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月啦！」
2018年11月的一天，30歲出頭的馬虹戴一頂金色的紙質皇冠，獨自坐在杭州的出租屋中。
對著熒熒的燭光和一個鑲著奧利奧餅乾的6寸蛋糕，她拿出手機拍了幾張照片，發在朋友圈，配了這樣一句話。評論裡，不相熟的朋友看了圖就回復「生日快樂」，只有了解她經歷的人會心地道一句「恭喜」。
一個月前，馬虹在泰國完成了性別重置手術。2個小時的麻醉過後，搖搖晃晃的手術床上，她聽著底下輪子咕嚕滾動的聲音，迷糊中，意識到自己被推進病房，下一秒反應過來：兩腿之間空無一物，法律意義上，她是個女人了。
當年12月底，她回到就職三年的公司上班。在馬虹看來，那是一家LGBT友好企業。但HR找她三次約談，提到「那你跟男藝人還是女藝人」。2019年2月12日，她收到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郵件：根據《員工手冊》和《勞動合同法》，她在4個月中的遲到情況超4次，「嚴重過失。」
一年後，她以平等就業權遭侵犯將公司告上杭州濱江區法院。2019年12月3日一審開庭，未當庭宣判。
庭審現場。濱江法院供圖
「被公司辭退的跨性別者」躥上了熱搜。馬虹說，自己確實有遲到行為，但她反而生出一絲欣喜，「要是沒有爭議，會有這樣的熱度嗎？」
在馬虹背後，是眾多跨性別者的就業和職場困境。
公益組織發布的一份《2017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跨性別群體失業率為11.87%。在職場上，40.34%的人不會選擇表達自己的性別身份，19.69%的跨性別者在工作中著裝與認同的性別不符。
經歷了青春期膠著的性別認同，跨兒們走向社會，走向職場——熬過自我糾葛，性別身份和社會眼光的博弈，還要面對橫貫在生計和理想面前的重重障礙。
「扮演」另一種性別
每天早上，林思然打起精神走進公司，開始一場「一個人的戰爭」。
那是2016年，24歲的「他」在北京一家市場銷售類的工程公司擔任設計部經理，在同事眼中是個「靠譜、穩重的男生」。
得出這個結論似乎顯而易見：留著背頭，穿男士的西裝、白襯衫、皮鞋，身份證和簡歷上的性別都清晰地標明「男」。
開會時，「他」喜歡板著臉，壓低嗓子，用胸腔和腹腔說話。打個噴嚏，林思然不會用手捂著，「該怎麼打就怎麼打，不會表示出不好意思。」要是不小心被桌角磕到，會冒出句髒話，絕不說「好疼」。
沒有同事知道這是林思然長期壓抑、刻意演出來的男生形象——「他」的心裡其實是「她」。
高三起，林思然隱隱明白，自己想做一個女生。她對鬍子等男性性徵反感，留長了頭髮，買了激素類藥物服用。
一個早晨，父親叫她起床，看到她躺下時也有起伏的胸部，一個耳光把她扇到床下。她攤了牌，父親只說，「這個家你媽身體才好，我不希望你再給我掉鏈子。」
母親是裁縫，一度腰疼得站不起來。林思然覺得「應該是自己錯了」。「我會好好做一個男生」，她承諾。
從老家河北的大專畢業後，林思然以男性身份在重慶找到一份設計工作，心事壓到心底，她不讓自己閒下來，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睡覺。
直到2015年進入這家公司，上司安排主要設計師談客戶，由她來管理一個有著70後、80後的團隊，處理客戶投訴，交接施工隊伍。她「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收入翻了倍，但腦中的弦繃得更緊了。
為了證明男性身份，林思然形容自己到了誇張的地步。她原本性格隨和，但那時和同事爭執中發現是自己的問題，也要端著，「我是一個男的我不能道歉，被一個女的說，我會覺得下不來臺。」
