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村新司今年69歲了。他說了兩遍：「這一年，對我意義重大。」
為何重大，他不解釋，只是「想通過唱歌傳遞此刻『六』字頭最後的心情」。就像他漫長的46年創作生涯中的700多首歌，無論音樂風格如何變化，雋永、深邃，勇敢注視時間黑洞的詞意不變，隱約窺見生命奧義的敏銳知覺也未變。
《星》確是亞洲人民的共同記憶
六十九歲這一年，谷村新司在上海再一次唱了《星》。不僅在9月21日晚上海大劇院「38年的星」演唱會，去年同樣在這裡的「谷村新司演藝生涯45周年」演唱會上，他亦唱了這首歌。
谷村新司演唱會 本文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這首他唱過無數遍的歌，不僅每每在海外的演唱會必唱，還在今年發行的新專輯《38年的星》中又重新錄了一版。「編曲完全和當年一樣，只是聲音顯而易見地老了。一首歌就像一瓶酒，剛釀成時芬芳猛烈，隨時間變化會慢慢變得醇厚。」
你可以說他保守，也可以理解為早慧的人對珍貴之物的愛惜和守護。他珍惜這首歌，「《星》是打開全亞洲大門的鑰匙，能把所有人聯繫在一起。」
收錄《星》的同名專輯發行於1980年4月。這是一首孤獨的歌，封面上谷村在幽藍的路燈下低頭行夜路，城市如荒野和他一起靜默。這張專輯很成功，尤其是《星》，被改編成不同語言的版本在亞洲流傳，關正杰的《星》（鄭國江填詞）和鄧麗君的日、粵兩個版本在華語區尤其知名。在中國大陸，沈小岑收錄在第二張專輯中的日語版《星》則猶如在巖壁上鑿開一個洞，歌迷們開始想盡辦法搜集日語歌曲，產生了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心。
演唱會海報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星》確是亞洲人民的共同記憶。它的孤獨和光華不需要語言的傳遞就能擊中人心。谷村新司所作的旋律兼具日本傳統歌謠的憂傷，以及唐詩疏朗、開闊、悠遠的意境，在文化相近處更引人共鳴。
舞臺上，這個瘦小又快樂的老頭很早便窺到命運的奧秘。想像茫茫黃色草地、遠方的群山和涼風的場景時，谷村新司並不知道這是哪裡。一直到歌寫完，才想起來「這樣的景象一定在中國」。寫下這首歌的時候（1980年），谷村新司不過32歲。
吹入胸中的寒風和熱情的夢想交織；散落四方的命運之星既是他告別的對象，亦是將迎來更多後來者的亙古不變的存在。
被很多人翻唱過的《星》日語原名譯為「昴」更準確。昴星團是夜空中最明亮的星團之一，在秋冬季節尤其光華燦爛。谷村的《昴》不是樂觀，也不是悲觀，而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式的訴說。它就像無法言說的命運本身，迷茫、孤寂、矛盾，又仍然是有希望而明亮的。
他把這首歌叫作「幸福的歌曲」。
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自少年時已開始
採訪谷村新司的時候，目光總是被他修長的手指吸引。這雙手本身就擁有豐富的語彙，相形之下谷村本人反而沒有那麼健談。他的人和歌一樣安靜。
不矛盾的卻是谷村新司身上濃濃的昭和遺風，4000多場演唱會和3000多萬張唱片銷量的數字可見他的勤奮。他是典型的戰後日本一代人代表，自信、朝氣蓬勃而對鄰國友善，始終致力於關心兒童事業和音樂教育事業。這位大叔無可指摘，是日本樂壇一位挺括而備受尊重的前輩。
谷村新司演唱會現場
他是有定力的人。無論政治潮流如何變化，他始終以一位藝術家的良知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曾是上海世博會開閉幕式總導演的滕俊傑和谷村是近二十年的老友。他記得谷村近乎天真的赤誠：「安倍、小泉的時候，（日本）和中國過不去，他直接去找小泉，跟他說對中國的態度必須改變。日本必須跟中國站在一起，我們亞洲兩個國家要負起這個責任。」
在谷村新司活躍的年代，旺健而豐盛的昭和時代即將步入尾聲，卻也迸發燦爛光芒。《銀河英雄傳說》的開篇，田中芳樹的「前進！再前進！」至今令人渾身一震，「奧特曼」系列的蓬勃、昂揚，以及對社會、科技和自身境遇的反思精神都是真實的昭和寫照。當時，這種樂觀的國民精神被稱為「一億總中流」，即有一億人口認為自己是中產。
那個時代，民眾相信奮鬥能帶來更好的生活，相信自己文化的獨一無二性。無論銀幕還是文學形象裡，男女皆劍眉星目、健康開朗。雖然昭和時代並非每個男人都是高倉健，每個女人都是山口百惠，但他們的確是日本現代史上最令人懷念的形象。
