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教育》講述一樁轟動美國的校園侵佔公款事件:在長島上已攀升至全美第四名的名校羅斯林高中,學區總監法蘭克‧塔森與業務經理潘姆·葛拉肯一共侵佔了1100萬美金,成為截至當時涉案金額最高的校園盜竊案。
行事謹慎的法蘭克萬萬沒想到先是因為潘姆的兒子粗心,用學校卡刷了裝潢自己家的建材,讓潘姆因此丟了工作。
而後又因為他鼓勵的學生,透過校刊,讓本來只是用來吹捧學校積極推動之「天空步道」建案的小文章,意外發展成揭露侵佔公款罪行的駭人報導。
這是劇作家科瑞‧芬利轉戰導演的第二部作品。
相較於前作《良種動物》,《壞教育》顯得少了點個性,卻多了份講究。
封閉在有限舞臺的《良種動物》適合導演進行形式的嘗試,但是視野寬廣的《壞教育》則以更為精緻的手法,來講述這個轟動的社會事件,並以圍繞教育的議題來作為這個論述教育的新切入點。
校園或課堂當然是教育電影的必備元素,不過也因此很難區分到底校園電影跟教育電影誰的範疇比較大。
比如說校園電影當然也包括了以校園為背景的青春愛情片,或者校園霸凌片,或者所謂偶像劇電影,著眼於主要人物都是年輕演員;或者著眼於人物在影片中將經歷的某種心靈蛻變;
相對地,教育電影也可能出現在成人之間而脫離校園,並且有時候也以家庭為主要舞臺。
就像《良種動物》也可以算是某種變奏的教育電影:兩位女生彼此教育對方,而場景就在家中。
《壞教育》因為把故事放在行政人員上,因此教室幾乎是缺席的;不過這些行政人員的工作仍在打造校園,當然校園是重要的舞臺。
為了製造戲劇性,尋常的校園經常需要被賦予或挖掘出這種戲劇性衝突,有時候即使是紀錄片也不免俗地要尋找這種戲劇性。
比如是枝裕和早期的紀錄片《另一種教育》,影片聚焦在嘗試完全小學的伊那小學一個班級,一頭原本只用來飼養一個學年的小牛,因為孩子們的熱情與細心照料,最終是延長到三年,直到孩子們即將升上六年級,以課業太重無暇照顧小牛為由,全班同學決定歸還小牛......
這也成為影片最大的衝突:老師質問孩子們小牛對他們的意義。
然而,教育電影儘管不是大眾類型,卻仍持續有作品產出,且不乏名作,這是因為教育電影更多是雙向性的教育,事實上,更常是下對上,或者師長輩自己的成長過程,亦即影片實際上是用來教育教育者的。
比如在《放牛班的春天》中,老師面對一群幾乎是被放棄的放牛班孩童,他首先要教育自己不以偏見、不以傳統的教學模式,學到如何去發現孩子們各自的特殊性。
於是,教育電影也就常將某件待完成與被完成的任務來當作教育是否成功的指標,就像這位老師最終教學生們完成了一次傑出的合唱表演。
不過,教育電影往往被誤會是要給被教育者看的,也就是經常被用在各種課堂上當作輔助教材。
這也是為何臺灣電視劇《養子不教誰之過》對於中學生來說,是詹姆斯‧狄恩那不羈的形象更具啟發;而非對於影片所述之悲劇的反思。
於是有些幾乎是教育者之間的親密對話,是無法被學生觀眾給把握到的,就像金棕櫚得主《我和我的小鬼們》中鮮明的孩子群像,對應到不同的拍攝技巧與呈現風格,完全是導演藉此來與有教育背景的觀眾進行溝通用的。
實際上,多變的風格也配合了孩子本身呈現出來的各種風貌,就像紀錄片經典《我是一個黑人》中採取的形式策略——影片形式精準到讓人無法相信這是一部紀錄片。
《壞教育》難得從行政人員而非教職人員作為主角,因此直到影片最後都沒看到教育者明顯「被教育」的跡象——即使有法蘭克為凱爾真心付出,但他對於另一位長期共同生活了33年伴侶保持了長久的忠誠,似乎並非因為這一系列的事件而學會什麼。
並且,衝突更多來自他與學校之間,或說,來自他的行為與公正之間,因此,來自課堂,甚至來自學生的戲劇性衝突也是缺乏,即使有也是被壓抑的。
這意味著,編導得從別的路徑賦予影片戲劇性;哪怕這是一個有真實事件為依據的改編作品。
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導原貌如何,對於影片的觀眾來說也不重要了。
如果有它的重要性,可能更多來自本片創作的語境,是否恰需要人們重新思考教育制度與它派生出來的問題;
或者,影片有沒有可能形成話題性而重新喚起人們對這類議題的關切。
比如說,引導觀眾思考圍繞著學校能有多少面向構成這力學場域:校方有行政部門掌管軟硬體與教學方向、老師的教學實踐、學生的學習與回饋,尚有董事會乃至主管部門對於經費流動的控管,再遠一些則有學校整體形象與公眾認知印象等等抽象性元素。
