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個日夜、67篇日記、10萬餘字。
在武漢的抗疫一線，有位女醫生在緊張繁重的工作之餘，堅持以最真誠的視角記錄大疫之下的舉國之戰。上海首批支援湖北醫療隊員、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呼吸科醫生查瓊芳從除夕到3月31日，形成了目前出版最完整的抗疫日記。4月20日，在首發200本之後，4月26日《日記》正式出版，日語、越南語、泰語等版本《日記》也正在陸續翻譯、洽談版權等，或將為世界各國共同抗擊疫情提供中國經驗。
在《日記》之外，查瓊芳還有什麼沒有表達的？這場非同尋常的經歷，如今又給她帶來了怎樣的新觸動？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趁著查瓊芳門診日的午間片刻休息，與她展開了一場對話。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的第一篇日記寫於1月25日，當天凌晨剛剛抵達武漢，在一切情況都尚未明朗的開墾階段，是什麼支撐著您開始動筆要寫日記？
查瓊芳：說實話，我一開始是把它當作工作匯報在寫。作為支援武漢的第一批上海醫療隊員，也是國內較早抵漢的外地醫生，不得不說我們面臨了很多困難。第一個就是思想上的困難：病毒的傳播途徑是什麼？無人知曉；我們也缺少實際治療經驗，這種對病毒本身的恐懼和工作的壓力需要及時得到紓解；第二個困難是後勤保障，我只帶了一個行李箱，裝著換洗衣物、少量防護物資和醫院的2個急救包，但這場仗要打多久、後續資源能否跟上，大家也挺擔心；第三個就是院感問題。我們陸續也看了不少新聞，若這支136人的隊伍裡但凡有一人出了問題，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
其實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從約第10天開始，我把寫在正文中的時間、天氣等信息寫到了最開頭，「工作匯報」便漸漸成了「日記」。
解放日報：是的，我們也發現，您的文風從最開始稍顯嚴肅，到後期越來越輕鬆，是不是心理上也發生了不少變化？
查瓊芳：可以說，我們的心情和患者的病情呈密切正比。最初寫得比較事無巨細，因為也不太想讓自己閒下來。人沒事做，就會不停地翻看手機，負面信息多了也是壓力；後期隨著治療越來越順利，可能文字也慢慢被「治癒」了。
我在這次支援武漢的工作期間，有了個別名叫「查一抽」。當時收治了一名40多歲的男性患者，從無創呼吸機到高流量吸氧，他的病情一天天好轉。可意外突然發生了，常年吸菸史和肺大皰病史讓他突發自發性氣胸。之前，金銀潭醫院胸外科團隊曾為他進行過一次胸引管抽氣，這一次，周新主任告訴我，患者的肺壓縮程度約30%，如果是普通健康人群，幾乎無需治療，可自行恢復；但患者的肺功能很差，必須儘快治療。
我選了更細的胸引管，穿著悶熱防護服，在兩層手套的基礎上又加了一層，護目鏡、面屏讓視野很模糊，針頭又很細，我的一切動作都像是電影的慢動作，因為不能有一絲失誤可能。針筒60毫升，氣體800毫升，我在《日記》裡寫，「姐抽的不是氣體，是新冠病毒！」十幾針筒後，患者很快恢復了平穩體徵。
其實在上海，我們也都是一線醫生，也並非沒有經歷過疑難危重患者的搶救。但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每個人都能真切感受巨大的情緒變化。
解放日報：您在《日記》中似乎經常提到周新主任和鄭軍華隊長，這兩位來自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師長給了您怎樣特別的觸動？
查瓊芳：我們在武漢工作期間，其實除了一個班次的小組戰友們，和其他隊員們沒有太多相見的機會。但鄭軍華院長和周新主任頻繁出現，前者提供思想支持，後者提供技術指導。
