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朱一龍正式入行已經整十年。他還是沒法老練嫻熟地應付太多喧囂與關注，更不會主動製造「話題」，總是以安靜謙和又略帶靦腆拘謹的樣貌出現在眾人的視線裡，儘管他已經是媒體口中的「頂流」。
他很珍惜流量給自己帶來的更多機會和選擇，對於由此而產生的非議，也能抱以平常心，畢竟「誰都免不了被人議論」，自己要的到底是什麼，他早就想明白了。「從生活中汲取能量，然後儘量不重複地多塑造角色，給大家帶來好人物、好作品。」朱一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既然選擇了做演員，他相信，時間也好，觀眾也好，都不會辜負一個努力的人。
「小時候話還挺密的」
朱一龍也不知道為什麼，長大後自己的性格就變了，「媽媽說過，我小時候話還挺密的」，但自打能夠清楚記事，他覺得自己就是心理活動豐富，但是不太流露出來的孩子，更沒有表現自己的欲望，不想吸引別人注意。
上學時，他也從來不是積極舉手回答問題的那類學生。他解釋說：「我不是不想回答，很多時候我也想，但是我覺得必須要想好，把整個解題過程全部想清楚，做好準備之後再舉手。但等我要舉手的時候，別人都回答完了。」
1988年4月，朱一龍出生於湖北武漢。和很多孩子一樣，他也有個「鋼琴童年」。從4歲半開始，練琴這件「苦差事」一直跟隨他到小學快畢業。每天中午，為了保證在媽媽規定的時間內趕到家練琴，他得跑步回去，到家先練琴，吃完午飯繼續練，直到必須出門去上下午的課。晚上寫作業前還要練，每天保證3個小時。
為了逃避練琴，他也想出過鬼點子。練到半截說，「我想上廁所。」然後在廁所裡一待就是半小時，磨磨蹭蹭半天才出來，結果自然是挨一頓打。
雖然感覺受折磨，但長期堅持練琴還是給他打下了紮實的基本功和不錯的藝術感受力，再加上長得好看，朱一龍小學時就被老師挑中表演短劇，有了第一次「演員」經歷。朱一龍還記得，他和另外兩個小朋友一起表演《三個和尚》的故事，媽媽把絲襪剪了給他套在頭上，做出光頭效果。他們不僅在學校裡演，還到工廠等校外單位去表演，「挺好玩的，底下那麼多人看著。」他回憶。好玩歸好玩，朱一龍並沒有因此就喜歡上表演，更想不到多年後在媽媽鼓勵下抱著試試的心態投考北京電影學院被錄取，正式走上演藝之路。
2006年，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只招了19名學生，其中就包括沒有任何表演經驗、出自普通高中的應屆生朱一龍。他的班主任崔新琴曾說，看中朱一龍是因為他雖然是一張「白紙」，卻很有潛力。
作為一張「白紙」，與很多出自藝校的同學一起學習，再到進入演藝圈這個名利場摸爬滾打，有多少難處可想而知。但現在的他再提起這些只是雲淡風輕，身上始終帶著粉絲最稱道不已的那種「溫柔而堅定」。
品格的養成仍然要追溯到童年。在朱一龍記憶中，小時候一到下雪天，爸爸就叫上他一起到雪中鍛鍊身體，父子倆邊運動邊聊天，跑跑跳跳一大圈後，再脫掉上衣一起合影。
對意志的鍛鍊不止於此，9歲時父母給他報了夏令營，和一群藝校的孩子一起到朝鮮參觀。怕他獨自一人管不好錢，爸爸給他買了一條帶拉鏈暗兜的內褲，在內褲裡塞了幾百塊錢。回國時，朱一龍只花了十多塊錢，還不是為自己，而是買了按摩捶、紀念幣、小瓷老虎等紀念品當作禮物送給家人。
發自內心地為他人著想，這份細緻延續到了今天。還沒開始採訪，朱一龍先問記者要不要戴上口罩，他擔心自己的小感冒傳染別人。出席活動，有時趕上影迷來要籤名又不方便，他會提出過後郵寄籤名照給對方，而且一定會兌現承諾。一個粉絲在微博上說，要籤名照的事自己都忘記了，卻在某天收到了朱一龍的寄件。
有一次一個網名為「不做非洲人」的粉絲來要籤名，希望他寫上自己這個名字，朱一龍寫完後想了想，又在後面添了一句「非洲人挺好的呀！！」然後才籤上名字。
賣紅薯的人
初入表演系的學生要先「解放天性」，即通過一些誇張扮醜的表演，打掉身上一切的羞澀和包袱。朱一龍也不例外，他清楚地記得第一堂表演課，老師讓所有人都上臺，把自己最醜的樣子表演出來，要老師覺得足夠醜才能下來。很多同學出自藝校，甚至有些有拍戲經驗，他們演乞丐，演小丑，還有演大猩猩的，那時的朱一龍對表演沒有任何概念，不知道該怎麼辦，只能做鬼臉。
漸漸的，同學們都過關下臺，臺上只剩他自己。老師說，「只要同學覺得夠醜，你就可以下來。」朱一龍還是只會扮鬼臉，同學們都心疼他，紛紛說：「夠醜了，夠醜了。」朱一龍才算下得臺來。
從普通中學進入表演系，朱一龍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害羞，「在眾目睽睽之下去表演，把喜怒哀樂展現在舞臺上，其實是件挺難的事兒」。崔新琴似乎看出了他的不自信，第一學期的第一次期中考試，給了他一個非常高的分數。這個分數極大地鼓勵了朱一龍，讓他突然覺得「雖然沒學過，但也許自己是有一點天賦的」，在接下來的日子，自然更勇敢地去表達自己，投入到角色中。
而他發現，一旦投入就不再害羞。「當你走上舞臺，那時候的你已經不是你，你是另一個人，是角色，是這故事當中的一分子，那就不需要再在意別人的眼光」。