職場中潛在的性別規範也讓她瞻前顧後。她聞到煙味會覺得頭暈、困，可想融入其他男同事，不得不開始吞雲吐霧，因為發現男生話少，抽菸的時候才有機會談談工作。
2016年10月，因為公司經營不利，拖欠工資，林思然離職。一個人回到家裡，呆坐在床上，她反而獲得了短暫的自由，「沒有觀眾了，我還演什麼呢？」
上下班的分裂人生
白雨霏工位的椅背上，長年掛著一件西裝外套，公司要求男生穿正裝。
但她在不易看見的地方保留了標記「真正自己」的痕跡——西裝褲下面，蹬著一雙女式的長筒靴，看上去像皮鞋；冬天，她能在褲子裡套一雙絲襪；偶爾，那會是眼線和美瞳。
2008年，她從復旦大學碩士畢業，通過校園招聘順利進入這家大型國企。她找藉口搬離了父母家，擁有了自由裝扮的空間，想做女孩的性別認同一點點「甦醒過來」。
白雨霏不斷摸索，化煙燻妝、打耳洞、刮腿毛……QQ籤名裡，她記錄下這個歷程，「慢慢掐死過去的自己。」
國企的日常像流水線的作業工，每周有一天固定加班。白雨霏剛入職場，加班時買點便當大家一起吃，也覺得開心。
不同於林思然，白雨霏在公司留著長發，行為舉止也不刻意掩飾，「藏不住了。」上廁所，和並不熟悉的運營部老總站在小便池前，對方瞥了她幾眼，也會不客氣地說，「你頭髮這麼長，剪掉麼好咧！」
她仍然想「讓懂的人來懂我」。一次電腦上聊天，有人在同事的群裡提起，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白雨霏開玩笑地試探：其實我是金星移民過來的你們知道嗎？
頁面上蹦出消息，「你肯定是以前受了刺激才這樣子的」，來自一個女同事。「你這個賣××的不要講話」，男同事跟著附和。白雨霏盯著屏幕，不吭聲。在這之後見面，她照常和他們聊工作，但心如明鏡，相關的話題再也不會提起。
上班，下班，白雨霏仿佛過著兩種人生。從公司回到家，白雨霏脫下男士襯衫，換上女生的睡衣，那是一件上下分開的格子睡衣，太可愛的她不敢買，購買的過程也膽戰心驚：大型賣場的睡衣區沒有售貨員，白雨霏進去逛一圈，瞄一眼尺碼就放進購物車，到收銀臺「滴滴」掃完，用塑膠袋套上快步離開。
很多跨性別者因為擔心「出櫃」後會失去工作或難以和同事相處，白天在職場，按照他人對生理性別的期待著裝、生活，到了夜晚，才卸下偽裝。一位昆明的跨性別者說，她白天兼職，為房產中介拉人頭、發傳單，晚上回家和父母同住，只有睡覺時才有機會穿著裙子。蓋上被子，誰也看不見。
跨性別社群「TransLives」的負責人告訴記者，跨性別在定義上意味著心理性別的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因此跨性別者多少都會存在性別焦慮的問題，需要通過穿女裝、留長髮、服用激素、性別重置手術等措施，讓性別表達儘可能符合心理性別。但因為生活的壓力，他們通常會遵照身份證的性別和相應外貌去工作，「其實內心非常焦慮，也有人會因為受不了而離職。」
要彌合這一裂縫，白雨霏選擇手術。2009年中旬，她聯繫上海411醫院，寫信、面談，語氣懇切，「……希望趙醫生能給我選擇第二次生命的權利。」
當時，國內手術技術不比泰國，但白雨霏來不及攢更多錢，更重要的是早點變身，「一切都可以早點開始，會有新的朋友，新的職業生涯和社會身份，而且還有青春。」
年底，手術排期定下，白雨霏提交了離職申請。
她早就想好，這段職業無法延續。害怕閒言碎語，也為了成為一個全新的人，她和過去的社交圈子道別，給朋友逐個發消息，「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就不聯繫了。」
那段時間，白雨霏坐在辦公室，看著忙忙碌碌的同事出神。剛畢業時，她還曾覺得這家國企會是她一輩子要待的地方。
終究不舍，離職前，白雨霏只和幾個親近的同事說出實情。那天晚上，她穿了女裝，正好路過一個同事家門口，她忐忑地叫他出來，說了離職和手術的消息，「以後他們想到我的話，就說我過得挺好的。」黑夜掩蓋了她惆悵的神色，同事聽後很驚訝，最後欣然接受了。