這種力學也不僅適用於校園。
但是為了配合故事主軸中,校刊社的瑞秋逐步發現並揭露校園弊案的過程,編導在敘事的策略上也費了一點心思,尤其是將法蘭克的同性戀性向做出延宕的處理。
這是影片敘事的亮點,對觀眾來說產生的驚訝效果,不亞於劇中人發現潘姆而後是法蘭克竊盜時的不可思議。
誠然,潘姆為了家人竊盜,合乎人情;法蘭克為打理自己的衣著而盜竊則讓人難以原諒。
但這畢竟是編導試圖從人性的角度思考犯罪的動機,並且,法蘭克與凱爾的戀情或許說明他完成了自己的情感教育,而這可能也是本片的良善面向之一。
但是為了讓法蘭克被延後帶來更大的驚奇,休傑克曼是十分有效的選角:建立起更有說服力的人格魅力。與真實生活中的法蘭克‧塔森相同的當然是那梳理整齊的頭髮、筆挺整潔的西裝,片中的法蘭克無時無刻掛在臉上的笑容,在行為舉止上刻意不讓人聯想同性戀,
甚至他似乎一直在銀幕上都是更為陽剛的形象(就不說他扮演的X戰警或羅根了),都讓人直接從他的風採得到某種安心。
他對讀書會的貴婦們的魅力,他超人的記性,乃至凱爾和忠誠伴侶湯姆。
法蘭克的魅力是以豐富的層次慢慢展現出來,讓他神不知鬼不覺的犯罪行為得到妥善的掩飾。
就像直到他最後的幻想中,學校總算得到全國第一而他也與有榮焉那樣,他的私慾與教學成就仍無法區分開來。而這也正是影片藉由人物與事件帶出來的矛盾。
結合起影片開始時,學校慶祝成為全國第四名的學校,以及片末法蘭克幻想自己上臺接受第一名的表揚來看,確實讓人沉思。
他們確實以不法的方式牟利,但與此同時,他們似乎也真對學校帶來大貢獻。就像潘姆罪行被揭發、學校要求她主動離職時,她向家人哭喊著「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事業沒了!」
透過這部片亦將學校行政人員的任務與使命揭示出來。
而要不是法蘭克對瑞秋的鼓勵,也不會有後續報導讓他的職業葬送,並且他對凱爾的記憶讓凱爾吃驚,也讓畢業後不順遂的凱爾萌生改變的決心,這都讓人思考正義在遭遇教育或理念時,是否只有一套標準。
只是貫穿整個故事的瑞秋,讓一切走向必然性。
她的印度裔、她父親因為工程弊案替同事頂罪,法蘭克對她的鼓勵是否出於對弱勢族群的關懷?
亦即,人們合理懷疑,瑞秋是否成為學校中弱勢族群而相對來說,一些教學資源不見得公平分配。
於是為同甘共苦的夥伴頂罪的父親是一回事,在學校中不見得受到平等待遇的瑞秋是否放棄報導又是另一回事。
教育的角力進入到一種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衝突:法蘭克等人相信為學生爭取到天空步道可望提升學校名氣,基本罔顧根本不需要天空步道的學生需求,而這還是在學生全然不知一座表面功夫竟要花去750萬的高昂預算。
並且與此同時,有些校舍老舊,天花板漏水甚至破舊無法使用而關閉;
但在行政人員乃至董事會成員眼裡看來,這些表面帶來更高的宣傳價值,並且有助於爭取更多、更好的資源來加強學校的教學品質。
學校排名更前勢必帶動學區房的身價繼而也讓董事們賺得更多,連帶也吸引更優質的學生乃至家庭的群聚。
這種現象古今中外皆然,所謂學區房不正仍是眼前生活在城市裡,汲汲於改善生活,尤其是改善下一代生活的工薪階級上班族心中的苦?
也許正是教育周圍的事,更能讓人看清教育的某些本質。
然而,在大多數的時候,人們即使有足夠清明的目光,看穿這樣的權力機制,多數時候也會選擇沉默,特別是既得利益者,就像羅斯林的這些董事們。
這也是人之常情,當你作為一位名校的學生家長,得知行政人員盜竊學校經費,而曝光可能影響學校聲譽的情況下,你會怎麼做?
影片直到最後仍讓人感覺編導對法蘭克與潘姆行為不置可否,也許這也是對於如此難解之大哉問最好的解答。
年輕的芬利也許沒能在《壞教育》中給出風格化的形式,但他懂得把握這個題材可能擴散出去的問題意識,不但沒有流於煽情,還保留給觀眾沉思的空間之外;
在處理敘事的節奏(基於他沒有參與編劇,不該居敘事策略的功勞;但節奏的掌握仍是取決於導演)、道具的系統化、構圖的精巧,都表現十分出色、值得細品,絲毫沒有因為與HBO的合作而限制了影片的規模。
羅斯林的事件儘管已足以發人省思,但是芬利的導演功力,則無疑已為他鋪好了一條商業大導的紅毯。
綜合看來,這大概就是本片的特別之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