為了能更真實地展現人物，一到周末朱一龍就和同學一起出去觀察生活，菜市場、超市、公交車站……專找人多的地方，留心各種人物的狀態，準備作業。剛開始，他還找不準到底需要觀察些什麼，使的常常是拙勁兒。
有一次，他準備的作業是「賣烤紅薯的人」。為了真實，他把整個烤紅薯的大桶租下來，找人抬進教室，老師和同學都看呆了。表演時，朱一龍盯著租來的攤子，一動不動地看，看了一會兒，說：「老師我的節目演完了。」崔新琴說，這不是賣烤紅薯的人，「你演的這是看烤紅薯的人」。崔新琴也記得這段十幾年前的往事，在年初的「閱文盛典」上，她說當時雖然對朱一龍稚嫩的表演有點無語，「但是他那種認真的態度，踏實的態度，讓我非常感動。」
在那之後，朱一龍越來越找到了表演的感覺，再表演時，他抓的不再是外在形式，而是人物的特點：形體特徵、說話方式、個人習慣……現在在朱一龍眼中，再平常的人身上也有特點，「哪怕只是個賣紅薯的，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也不會一樣」。
大三排完畢業大戲，朱一龍開始跑組接戲。沒有名氣的新人，自然從最小的角色開始，他演過只有一句臺詞的龍套，也演過拍攝周期只有10天在午夜播出的數字電影。從商賈軍閥到文弱書生甚至山村野人，無論什麼角色他都接，並盡全力去演。在這些早期的影視劇中，無論他的戲份多少，扮演的角色是誰，只要出現在鏡頭中，就能看出他的真誠。
朱一龍認為，不管是什麼題材，人的情感總是相通的，只要在戲裡把角色的情感邏輯捋順，每場戲想清楚「要做什麼？為什麼做？怎麼做？」這幾個要素，建立起信念感，哪怕劇情距離觀眾的生活很遠，觀眾也會信任這個角色。
演員也是普通人
轉機出現在2018年的《鎮魂》中，朱一龍一人飾演三個角色——溫文爾雅的龍城大學教授沈巍，精明霸氣的黑袍使以及片中最大的反派夜尊，三個性格迥然的人物讓觀眾一下子記住了朱一龍的名字。在劇集播出的6月至7月，他連續34天蟬聯藝人新媒體指數電視劇演員榜單第一名。
爆火之後，當年12月熱門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播出，朱一龍扮演深情儒雅的小公爺齊衡，被觀眾形容為「每一次出現就像一股山間吹來的清風」。2019年第一季度，艾漫統計數據顯示，朱一龍商業價值榜、活躍粉絲榜都位居第一。
20歲開始拍戲，30歲才真正成名，粉絲說他十年磨一劍，他自己覺得紅得不算晚，用近10年來為走紅做準備也不長，人氣這些事並未真正改變他，他不因此就覺得自己矜貴，照樣全身心投入到角色裡。
今年夏天播出的《重啟之極海聽雷》作為經典IP《盜墓筆記》的一部分，從開拍就承載著各界的審視和期待。飾演中年吳邪的朱一龍，不只閱讀了《盜墓筆記重啟》，還仔細研究了《盜墓筆記》正傳。《重啟》導演潘安子在接受採訪時說，朱一龍在拍攝過程中為人物做了很多細節設計，例如他堅持在脖子上加一條疤，這是為了與《沙海》中吳邪曾被人割喉的經歷接續。有時，工作人員提醒說「今天穿的高領衣服看不見」，但他依然堅持：有一部分觀眾會看出來的，即使沒被看出來，那一條疤也是吳邪的一部分。
影片一開始，吳邪就被醫生斷言生命時日無多，他在暗夜裡劃著一根火柴，看著它燃為灰燼，這個情節讓觀眾十分動容。編劇之一趙柳逸在微博中透露，這也是朱一龍自己提出來並設計的，是對於吳邪生命流逝的具象化表達。
但這兩年，朱一龍已經越來越少刻意設計細節了，他覺得這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自己已經更加鬆弛，體驗人物在劇本裡的狀態更加順暢，拍戲越來越是一種享受，「它已經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朱一龍喜歡在《蝙蝠俠：黑暗騎士》中出演「小丑」的希斯·萊傑，而朱一龍本人也曾在綜藝《幻樂之城》中扮演過「小丑」，他喜歡演員在角色裡可以爆發出強大的能量，生活中又是那樣的自我。他本質上也是個自我的人，例如不善言談，不善交際，也許在這個熱鬧的圈子中是個弱點，但他不打算和自己的性格對抗。「演員其實也都是普通人，」朱一龍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處事方式，大家去飾演好自己——各種不同的豐富多彩的人物，才能組成一部好看的戲。」
在戲之外，他羨慕可以開著房車週遊世界，停在哪個村莊，就可以在哪生活。朱一龍也喜歡真實地生活在一個地方，去感受那個地方的生活狀態。但現在的他還沒有這個時間，現在最能讓他徹底放鬆下來的，除了從小熱愛到大的籃球，就是潛水。「我特別喜歡海，在海面下你會發現那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而且在水下人沒有重力，周圍的一切都非常慢，寧靜又自由。」
(實習生徐盈、曹宇悅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發於2020.12.14總第976期《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