這一年，她27歲，刷爆了信用卡，摘除了睪丸，陰囊皮瓣再造為陰道。
她換了手機號碼，把sim卡收了起來，封存了作為「男」的過去。
敵意與善意
2016年年底，林思然進入一家銷售類的網際網路家裝設計公司，這時的她，外表看起來還是個男生。
小組聚餐時，一個女性前輩教導她工作的技巧，「其實你要用自己內心的想法去面對客戶，誠心的，而不是裝得像一個銷售一樣。」
這句話翻譯成了另一個問句，擊中了她內心的掙扎：我該不該用真實的狀態去面對這個世界？
「生活中也是嗎」，林思然問。「對，也是」，前輩回答。
最後讓她決定轉變的是一次三個月的出差。
2017年6月，她加入一家一線設計院，去湖南做博物館的項目，和一個男生設計助理住一間。
天氣炎熱，外出工作畫圖一天回來，助理直接光了膀子，林思然說，這還有個人呢，助理說，男的怕啥？
林思然洗臉用洗面奶，出門用乳液，助理用肥皂；助理刷牙洗臉5分鐘，林思然就得15分鐘。對方忍不住吐槽，沒想到你是個這么娘的人。「就顯得我很矯情，跟我工作中幹練的直男形象完全相反」，她越發覺得格格不入。
因為早前吃激素，她已經漲了胸，夏天也穿寬鬆、厚實的黑色長袖。在工地看建設項目，她把袖子挽起來，「看著很爺們似的」，實則害怕中暑，包裡隨時備著藿香正氣水。
尷尬的事情不是沒發生過。剛來北京一家小公司，男同事之間鬧著玩，一個同事扯到她衣服領子，不小心看見她的胸部，說，「我知道你為什麼大夏天穿長袖了。」林思然至今記得他得意的語氣，「好像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從湖南出差回來，墊付的錢沒下來，之前公司拖欠的工資也久未到帳，北漂的生活成本陡然增加。林思然信用卡欠款，銀行打電話到老家。父親一個電話打過來，嫌她敗家，讓她中秋、國慶、春節都不要回家。
林思然蒙了，她決定讓醫生給出答案，無論什麼結果她都認。「思考了七年，逃避了七年，應該給自己一個交待。」
北大六院和北京回龍觀醫院的結論都是性別認同障礙。對面，醫生最後問，「你能接受內心認為自己是一個女生的狀態嗎？」「能」，她語氣堅定。
醫生給她開具了雌激素，林思然再次留長髮，減肥，衣服也逐漸中性化。
2018年的除夕夜，林思然早早下班，街道上幾乎沒人，商店都關了門，只有公司下面的便利店還亮著燈。她買了兩個麵包、一個壽司卷、一瓶雞尾酒，回到出租屋中，打開電腦，放著春晚，才覺得有些年味。
2019年3月，林思然入職一家靠前的建築設計研究所，她已經化起了淡妝，年後缺人，主管沒有在意她的著裝。
她不知道同事會不會接受自己，一開始兩三個月，她儘量少接觸、麻煩別人，不懂的自己網上查，大家閒談她也不插嘴，默默觀察。工位在三樓，林思然避免上洗手間尷尬，專門去人少的一樓女廁上。
工作強度大，她同時學習新的軟體，每周匯報時間前都在通宵。同事之間逐漸熟悉起來，她試著在聊天中出櫃，有人問起，她委婉地說，「你知道金星嗎」，對方恍然大悟。
林思然一直記得曾經有過的善意，當時一個項目落地，所有同事一起聚餐。她穿著夏天的裙子，化著妝，坐在桌邊。所長舉起酒杯，「請男生起來，大家乾杯——」所有男生都站了起來，她遲遲沒有動身。邊上新來的男同事不知道她的情況，著急道，「叫你呢你趕緊起來吧。」
林思然漲紅了臉。
所長沒有為難她。這輪結束後，她拿著酒杯去單獨回敬所長，走到長桌另一邊，其他女生卻一個個都站起來了，「她們以為是女生要敬酒了，是對我的接納。」
說起那段日子，林思然的語氣充滿了懷念。從這家設計所離職後至今，她沒有再踏入過職場的大門。
站在職場門外
「等通知吧。」
兩個半月來，這是林思然在面試之後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2019年9月末，因為公司內部業務調動，林思然離職。