我記得特別清楚，在機場時鄭院長就對我們說過一句話，「可能在許多報導中，你們是英雄，但現在不是沾沾自喜的時候，冷靜下來才能做好工作。」這盆「冷水」把許多人都澆清醒了，但他也說過很暖心的話，「防護物資不到位，我們的醫療隊就不進病房。」
幾乎每個班頭，周主任都在做著統籌指導，原本大多由麻醉科醫師承擔的氣管鏡引導下插管工作，我也在他的帶領下學會了。每一天不同卻似乎又相同的工作中，也正是有身邊這些如今想起來的確可以被稱為「英雄」的師長，才支撐我們做得更好，也讓我把《日記》變得更豐滿。
解放日報：除了他們，另一個您經常觀察的群體是90後。這一次戰疫，許多人都說，「90後的時代」來了，您怎麼看？
查瓊芳：就以仁濟醫院為例，我們前後共派出172名醫護人員，有60名都是90後。我給他們的評價就是「有擔當、敢拼搏、善於學習」。和我同在第一批醫療隊的仁濟南院男護士傅佳順是1992年出生的小夥子，也是南院急診團支部書記。到達武漢的第一天，他就「中暑式」地全副武裝上了9小時班，沒有一句怨言。
這一次疫情中，我們也看見不少青少年憧憬穿上這一身白大褂。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救死扶傷的滿足感都是物質無法替代的。我相信，正在或即將邁向社會舞臺的90後、00後們，擁有比我們更活躍的思維和更開闊的眼界，勢必會為各行各業帶來更多前景和希望。但我也想告訴孩子們，醫療並非只需要技術，人文情懷將幫助我們走得更遠更長。
解放日報：聽說您的女兒今年即將迎來高考，這幾日您也前往中學和00後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孩子們對《日記》的哪些部分更感興趣？
查瓊芳：我告訴大家，2月18日，在武漢的我們收到了黃浦區一名小朋友用壓歲錢請父母一同購置的8套防護服和遊泳眼鏡，他還寫了一封信，說隊員們「一個都不能少」。當時真的特別感動，不僅是來自家鄉的問候，也是孩子最真誠稚嫩的祝福。
女兒在我回來之後，有一天給我寫了一封信，「作為查醫生的女兒，親眼目睹她在大年夜傍晚丟下碗筷登上飛機奔赴武漢，親耳聽聞她在武漢冒著生命危險救治病人的艱難困苦，最後親身前去祝賀她平安歸來；都知道疫情嚴重，但至少我們在上海相對於安全，當最親的人整裝待發前往武漢時內心的恐懼和害怕我仍然記憶猶新，每次在網上閱讀她的日記、每天短暫的通話，聽到她熟悉卻又疲憊的聲音，我才稍稍放下心來。我為查醫生自豪，不僅因為她是抗疫日記的親歷作者受人誇讚，不僅因為她逆行前往武漢救死扶傷令人敬佩，更是因為那根親情的紐帶擁有金石之堅，因為她是我媽，所以我永遠為她自豪。」
這一次疫情，其實並沒有把我們的生活變成黑白色，哪怕在武漢，在最嚴峻的時刻，也都有溫情和愛。有一個我沒來得及寫進《日記》的故事：剛去的那段時間，蔬菜供應極為緊張。有位住在東西湖區的菜農騎著電動三輪車，馱著花了千餘元向鄰裡鄉親收購的綠葉菜送到了我們下榻的酒店，那會兒天還特別冷，我看他腿都凍僵了。他告訴我們，自己地裡的菜還沒熟，只能買一些，酒店工作人員要給錢，他一個勁兒地推脫，還說要謝謝我們。
或許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許多人會只選擇自己想看見的內容。但醫護人員、警察、社區工作人員、貨車司機、公交司機、志願者司機、快遞員……正是許許多多普通人的日常，一點一滴拼出了中國阻擊新冠疫情的路線圖，是除了無私無畏之外的義不容辭和勇敢善良。
解放日報：如今回到日常工作中，您的「作家」身份有沒有給您帶來什麼新變化？
查瓊芳：早上門診時，有患者認出了我，把我當作「背景板」自拍了一張照片。如果有患者也曾看過《日記》，我很感謝，也希望自己能真正為他們帶來一些來自武漢最真實的故事。不過，我是一個非常普通的醫生，或許這本《日記》在我的生活中激起了一些漣漪，但我也會很快再次回歸普通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