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窮途末路、搖尾乞憐的狼，獵人去後，立刻忘恩負義，凶相畢露，這就是婦孺皆知的中山狼。在陝西、山東、內蒙古、四川南部都有「中山狼」類型的故事及變體。我見到的這個故事的最早文字是明代馬中錫《東田集》中的《中山狼傳》。好些學者認為這個故事是馬中錫根據古代傳說創作的。我在讀俄國的民間故事時，發現阿法納西耶夫編的《俄羅斯民間故事》第一卷中第27 號故事《忘恩負義》非常接近馬中錫的《中山狼傳》。這個故事講的是，有隻狼(бирюк)落入捕獸器中，跳出後又被獵人追趕，它碰到個背著口袋和連枷的農夫。狼乞求救它，農夫把它裝在口袋裡，扛在背上，騙走了趕來的獵人。農夫把狼救出來後，狼卻要吃他，聲稱：忘恩負義乃是公理。農夫建議找人評理，若果然該忘恩負義，再吃不遲。問過老母馬、老狗，說它們的主人榨乾了它們的血汗，便將它們趕出家門，忘恩負義是公理。第三次遇到狐狸，它說不相信那小口袋能裝進這麼大一隻狼。於是農夫和狼如此這般重演了之前的一幕，狐狸問：「你怎麼打糧食來著？」農夫便掄起連枷打口袋，結果了狼的老命。
這個故事與馬中錫的《中山狼傳》簡直如出一轍，情節、主要人物、講述者的審美趣味都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在俄國的故事中沒有確定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如趙簡子、東郭先生，而只有民間故事中常有的不確切的人物，如農夫、獵人；在俄國故事中碰到的3個評理的角色是：老母馬、老狗、狐狸，在中國故事中是「三老」：老杏、老牸(母馬) 、老農夫；置狼於死地的方法相同，只是中國故事中是東郭先生的書囊和匕首，在俄國民間故事中成了農夫的口袋和連枷。儘管如此，還是讓人禁不住要問何其相似乃爾？禁不住要去探尋，到底是中國的故事影響了俄國的，還是相反。
在1992年上海文藝社出版的《蒙古族民間故事集》中看到有一個相似類型的故事，題目叫《機智的兔子》。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匹小馬好奇地解開了裝著狼的口裝，出了口袋的狼要吃小馬。正爭吵著來了一隻小兔子。小兔子聽了原委，說不相信這口袋能把狼裝進去，要狼再鑽一次，狼便鑽了進去，被小馬和小兔子收拾了。儘管這個在蒙古族牧民中流傳的故事離中、俄的民間故事都相去較遠，但我相信，當時很可能在蒙古族人中還有一種更接近中原流傳的「中山狼」的變體。我猜想中原的故事是通過蒙古這塊土地傳到俄羅斯的，既然這個故事有明代之前的古代傳說，會不會是通過匈奴人西徵傳到俄羅斯的呢？
於是，我就把注意力放在蘇聯境內的韃靼人民間故事中。因為照蘇聯學者的看法，韃靼人是由貝加爾湖沿岸的部落和12、13世紀匈奴人西徵的移民發展起來的。我讀了一個《韃靼民間故事選》的中譯本，沒有「中山狼」類型的故事。而且幾乎所有的故事都與中國傳統題材不相仿。1991年6月我到北大俄語系參加了一個學術會議，北大的同行給了我一份題為《中國文學在韃靼語中的傳播》的記錄稿。這是喀山大學的阿格扎莫夫在1990年北京中蘇文學關係國際會議上的發言。阿格扎莫夫的觀點和材料否定了我的猜想。在阿格扎莫夫看來，韃靼人了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主要媒介是俄文讀物。此外，中國文化的第二個傳播媒介是韃靼的作者用母語寫的介紹中國的作品，有科技的、政論的和文藝的形式。第三個傳播媒介是中國作品的韃靼文譯本。但所有這些譯本全是通過俄語轉譯的。在阿格扎莫夫的報告中，還專門提到中國民間故事的傳播。1901年在喀山出了韃靼文的《中國故事》。