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載酒行吟的古文家

1900年，林紓在北京任五城學校國文教員，所作古文，備受桐城派大師吳汝綸讚賞，名聲大噪，因任京師大學堂講席。民國成立後，他與馬其昶、姚永概等人，與當時在北大提倡魏晉之學的章太炎鬧翻了，相繼拂袖而去，以譯書售稿與賣文賣畫為生。

林紓是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說自己的詩，「七律專學東坡、簡齋；七絕學白石、石田，參以荊公；五古學韓；其論事之古詩則學杜」。他又說，與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詩又不過是「狗吠驢鳴」而已。林紓對別人稱他為翻譯家甚為惱恨，康有為贊了他一聲「譯才」，幾乎惹得他翻臉。他希望別人稱他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外無一人敢當我者」，可見其對於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林紓不懂外文，但在懂外文的朋友協助下，翻譯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這部劃時代的譯作，乃因一個偶然的機緣產生的。

當時林紓因夫人去世，心情低落。他的好友王壽昌來看他，勸他散散心，並把一本叫《茶花女》的法國文學作品介紹給他，讓他翻譯，說該書以情感人，使法國巴黎傾城男女為之神魂顛倒，他想讓中國人也一飽眼福。

「幾日後，包括王壽昌在內的幾位朋友，邀我祖父到石鼓山散散心，」據林紓的嫡孫追述，「就在前往石鼓山的畫船上，我祖父開始了他的第一部譯著。」

「王壽昌臨窗而坐，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邊瀏覽，一邊口述。船中，我祖父臨桌站立，提筆潑墨，揮灑成篇，友人在一旁喝彩。就這樣，在近代文學翻譯史上曾產生巨大反響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以奇特的方式，從不懂一句外文的祖父手中用古文譯出，自此，在中國文壇上第一次有了外國小說的影子。

「書譯成後，由魏瀚（著名造艦專家）出資交由城內最有名的刻書匠吳玉田鐫版印刷。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遺事》正式在福州發行，書印成刻印的時候，我的祖父和王壽昌都未敢用真名，我的祖父署名冷紅生，王壽昌署名曉齋主人。未敢用真名的原因，在於當時小說的文學地位很低下，為士大夫之流所不屑為。但沒想到的是，小說問世之後，立即轟動全國。」

從此林紓的翻譯，一發不可收拾。他的筆頭很快，「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畢生把180餘部外國文學作品介紹到中國，包括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德》、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司哥特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俄國託爾斯泰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等，均暢銷海內，為中國讀者打開了一個五彩斑斕的世界。

時人笑他是「造幣廠」，只要他一下筆，就有出版商搶著給他送稿酬。林紓聽了這些傳言，不禁苦笑，他把自己的畫室題名為「磨坊」，意指他像驢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須挨餓，箇中苦況，不足為外人道。

嚴復盛讚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斷盡支那蕩子腸」，這主要得力於他精彩絕倫的文字。但恰恰是他的文字，受到新學人士嗤之以鼻的譏彈。周作人直指他「把外國異教的著作，都變作班馬文章，孔孟道德」，不過是「中體西用」的老本領、舊思想而已。林紓對白話文所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深感憂慮，惟恐國未亡而文字先亡。

林紓批評某些趕時髦的「新學家」：「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惟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

「未得其新，先殞其舊」，是中國在學習西方時最易患上的毛病，林紓早已洞燭其症，他在1915年為「國學扶輪社」編纂《文科大辭典》作序時寫道：「新學既昌，舊學日就淹沒。孰於故紙堆中覓取生活？然名為中國人，斷無拋棄其國故而仍稱國民者。」他說，自己提倡古文，「明知其不適於用，然亦所以存國故耳。」專誠所注，惟是不負文化慧命所託。

可見，林紓並非頭腦迂腐的冬烘先生，在引入西方文學方面的貢獻，全國還沒有誰可以超越他。他非常清楚中國的傳統舊學，已不適用於今日，他雖主張古文不宜廢，卻沒有說過白話文不宜興。

早年林紓也寫過不少白話詩，收在《閩中新樂府》一書中。胡適嘗言：「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

林紓是贊成「新學舊學並行」的，新學不一定非要建立在舊學的廢墟上不可，沒有舊文化，何來新文化？文化不僅需要有連續性，而且它本身蘊含著當下人群的情感價值和個人權益在內，不允許別人提倡舊學，不允許讀經，本身就是踐踏自由的。難道可以用專制的手段去爭取自由嗎？

林紓在1906年說的一番話，表達了他的良好願望：「或謂西學一昌，則古文光焰滅矣。餘殊不謂然，學堂中能將洋漢兩門，分道揚鑣而指授，舊者既精，新者復熟，合中西二文鎔為一體，彼嚴幾道（嚴復）先生不如是耶？」

然而，當新學宣布要完全毀棄傳統價值，斬盡殺絕傳統文化時，一種深刻的文化危機感，迫使這位以身載道的傳統知識分子，「出肩其統」，要為中國數千年文化保存一縷元氣。

《論古文之不宜廢》一出，立即引起新學諸子的強烈反彈。胡適寫信給陳獨秀，說「頃見林琴南先生新著『論古文之不當廢』一文，喜而讀之，」——為什麼不是惡而讀之，而是喜而讀之呢？因為胡適「以為定足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從中找到乘隙搗虛的破綻，詎料大失所望，其中「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一句，則尤其使胡適嗤之以鼻。

他嘲諷說：「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效仿，卻實不明其所以然。」

拾人牙慧的毛病，並非古文家的專利，今文家也沒有免疫力。「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拾古人牙慧，「自由民主，憲政共和」就不是拾洋人牙慧了嗎？

周作人曾公開宣稱，中國小說要有進步，出路就在於「真心的先去模仿別人」。這和「久之亦能效仿」，本質上並無不同。古文家對古人不明其所以然，今文家對今人（洋人）又何嘗明其所以然呢？無非都是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罷了。

對林紓，胡適後來亦作過公允而冷靜的評論。他說：「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但這種成績終歸於失敗！這實在不是林紓一般人的錯處，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我是用古文譯過小說的人，故敢說這話。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夠供少數人的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

他以魯迅兄弟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為例，他們的翻譯水平，也算一流了，「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10年之中，只銷了21冊！這一件故事應該使我們覺悟了。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達，雅』三個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說——但所得終不償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後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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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摘 | 《重返五四現場》 葉曙明，九州出版社

五四前後是中國近代史上群賢鹹集，大師輩出的年代，各種思想像山崩川湧，匯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蕩，引領風騷。那是一段激情迸發、永不復返、令今人無限神往的光輝歲月。本書再現了這個新舊政治、新舊文化交鋒的大時代，細述民國政界與學界的風雲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