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魅力—電影《悲慘世界》
十九世紀的巴黎，貧苦的冉·阿讓為了挨餓的孩子去偷麵包，結果被法官判處5年的苦役。出獄後，走投無路的冉·阿讓被好心的米裡哀主教收留過夜，卻偷走了主教的銀器潛逃，後被警察捉回。主教聲稱銀器是送給他的，使冉·阿讓免於被捕。
主教的言行感化了冉阿讓，他化名馬德蘭，從此洗心革面奮發向上，十年後成為成功的商人並當上市長。這時，以前緝拿過他的警長沙威出現，一心要找他的麻煩。在此期間，冉·阿讓得知了妓女芳汀的悲慘遭遇，並承諾照顧她的私生女珂賽特。
八年過去了，平靜的生活再起波瀾——成年後的珂賽特愛上了共和派青年馬呂斯，轟轟烈烈的巴黎人民起義爆發了，無賴德納迪埃和冉阿讓又狹路相逢，而多年來從未放棄追捕冉·阿讓的警長沙威又出現在冉阿讓的面前。
《悲慘世界》自誕生以來，被搬上銀幕或螢屏數十次，每隔幾年就會產生一部《悲慘世界》的影視版本，而倫敦西區的《悲慘世界》音樂劇，從1985年開始，已上演了34年，一周8場，這是其他任何一部名著無法比擬的。
雨果當年寫這部小說的主旨很明確，要為當時社會底層受苦受難，受凌辱受欺負，受迫害受壓迫的窮人鳴不平。
他在序言中說，「在文明鼎盛時期，只要還存在社會壓迫，只要依仗法律和習俗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給人類的神聖命運製造苦難，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沉淪、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贏弱，還得不到解決，只要在一些地區還可能產生社會壓制，換言之，也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只要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麼這個作品就不會是無用的。」
雨果雖然對自己的作品很自信，但饒是如此，他也想不到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居然還每天上演《悲慘世界》，依然感動著每一個人。
這與其說是三種悲慘的人物打動了觀眾，不如說是雨果的浪漫主義精神使之超越時代。
雨果的浪漫主義是一種直面現實的理想主義，和美化現實的浪漫主義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守護，而後者是一種自欺欺人。
所以儘管雨果之後有卡夫卡、加繆等現代主義作家，比雨果更有對現實入木三分的批判和反思，但與此同時失去的是一個飽滿的、有激情的世界。
當我們對現實看得越來越透徹，或當我們對現實利益把握得越來越精準的時候，最該提防的就是精神世界的乾涸和逼仄。
如果說貪婪自私是人的人性，那麼對精神高度的追求也是人性，雖然這在現實生活中常顯脆弱，而且一不留神就會失落，這就更需要像《悲慘世界》這樣的藝術作品時時照耀。
理想主義是對現實的不妥協，《悲慘世界》的一條主線是主人公冉·阿讓擺脫了仇恨，同時在照顧珂賽特成人時又學會了愛。
現實很殘酷，不斷的要把人拖進泥潭，變成動物甚至鬼，特別是在悲慘世界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物質的貧困讓人無法忍受，不公的法律更是雪上加霜。
冉·阿讓原是個誠實的工人，一直幫助窮困的姐姐撫養7個孩子，有一年冬天他失業了，為了不讓孩子餓死，他只得去偷一塊麵包，因此被判5年徒刑，在服刑期間因不堪忍受獄中之苦逃獄，但沒有成功，刑期從5年加到19年。
假釋出獄後，他得到的是張特殊的身份證，苦役犯的罪名永遠地附在冉·阿讓的身上。
他給別人打工只有一半的工資，連住宿的地方都沒有，冉·阿讓心裡充滿了仇恨，一塊麵包差點毀掉他的一生。
幸好他碰到善良正直的米裡哀主教，他好心收留冉·阿讓，讓他在自己家裡過夜。
但冉·阿讓恩將仇報，半夜裡偷了主教的銀勺子，並打傷了米裡哀主教，潛逃途中被警察抓住。
米裡哀主教出人意料地聲稱銀勺子不是冉·阿讓偷的，是他自己送給冉·阿讓的，而且還怪冉·阿讓沒把銀燭臺也帶上。
冉·阿讓心裡多年結成的冰終於被米裡哀主教融化了。
電影中米裡哀主教出場時間很短，但小說中有具體的敘述，這個人物至關重要，代表了雨果自己的理想，「當一個人內心黑暗時便會犯罪，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有罪的是製造黑暗的人」。
所以《悲慘世界》通過沉淪的男子、墮落的婦女和贏弱的兒童，這三種人讓法國社會招認自己的罪惡，也說明了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同時雨果在《九三年》中提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這裡的人道主義是指無私的幫助。
冉·阿讓是雨果塑造的人道主義人物，他把無私的幫助給了冉·阿讓，不僅免去了冉·阿讓牢獄之災，不僅給他物質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讓他學會了擺脫仇恨，這是革命所不能達到的。