1956、1960年在喀山出了兩個相同書名的中國故事集譯本《神奇的泉水》。阿氏提出「有趣的是，在中國人和韃靼人的民間口述文學中有很多共同類型的思想和形象」，原因是「不同民族的相似的社會環境，生存活動特點是產生他們口頭創作中的共同的社會類型、畫面、情境、形象和象徵的先決條件」。從我讀過的那本《韃靼民間故事選》來看，阿格扎莫夫所說的相似應是「遠距離」的相似，中國文學同很多民族的文學都有這種相似。很明顯，現在的韃靼人中沒有，或者很少有中國土生土長的民間故事在流傳。就是說，在蘇聯境內的韃靼人沒有擔負起把中國的民間故事傳播到俄羅斯的使命。從蒙古這邊尋找「中山狼」的故事流傳途徑的想法就這樣被推翻了。
於是筆者又考慮，是否存在從中國的西北到俄國的中亞地區，再到俄羅斯腹地這樣一條傳播途徑。正好我讀蘇聯人出的《哈薩克故事集》時，讀到這樣一個故事：有個牧人把蛇放到自己的衣袖裡，躲過了火災，事後蛇要待在那暖和的衣袖裡，又威脅說要咬牧人。牧人說不該以怨報德，要找人評理。問了牛和馬，它們都說人是忘恩負義之徒。最後問到一隻貓，是貓把蛇結果了。從評理的情節來看這個故事很接近中國的「中山狼」一類故事，從角色是蛇來看又與伊索寓言《農夫與蛇》相仿佛。我知道，在蘇聯中亞地區的幾個共和國有號稱中國人後裔、說甘肅話和陝西話的東幹人。我想或許正是這些東幹人把包括「中山狼」在內的好些中國故事傳到了中亞地區。我找來李福清和哈薩諾夫等人編譯的《東幹族民間故事和傳說》，讀過一遍，倒是讀到了很多傳統的中國民間故事，如《張羽煮海》《白蛇傳》《蘇秦刺股》《薛仁貴》等。你完全可以設想，這些說中國話，又會說俄語、哈薩克語、吉爾吉斯語的東幹人，會把中國民間的各種故事傳播到蘇聯的中亞地區，「中山狼」也就是這樣到了俄國。然後，認真一讀李福清和哈薩諾夫寫的序言，這種猜想又被否定了。關於東幹人的形成有兩種傳說：一是說，東幹人就是成吉思汗西徵時留下的軍士；一是說，有三千阿拉伯人到了唐朝，同中國的姑娘結合，這就產生了會說中國話和信伊斯蘭教的東幹人。但李福清和哈薩諾夫認為，這是神話傳說，沒有歷史根據。他們認為，東幹人是中國的回族人，1861年（實際上是1862年，同治元年——筆者）爆發了回民反抗清政府的起義，起義被清軍鎮壓下去之後，大約有一萬起義者逃到了吉爾吉斯和哈薩克，他們主要是甘肅人和陝西人。現在在蘇聯境內大約有四萬東幹人。按照李福清和哈薩諾夫的後一種說法，「中山狼」的故事就不可能通過東幹人傳到俄國。因為起義軍失敗於1867年（實際上是1872年），就在這一年中國的回民逃到吉爾吉斯等地，成了東幹族人，而收入《忘恩負義》的阿法納耶夫《俄羅斯民間故事》（共8輯）是1855—1863年間出版的。這一條傳播途徑又被否決了。
本章開始時的那個問號依然懸在我心中。中國和俄國的「中山狼」類型的故事究竟是什麼關係，依然未能解決。民間故事的講述者從來不聲明他的故事是從哪裡聽來的，他的講述做了哪些加工，這樣民間故事便來無影、去無蹤地飄蕩在六塊大陸上。尋找民間故事之間的影響關係是比尋找文人文學的影響關係更複雜得多的事情，我是難以勝任的，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那些學富五車的大家身上。民間文學研究的大方之家，把注意力集中於尋找民間故事飄蕩的軌跡上。比如，湯普森在他的《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中考察了「兩兄弟」型的故事在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現的概率和分布的情況。他們傾向於把這種分布理解為共時性的平面分布，並不熱心去追蹤故事出現的先後，即影響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