等待她的是漫長的求職之路，隨著林思然的外表越來越像女生，她遇到了大多數跨性別者在面試時「人證不符」的問題。
她的頭髮到鎖骨以下，穿著長款羽絨服，女款緊身牛仔褲，毛衣，眉毛修得整齊。面試官看著她愣了，說，「我們這次沒有預約女孩子來啊，簡歷上寫明是個男生。」
看過簡歷、聊完作品之後，HR問，「你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或者不能說的問題嗎？」有一位HR提出，「你有什麼不良嗜好？」她不得不解釋自己的身份，「但這不影響我的工作。」
面試了36家公司，其中有半數公司會特意提到她的性別身份，除去專業不對口的兩三家，她想不出為什麼被拒絕。
通知屢屢沒有下文，她把指甲洗掉，換上5年前偏男性化的嘻哈風衣服去面試。但她沒有肌肉和喉結，藥物的作用也逐漸顯現，看上去仍是女生的樣子。每次走到公司樓下，她深吸一口氣，期望這一家會有回音，但每次在回家的地鐵上又陷入困惑，「不知道該怎麼辦。」
手術後沒過多久，白雨霏也開始找新的工作，「人證」雖然相符，但橫在她和一紙offer面前的障礙是難以修改的學歷信息。
身份證、戶口本、社保、公積金的性別信息在手術後就能修改，但學歷與學位證書上仍留著原來的性別，每一次不得不拿出來，就意味著一場「被迫出櫃」。
好幾次提交學歷證書沒有音訊後，她發郵件向一家公司的HR詢問拒絕錄用的原因。
得到回覆，「對於我們和部門領導來說，應該說您的能力我們非常認可，但是畢竟您有些特殊情況，相信您當時面試時也有意無意地有所隱瞞了……我們大領導可能比較傳統，所以最終沒有考慮……」
用人單位拒絕錄用白雨霏時發的郵件。受訪者供圖
半年找不到工作，白雨霏沒有收入，在路上看到5塊錢的珍珠奶茶都覺得貴。5塊錢能在菜場買一大袋大米，她把白米飯和水放在碗裡，微波爐一轉，偶爾配點榨菜、蘿蔔乾，熬下去。
她心一橫，在招聘網站上勾選「不限學歷」，選擇最低薪資，想著服務員她也做。
去到面試的大樓，一個有口音、個子瘦小的男人扣押了她的身份證，麵包車直接把她拉到了夜總會，另一個「大哥」讓她換上衣服陪酒，白雨霏傻了。
那是灰暗的三周，直到一個晚上，她小聲跟客人商量「能不能悄悄掩護我出去」。她跟著客人走到門口，一個小弟上來堵人，她飛快地衝出夜總會玻璃門，坐上一輛停在路邊的計程車。
小弟追上來，攔著車門不讓她走。「快開啊！」她朝司機撕心裂肺地大吼，司機不敢動。她急中生智，說起他們曾經一塊玩的手遊，小弟心軟了。
如今回憶起來，白雨霏說，那段時間她突然理解，為什麼很多跨性別者做了手術反而自殺或從事性工作，「原來復旦出來還是有點自負的，從小到大上學，什麼都能自己搞定，但到了這裡真的是搞不定了，連能不能生存都成了問題。」
灰暗時光的間隙有微小的快樂，她能穿好看的白色長裙，站成一排被挑選時，有客人獨獨選中了她，「感覺是對我性別的認同。」
從夜總會逃離後，她終於找到一家不看學歷的外企，主管群發郵件給內部項目組，介紹新員工白雨霏，「She……」
那是她的身份第一次在職場上被承認。
學歷難題
雖然找到了工作，學歷沒有修改成功前，只要HR的頭像在微信裡跳動，或向她走來，白雨霏都會心裡一緊。
2010年，白雨霏寫信給學校和國家教委申請修改學歷信息，之後每年往學校跑。
轉機出現在2012年，學校研究生院一位新上任的院長得知她的情況，拍板同意出具學歷和學位證明書，一半的公司能接受這份證明。在此之前，她做了一份假證，應聘時需要，再提著一顆心拿出來。
雖有學校的證明，上面有她的曾用名，學信網上入庫的信息也還未修改，一旦用人單位做背景調查，白雨霏就惴惴不安。
2012年《青年報》對白雨霏求職困難的報導。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