日本文化固有的「物哀」和「武士道」，對傳統文化的固守和對外來文化高度接納的兩極，都在開放的昭和時代後期得到平衡，亦在谷村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他身上還有另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交融，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碰撞自他的少年時代已經開始。有一條傳說，說他17歲時去東京武道館看了披頭四的東京首演（1966年7月1日）。一問，才知道這是子虛烏有的事。但有一點是真的，16歲時谷村新司和夥伴們組建了第一支樂團Rock Candie，「風格偏鄉村民謠」。
谷村新司演唱會
更瘋狂的是，1970年這支樂隊還做了一次「美洲大陸巡演」。實際情況和聽起來的很不一樣，「我們首先到了加拿大的溫哥華，然後因為窮，只能搭乘橫穿北美大陸的巴士一路去紐約，路上睡覺什麼的都是在車上解決。」這樣一路走一路演，舞臺就是街邊，用了十天的時間還真的抵達了紐約。
在紐約，除了演出當然更要看演出。谷村新司看了不少搖滾演出，發現「音樂原來可以喊也可以叫」。「在Janis Joplin的現場我流下了眼淚，原來音樂還有這樣的可能。」
次年回國他便組建了新樂隊Alice。這支樂隊持續了約十年，見證了谷村從籍籍無名的少年成為全日本人盡皆知的超級明星。
1976年，他創下一年演出303場的日本音樂史記錄。此時他已經奠定自己的風格，青春的躁動匯入大河奔流。「在不同的時期人會受到不同的影響，因此音樂也在不停變化。但是歌詞表現的東西，這幾十年裡都沒有變化。它們是我的人生觀不斷累積而就的結晶。」
年輕時對人生中種種矛盾的敏銳感知，和年歲漸長後更加真切的思考，出道46年，唱了4000多個現場的谷村新司的創作始終圍繞這同一個主題。
「栽培了常石磊」，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谷村新司第一次踏上中國的舞臺是1981年8月23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與中國歌手們共同參加了《Hand in Hand北京》的演唱會。此行亦讓他的目光投向了整個亞洲地區。
第一次來上海則是1994年在萬體館的「亞洲巡迴音樂會」，他代表日本出席。
去年的演唱會上，他又一次講了當年和譚詠麟、韓國趙容弼三人如桃園三傑般起誓，要讓音樂、讓亞洲成為一體的大願。
他是個天真的人，這樣的願望聽起來未免太過藝術家的一廂情願，即使在政治氛圍濃厚的1980年代，亦未必有能夠生根發芽的土壤。
但是他從來沒有停止身體力行地搭建中日溝通的橋梁。
谷村新司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開幕式上演出的視頻截圖
2010年上海世博會，滕俊傑希望邀請谷村新司登臺。不巧，那段時間谷村有全日本的二十多場演出，世博會正好卡在巡演中間。谷村希望滕俊傑給他三天時間考慮，誰知一天後他便回覆：「可以」。為此他打了很多個電話說服與致歉、做出很多賠償，方能成行。
同樣令滕俊傑印象深刻的是谷村新司作為藝術家的敬業。唱了無數遍的《星》，「為了每一次重要的中國邀請，他一定是認真走臺的。而且他一定是每次走臺的表演都是直接開口唱，絕對不敷衍。」
除了光鮮的舞臺和政治層面的交流，谷村也願意花時間面對面地與中國年輕人交流，努力把很難以言傳的音樂教授給中國的學生。
2004-2008年，谷村新司在上海音樂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期間，「每個月都有一周的時間在上海度過」。谷村老師的課很實在，他請每位學生作詞，然後幫助他們完成譜曲、編曲、上舞臺的全過程。「我很注重把握每位學生的個性。」
外界流傳的「栽培了常石磊」，反而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我到的第一堂課，學生們給我做了個歡迎儀式，常石磊為我唱了一首歌，對我說：您能來我很高興。」後來就沒有後來了，「他是個很有天分的音樂人，我驚訝於當時的上海還有那麼有才華的音樂人。常石磊那個時候什麼都已經會了，幾乎不怎麼來上課。我們的全部交集就是那一次歡迎儀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