葉堅持著他現實主義的做派，拒絕面部化妝，拒絕假髮、拒絕華麗飾服。
貞德在片中真實被剃掉的頭髮
貞德的扮演者瑪利亞·法奧康涅蒂貢獻了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精彩熒幕演出，她面對痛苦時展示的無邊煎熬自成體系——這是她在片場忍受跪地的劇痛，一遍又一遍詮釋出的悲從中來的克制神情。
《聖女貞德受難記》 貞德
這樣的貞德，是真實立體的，在那倔強抬起的臉龐上散發出聖人般純潔而堅毅的人物弧光（面部迎光的多義性解讀空間）。
德萊葉甚至在赫曼·沃姆的幫助下搭建了當時歐洲最大最奢侈的微縮城堡布景（現哥本哈根的丹麥電影博物館還有這座場景的模型），儘管影片中少量的呈現讓人懷疑是否有這個必要。
影片同時注重單一鏡頭的場面調度，在縱深的鏡頭中將符號並置，以適應人物心理和精神的視覺表現。
巴贊把此片比作「仿佛是由頭像組成的奇妙壁畫」，「是面部的紀錄片」。全片都以特寫和細微的臉部變化來呈現，在灰白的底色中傳達一種人性異化的虛無感。
影片最精彩同時也是最大篇幅的段落是貞德與主教的唇槍舌戰，表現了目不識丁的民族女英雄在面臨文字獄時發自內心的虔誠與釋然。
「你確定會獲救嗎」
「是的」
「那你的意思是你在贖罪？」
「如果我是，請求上帝繼續寬恕我。如果我不是，求上帝把它賜給我。」
貞德的臉總是朝上望著主教和法官（沉默的受訓姿態），而這些劊子手們總是臉朝下面對著他（運動中的咄咄逼人），動/靜、俯/仰之間的視覺美學，展示了「人與人之間的意志衝突」（霍華德·勞遜語）。
《聖女貞德受難記》 主教們
攝影機正面對著貞德，清晰可見地傾聽著她身體的凋敝、靈魂的重生。這難道不是鏡中的「自我」？一場審判，是對原就聖潔的心靈的再次洗滌，是德萊葉恰如其分利用「庫裡肖夫效應」而實現的情感共震。
這樣正對攝像機、有意無意忽略正反打帶來情節上順連的表演與絮語，在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大量出現；
《秋刀魚之味》 小津安二郎
特寫臉部的手法在2018年臺灣紀錄片《你的臉》中被當做主要技法，不能不說是一種對電影序曲的暢揚。
《你的臉》
在刑訊室的那個段落，各種刑具的鏡頭和貞德絕望的臉部特寫接連快速出現，同時筆從她手中掉落，增加我們對她整個狀態中多形體元素的了解（克拉考爾語）；
刑場的那個段落，將貞德在火刑臺上的鏡頭與哺乳的母親、荷槍的士兵、擁擠而悲憤的僧俗群眾等鏡頭交叉剪輯。這兩個段落，都配合以節奏對位的肅穆交響樂，剪輯成一首銀幕上悲壯的視覺交響樂。
這種「雜耍蒙太奇」在影片中起到了巨大的心理補償作用，精準地刺激了觀眾的感官和心理。1925年愛森斯坦《戰艦波將金號》中「敖德薩階梯」的經典段落，就是如此作為思想和情感的隱喻而獲得巨大成功的。
《戰艦波將金號》
影片看似手法單一，但在風格統一的宗教色彩中蘊含著許多頗具意味的細節設計。那個質問貞德「上帝頭上有光環嗎」的主教地中海到剛剛好頭上剩下一圈；
當有人為貞德辯解的時候 她的臉不再接受審視般地仰起，而是平視；
特寫鏡頭中她的表情經歷了「茫然--恐懼--絕望--釋然」的階段...
影片中，主教們曾就貞德的男裝而向她發難，事實上這不僅貼合真實歷史，同時也是一個超前亙古的議題：女人男裝/女人強大如男人是否觸及了當權者的敏感神經？男權下的女性是否無力反抗？這些偽善的家長形象又何嘗不是任何時代都該警惕的對象？信仰是否不值一提？
當聲音以勢不可擋地姿態進入電影，先前的電影技法都要重新來過。如果說《聖女貞德受難記》有何遺憾，那大抵就是公認的——時不時出現的字幕卡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影片的節奏和氣氛。
但這項「硬傷」並非導演有意為之，而是在眾多反對者抗議應用聲音這項新技術壓力下的無奈之舉。它最終為默片時代的結束劃上了完美的句號，同時以它的犧牲精神為聲音的到來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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