革命是利益階層的調整，而人道主義突破了階級和善惡的界限，它是社會的粘合劑，這應該也是雨果努力解決社會壓迫的一個方案吧。
冉·阿讓最應該恨的人是沙威。
沙威是個執迷於某一信念的人。
他認為：官吏不會搞錯，法官從不犯錯誤，而犯過罪的人不可救藥，從此不會做出什麼好事來。
他的腦筋只用於如何盡忠守職而不會去思考他執行的法律條文是不是合理？
雨果認為沙威對自己的信條「做的過分，就變得近乎惡劣了」。
他對冉·阿讓窮追不捨，就因為冉·阿讓沒有遵守假釋規定，他從來不反思假釋規定對人的侮辱；他對芳汀沒有絲毫的同情心，就因為她是個妓女，從來不思考是什麼原因讓她淪落為妓女。
沙威毀了芳汀和冉·阿讓的後半生，但當冉·阿讓有機會報復沙威的時候，他卻把沙威放走了，就像米裡哀主教當年寬恕他一樣。
冉·阿讓明白沙威的惡在於忠於職守，就像米裡哀主教明白冉·阿讓犯罪在於製造犯罪的制度。
這讓米裡哀主教和冉·阿讓的人格有不同常人的光芒。
這也是雨果所倡導的，人道主義不是做好好先生，人道主義是不被現象迷惑，看到本質，沒有這樣的思維和度量就會造成大量的平庸之惡。
比如芳汀被開除，是被和她同命運同階層的人趕走的，平庸的惡常造成底層的互害，冉·阿讓和沙威其實也是同一階層的。
底層的互害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革命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就像革命青年在街頭為普通百姓奮鬥，而好多普通百姓明哲保身，戰敗後馬呂斯不禁要問，「我們的犧牲是為了什麼？」
像冉·阿讓和馬呂斯這樣的一個群體是社會的少數，他們抵禦著黑暗的侵蝕，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然脆弱，但正因為有這樣一群不為眼前利益考慮，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悲慘世界才有變好的可能。
從這個角度講，冉·阿讓這類人是比聲名顯赫的英雄更偉大的無名英雄。
復旦大學戴從容教授在論述經典時有一段話，「有的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為它揭示了前人未曾看到的東西，打開了人類的視野，這就好像同一座花園一無所知者看到東西，與一個熟悉草木魚蟲或者建築布局的人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視野越得到拓展，對生命的洞察也就越豐富，認識也就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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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但也看到了革命殘酷的一面；雨果體驗到了人性的惡，但對善的存在他依然相信。
從《悲慘世界》我們可以發現，雨果認為人道主義不僅是個人的自我救贖之路，也是社會擺脫悲慘命運的唯一途徑。
有讀者認為，冉·阿讓的後半生都被珂賽特連累的，假如他光顧自己，他的命運不僅不會坎坷，反而過著體面的富裕生活。
可對冉·阿讓來說，他雖不想後半生過得如此動蕩不安，但珂賽特讓他學會了愛，如果說寬恕沙威讓他擺脫仇恨，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那麼愛，讓他的生命變得充盈而柔軟。
在雨果看來這才是生命應有的價值，悲慘世界也才會得到拯救。
這也是這部名著經久不息的原因吧，雨果筆下的悲慘世界雖已不再，但他所批判的不公依然存在，甚至又越來越嚴重。
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桑德爾，寫了一本書《金錢不能買什麼》，「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是錢買不到的，只是時至今日，這樣的東西沒多少了」，「當錢可以買到幾乎一切時，那些沒錢人的日子就會變得愈發難過」。
當市場越界闖入了道德法則，「錢的思維」佔據人們的大腦，這世界的不公、壓迫等問題又愈演愈烈了。
桑德爾對這趨勢很著急，但也很無力，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經濟的發展像革命一樣，不但不能從根本上拯救這個世界，有時反而成為禍端。
也再次證明經典真的是有價值的經驗的結晶，雨果提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依然是有效的。
是的，只有大愛才能自我救贖，才能拯救世界。
而這又是如此艱難。
突然發現，經典也是一個悖論的存在，我們認識到它的價值，受著它的感動，卻無法去實現它。
但無論如何，那一縷理想主義的光芒總是人類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