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代之際，每多奇言異行之士。不知是否騷動不寧的時代氛圍改塑了人物性格，拗之向乖戾；抑或心有深憂巨痛，隱忍不能發，便沉潛鍛造成一種與常人不同的性情；或竟是不能和光同塵於俗世，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造成了世人眼中的大不理解。明遺民中不乏此類狂士，著名的如歸莊與顧炎武，便以「歸奇顧怪」齊名鄉裡。
顧炎武的「怪」似乎比歸莊的「奇」更不容於世，以致連好友歸莊也要為其「迂怪」而「切切憂之」，願其「抑賢智之過，以就中庸」，免招殺身之禍（《與顧寧人》）。而顧炎武的「怪」，表現之一，即為曾經頻繁奔波數千裡，十餘次往謁南京明孝陵與北京明十三陵。在《重謁孝陵》一詩中，顧氏記錄了世人眼中自己的形象：「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裡，春謁長陵秋孝陵？」不被理解的顧炎武於是成了個「怪人」。
眾多明遺民的出現本是大漢民族意識的產物。不料到了清亡以後，一批為清朝廷守節的遺老遺少，卻又規仿明遺民之所為，豈不令顧炎武輩寒心、齒冷？就中行跡最像的，林紓算一個。
翻譯家林紓
不知是否意識到學顧之中莫大的諷刺意味，鄭孝胥才謂之學即不似，林紓才堅決予以否認。不過，真正刺痛林紓的，其實還是學顧背後的隱語「好名」與「做偽」。《〈畏廬詩存〉序》中，林紓即以「效顰顧怪，近於好名」二語撮述鄭孝胥指責之意，所謂「不諒餘心」的感嘆，也多半是就此而發。在《答鄭孝胥書》中，林紓更剖白申辯說：
仍是不承認有好名做偽之心。
然而，林氏「好名做偽」並非鄭孝胥一人之獨見，近人李肖聃亦云：
紓為清舉人，能文善畫，不仕民國，以全其高，固其雅志之所存也。而必與鼎芬數拜崇陵以顯其忠，以自託於遺老，是豈其中心之所發耶？抑慕此以為名高，而必標此以自高異耶？吾有友人以清逸民自許，所與交，必前代遺臣或清之舊族。紓之性亦近之矣。（《星廬筆記》）
這話說得更肯定。而與林紓一道謁陵的梁鼎芬，也被時人目為「好名做偽」，遭到非議。
單從謁陵一舉便斷言其人「好名」，似嫌證據不足。林氏也以不曾「語及同鄉諸老」為己辯護。何況好名者並非一定為做偽之徒。本此，我們不妨稍稍翻閱一下林紓之集，擇數例略加分析：謁陵既是為一己之心，林紓卻又將數次謁陵詩公諸報端（載《公言報》），如若唯恐人不知，其間不無標榜之意。
為褒獎林紓以布衣身份甘為清遺民，溥儀曾賜他「煙雲供養」「貞不絕俗」等數幅字。林紓不僅「犬馬銜恩，九頓伏地，嗚咽不止」（《御書記》），如一般舊臣作感激涕零狀；而且最令他引以為榮的是：
一詩一記，都在「天子」與「處士」的霄壤雲泥之別上大做文章，以誇大清廢帝垂顧的殊榮，正好淋漓盡致地寫出了林紓心中的得意。
1916年6月，段祺瑞出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第四天，即屏去侍從，親至林紓家，邀其充任顧問。林紓身為清遺民，又認為「若段氏者，罪浮於袁賊，直首亂之人」（《答鄭孝胥書》），當然拒絕應聘。然而，內心深處，他也未嘗不感激段氏的知遇之恩。有《段上將屏從見枉，即席賦呈》一詩為證：
此詩亦曾發表於《公言報》。事後林紓儘管對人解釋為「虛與委蛇」，不過，段祺瑞透過雲霧江天，能夠發現他這顆與嚴子陵一樣的「客星」，使他有機會表現天子有所不臣，還是滿足了他的虛榮心。
段祺瑞在林紓眼中既為亂臣賊子，則其「智囊」、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本也應成為不受歡迎的人。不料，因徐氏好談桐城古文，見林紓必口稱「琴師」，作恭敬貌，林紓即欣然以「吾友」相稱，許其入弟子籍，不但出任其所辦正志學校之教務長，而且文字交往亦多。徐氏曾評點《古文辭類纂》，林紓為作序曰：「又錚長日旁午於軍書，乃能出其餘力以治此，可雲得儒將之風流矣。」徐氏又好舞文弄墨，嘗喜填詞。林紓既作《徐又錚填詞圖》贈之，又為其吹噓揄揚，恐「海內之名宿」未見其詞，不肯為圖題詠，「以餘圖為尋常酬應之作，故復為之記，以堅題者之信」（《徐又錚填詞圖記》），用心不可謂不周。只是「徐樹錚軍人幹政，時論不予；而紓稱為儒將，或者以莽大夫揚雄《劇秦美新》比之」（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未免有因好名而失節之嫌。
又有趙爾巽謀為林氏弟子之事，結果雖與徐樹錚不同，而性質相類。1921年，林紓七十壽誕，弟子們四處通告，向各界名流徵集祝壽詩文繪畫。清末歷任四川總督、東三省總督的趙爾巽，此時正任清史館總裁，也附庸風雅，致書轉達「請署弟子籍」。趙氏長林氏八歲，又為顯貴，如此屈尊就教，眾人於是「大驚」。林紓雖「謝卻之」，而心中實不能忘情，感激之下，便許其為知己。他曾作七律一首，詩題很長，詳記做壽及趙氏請為弟子的經過，末數句云：「昨日晤制軍（按：指趙），意頗怏怏。感賦一章，以謝知己。」詩曰：
