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it 蘆葦，被稱為中國「第一編劇」，曾創作電影《霸王別姬》、《活著》。
蘆葦被稱為「第一編劇」，但在目前叫嚷著劇本荒的中國影壇，他卻面臨著有價無市的窘境。
白日夢
「我給你念一場戲吧」，蘆葦先生站起身，走進裡屋取出一本10釐米厚的劇本。他身高一米八二，在狹小的客廳裡，轉騰挪移都顯得小心翼翼。房屋的主人顯然不是整理愛好者：一摞摞碟片和書堆在地上，最新的《大眾電影》雜誌倒扣在沙發櫃邊。窗簾緊閉，仿佛蘆葦隨時準備看一場電影。
與蘆葦見面的第七個小時，他準備讀一段《歲月如織》—一部2009年就已完成初稿卻至今無人投拍的劇本。「比《霸王別姬》要好」，他說。打開劇本，「第一場戲，我們看到字幕『1948年，陝西渭北』。一、土原，渭北高原壯闊、雄渾、溝壑縱橫，農人們吹吹打打抬著花轎、嫁妝走了過來……」
《歲月如織》改編自一部紀實文學作品，試圖重現一位陝西關中農婦50年的人生，她歷經戰亂、土改、「文革」直到改革開放過上了新生活。寂靜的夜裡，蘆葦聲音渾厚，發音清楚。他穿得也像農人一樣簡樸，布衣布褲，黑色圓口老頭鞋。那天西安下了一天的雨，他鞋上滿是泥水點子。
劇本太長，有幾次他不得不停下來歇口氣，喝乾玻璃杯裡的紅茶，接著再翻開一頁頁劇本，讀了將近一個小時。好友王天兵曾將他的藝術特點總結為「以小人物反映大歷史」，小人物的命運被波詭雲譎的大歷史裹挾，每次人生選擇都暗合了時代的脈搏。《歲月如織》也是一樣，它要求創作者有嚴肅的創作態度，也需要一個能為嚴肅買單的市場。
「咱們倆也怪，」讀得累了，蘆葦合上劇本，「咱們在這兒做著白日夢，在這兒讀這個劇本，做好電影的夢，實際上跟這個環境是很不協調的。」他寫過好電影，1993年與陳凱歌合作《霸王別姬》，1994年與張藝謀合作《活著》，「那是中國電影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20年了。
自1990年代的輝煌之後，最近10年他只有一個劇本被搬上銀幕，是王全安導演的《圖雅的婚事》。蘆葦被稱為「第一編劇」，所寫的作品曾遍攬歐洲電影節大獎，但在目前叫嚷著劇本荒的中國影壇，他卻面臨著有價無市的窘境。在他手上，未拍攝的劇本還有十幾個。
蘆葦擅長正劇、悲劇和傳奇劇，偏好史詩類型的故事。進入21世紀，他仍一年寫一部戲，卻很少被投拍，應邀寫的《赤壁》和《白鹿原》甚至沒能被導演選用。
讀完《歲月如織》，他讚嘆，「那精彩的程度啊，你喘不過氣來。」他對劇本的質量有自信，卻對其未來並不樂觀。下午早些時候，他對記者感慨《歲月如織》無人問津，「《小時代》流行的時代，還有誰對一個農民的故事感興趣？」
西安電影製片廠家屬院靠近大雁塔，蘆葦在這裡住了20多年。他說父母尚在西安，自己不願去北京。20年前這裡還是遠郊，大雁塔佔據著天際的制高點，如今已是高樓環伺中的低洼。當初的鄰居何平、張藝謀都搬離了西影廠紅磚牆、水管裸露的樓房。
《歲月如織》是蘆葦應西影廠原廠長吳天明的邀請寫的。劇本只給幾個朋友看過，吳天明激賞他藉由農民寫民族史的能力，北影廠的人卻持觀望態度，「他們懷疑這個要賠錢，根本掙不到錢。」王天兵在提到蘆葦劇本的境遇時說，蘆葦和時代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很多製片人覺得他寫的人物「過時了」。
蘆葦2013年完成劇本終稿，但他沒有等來吳天明導演的開機。2014年3月4日，吳天明因病去世。
在批評中存在
在吳天明導演的葬禮上，蘆葦重逢了第五代最有聲望的一批導演，張藝謀、陳凱歌、何平、周曉文、黃建新等等。這次見面十分沉痛，吳天明被看做扶植第五代導演的「教父」，他的離世是一個時代的落幕。但同時，見面也有些尷尬，蘆葦與第五代導演漸行漸遠已10餘年。
眾人發表了悼詞後匆匆離去，沒有「再聚首」式的熱絡。蘆葦還記得，那是他在七八年裡第一次見陳凱歌，「我們都老了。」
1993年，《霸王別姬》獲得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獎，陳凱歌回國後，給蘆葦報喜。二人信心滿滿，覺得開創了中國電影的新時代。「但我太天真了，我過高地估計了我們自身的素質和審查制度的嚴酷。」蘆葦現在回憶。
《霸王別姬》涉及「文革」，上映遇到審查困難，相關領導已經準備寫檢查，片方通過關係給鄧小平看了一場。「鄧小平看了之後說這沒什麼，可以放，改一改，放。」宣傳口打了折扣，不許宣傳，不許評獎，不許參加中國電影節。
《霸王別姬》是目前唯一獲得金棕櫚獎的中國製片
「程蝶衣」這個角色陳凱歌本屬意尊龍，蘆葦則看好張國榮。主創5人投票，4人投給了張國榮，他最終出演
此後蘆葦與張藝謀合作的《活著》還不如他的上部作品幸運，電影拿了1994年的坎城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後，在國內放了一場即被禁。那一場放到一半，就有人給電影局打電話，說要讓這個電影通過，中國一切的反動電影都可以通過。
儘管創作劇本的時候，經歷過「文革」的蘆葦、張藝謀已經完全迴避餘華原著裡關於飢餓的內容，電影仍沒有逃過被禁的命運。這是張藝謀唯一一部被禁的電影。
嚴苛的審查讓導演對自己的誠意產生了懷疑，而劇組上百號人的努力、投資人的金錢都付諸東流，又給了創作者沉重的負擔。蘆葦就曾因為《活著》不能在大陸上映而去給投資人道歉。
「我以為我們中國電影終於起步了，誰知道那就是我們的終點。」蘆葦說。從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電影幾乎全部轉向商業化。
他也察覺到老友們名利雙收之後一絲微妙的變化。陳凱歌找蘆葦寫《風月》，派豪華凱迪拉克接他，女司機戴著雪白的手套。而為《風月》做前期調查的時候，蘆葦認為這個故事所講述的「拆白黨」根本不存在，他拒絕了這部電影和投資方開出的40萬高價稿酬。參加《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劇本研討會，他認為張藝謀考慮更多的是資源而不是劇本，「一個周潤發，一個鞏俐，一個周杰倫，一個我張藝謀，組合起來就是兩億票房。」他相信，但接不上話。
至此，蘆葦和第五代最有代表性的兩位導演的合作暫時中止，以後的嘗試都有些不合時宜。2003年，陳凱歌找他寫《杜月笙》，因涉及黑幫被電影局拒絕立項。2007年，蘆葦曾給張藝謀寫信希望他拍《白鹿原》，後者因為要執導2008年的奧運會而婉拒。
本文系節選，首發於《人物》2014年11月號，原標題為《時代駛過 蘆葦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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