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馬滹沱》中最具視覺衝擊力的畫面，莫過於騎兵的衝鋒砍殺與戰車列陣向前，而這兩大場景大概也是大家對於中國古代戰爭場景最為深刻的印象。無論是影視劇，還是實景演藝，都少不了鐵甲列陣、萬騎雲屯的名場面。雖說中國很早就邁入了農耕文明的門檻，但是對於馬匹及相關武備的應用歷史，同樣源遠流長。值此飛馬演繹中心冬季閉館之際，讓我們來沿著《飛馬滹沱》展現給我們的歷史脈絡，探尋古今中外那些戰爭「名場面」中的騎馬與砍殺。
據考古發現，古代中國在戰爭中的馬匹應用可以追溯至商朝。孔子有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講的是殷商以人俑殉葬的習俗。而在殷墟的發掘中，同樣出土了殉葬馬坑、一人一馬的騎士坑和配屬戰車的車馬坑。可見早在3000年前，中國人就已經開始將馬匹廣泛應用於戰爭。
不過由於馬匹騎乘技術和裝備的不成熟，商周時代馬匹的應用形式還是以戰車為主，獨立騎兵尚未得到大規模應用。《史記·周本紀》中對「武王伐紂」的場面就有這樣的描述：「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這裡的戎車就是戰車的意思。而乘（sheng）是戰車的計量單位。這個乘指一輛車四匹馬，按照周制，一輛戰車要配屬車上甲士三人，一人駕車，一人持戈，一人持弓，車下步卒72人，外加25個後勤人員，共計一百人。
擁有戰車數量的多寡是當時綜合國力的體現。一則是一輛戰車背後需要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無論是訓練士族還是飼養馬匹，都是靡費巨大的國家財政開銷。同時，戰車與武備的製造在當時也算是各種「先進技術」綜合集成的產物，涉及金屬冶煉、金屬鑄造、金屬加工、木作工藝、機械設計等多個門類。春秋戰國時代的「大國工匠」甚至搞出了標準化工藝，使得武器裝備的零配件可以達到一定程度上互換通用的加工精度。
按西周時代的軍制，周天子的軍隊由東西兩部分構成，即戍守鎬京附近的西六師和拱衛洛邑的東八師，西六師每師約六千人，而東八師每師約一萬兩千人，合在一起有近十五萬之眾，換算成戰車近1500乘，在當時人口還比較少的中原大地上，這是一支相當恐怖的軍事力量。加上封建制度下各諸侯國擁有的軍力，所謂「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名副其實。
西周的軍事體制一直延續到春秋時代。在禮崩樂壞的春秋爭霸時期，諸侯國間的戰爭日益頻繁，戰車自然也成了衡量國力、決定乾坤的國家軍事力量基石。不過春秋時代的戰爭仍然遵循著周禮的基本規則，戰爭烈度也不高，所以諸侯國之間的車戰依然承襲著西周的戰術思想。
由馬匹牽引的戰車並不像今天的坦克，並沒有特別好的戰場環境通過性，車戰一般需要在開闊的平原展開，並且戰車和步卒通常也是以排列戰陣的方式集群推進，與影視劇中那種萬人大混戰的「群架」場面有本質的區別。由於戰場環境混亂和原始的通信指揮，軍陣的行進和衝鋒速度並不快，需要隔一段時間停下來整理陣型。而車戰的方式就更加複雜，車上三名甲士分處左中右三個位置，居中者負責駕車，左甲士持弓箭負責遠程攻擊，右甲士持長兵刃負責近距離刺砍，戰車時，需要將己方右舷對準敵方右舷，以「接輿近戰」的方式展開，很像大航海時代的風帆戰列艦。這種戰法需要三人配合密切，既需要高超的駕駛技術，又對甲士的作戰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為了增強戰車的生存能力，乘車甲士通常都會披掛重甲，這對甲士的體力和耐力又是一重考驗。
正因這種戰術體制高度複雜，組織戰爭的成本十分高昂，過多的損失對於只有百十乘戰車的小國而言是難以承受的災難。《孫子兵法》中就有對戰爭成本的翔實描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裡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頻繁的戰爭使得春秋時代出現了大量失地的小國諸侯，孔子著《春秋》時，本著周禮的精神強烈批判了這種兼併戰爭。但隨著中原的烽煙四起，爭霸戰爭與地緣衝突愈演愈烈，各諸侯國不僅面臨著爭霸戰爭和四夷交侵的地緣壓力，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進步也讓西周時代的生產關係和國家上層建築越發難以適應。
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組織更加高效更加強大的武裝力量呢？又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靈活的戰爭模式，實現富國強兵的戰略意圖呢？各國諸侯凝視著眼前威儀的戰車，望向千乘之家背後的井田阡陌。一場場載入史冊的變法運動接踵而至，上至貴族武夫，下至農耕庶民，所有人的命運都將被逐一改寫，而戰爭之中，人與馬的關係也將為之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