「滑稽」云云不過是虛晃一槍，最令林紓又驚又喜、興奮不已的是，「前輩」居然翻願作「大兒」，對他如此禮重，難怪林紓要稱之為「藝林佳話」。收入《畏廬詩存》的這首詩在受寵若驚的基調外，也明顯透出炫耀之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迫使清帝退位，令林紓大為不滿，自述「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於餘心」（《〈畏廬詩存〉序》）。從忠於清室的立場看，林紓自應與革命黨人勢不兩立。然而又有例外。1909年即加入同盟會的林述慶是革命黨中的堅定分子。武昌起義後，他率部在鎮江響應，光復鎮江，被推為都督。江浙聯軍會攻南京，他以鎮軍司令身份，率軍首先進入南京。他反對與袁世凱議和，在宋教仁被刺後，又公開號召反袁復仇，其暴疾身亡便很可能系袁氏暗害。林述慶卒前數月，曾請受業林紓門下學古文。林紓也擯棄政見，「但論文不論時事」。林述慶死後，林紓又據其軍中日記，撰成長篇小說《金陵秋》，傳揚其事。而此種舉措，實起因於「將軍之禮我」。所說「野老不識貴人，將軍之來，何取於老朽」（《〈金陵秋〉緣起》），隱含著的仍是受到垂青的愉悅與舒服。
其他，像郭曾炘清末曾以禮部侍郎身份推薦林紓赴經濟特科試，林紓雖辭而不就，卻一直感念不已，作詩以「知己」相稱（《七十自壽詩》：「此事不惟知己感」）；梁鼎芬將其《畏廬文集》送置鎮江焦山，林紓也表示「餘不能止也」，「一事累儂真不淺」，而在不相干的題畫詩中偏又提起此事，並披露報刊、收入詩集，不免沾沾自喜。
綜上所述，林紓畢竟還是個無意從政的讀書人，他最看重的乃一己之名，政治派別的考慮倒在其次。因而，在矢志忠清的同時，他也不妨與禮賢下士、更朝迭代的達官貴人周旋，並非首鼠兩端，誠心做偽。
顧炎武
他與顧炎武到底不同。顧氏只作遺民不要時名，故曰：「能文不為文人，能講不為講師。吾見近日之為文人、為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與人書二十三》）有鑑於學者為名所累，被逼應試出仕，「常嘆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答李紫瀾書》）。有人勸其「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顧氏答曰：「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若曰必待人之強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與人書二十四》）而林、顧所以不同，或許是因為時代已經不同了。
林紓其實也知道自己的毛病，自題七十像讚即有「名為知止，而好名之心躍如」的句子。這話還說在鄭孝胥譏其「效顰顧怪，近於好名」之前一年。大約林紓只承認其肆力於文有「好名」的動機，而謁陵純屬「自盡其犬馬戀主之心而已」（《上陳太保書》），不含雜念。而據我們考知，「盡忠」與「好名」本不相妨礙。
孔子早有教誨：「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可見，「好名」並非為君子所不取，而恰是其美德之一種。不過要區分開「名」與「利」。古來盡有好名而不慕利的清介之士在，要名而不愛錢更是中國傳統知識者的本色。林紓的做法並未違背古道。只是他的成名之路與一般人不同，可謂「特立獨行」，難免受人責難。
古代有所謂「終南捷徑」，即以隱求名，養高名以得顯宦，故為人所鄙。林紓又不然。他既未仕清，且很早便不再參加科舉考試，絕意仕進。相比起來，他倒是很單純，只求名，不求宦，終南捷徑只走了一半，即名是目的，不是手段。而他求名與眾不同處，在「布衣驕人」，用他的詩句，是「傲骨原宜老布衣」（《七十自壽詩》）。王室公卿作清遺民，是所宜有事，順理成章；林紓則身為處士，本無君臣之分，偏不遵常道，做出謁陵等極顯其孤忠的舉動來。他又以一介儒生，與包括溥儀在內的顯貴來往，力圖平交王侯，感其知遇，而拒其徵聘，感其知己，而拒納其為弟子。凡此種種，其布衣身份適足以增重其名聲。古時「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林紓既不避居山林，真箇逃名世外，又不躋身官場，恐怕同流合汙，而是「今日王城成小隱，修篁影裡掩柴扉」（《七十自壽詩》），在名利之藪中「心遠地自偏」，卻又可以名動京師。
好名本無可非議，林紓真心誠意求名也可見其天真。只是這種事一般說來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做得太露，求名之心太切，就要為人所忌。林紓便吃了這個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