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以關注全民精神健康，支持和參與抑鬱症防治工作的社會氛圍。
毫無疑問，提出針對抑鬱症的防治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的估算，全世界患有抑鬱症的人群在2005到2015年激增了18.4%，達到逾3.2億。在中國則約有5400萬人患有抑鬱症。
另外，許多研究表明，抑鬱症患者的死亡率都高於一般人群。較高的死亡率並不僅僅由自殺所導致，還與抑鬱症可能引發或加重其他疾病相關。
《方案》中規定了具體的抑鬱症防治和治療率的指標。同時還要求對重點人群加大幹預力度，包括青少年、孕產婦、老年人、高壓職業人群。
高中和高校被要求將抑鬱症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孕產期抑鬱篩查也將納入常規孕檢和產後訪視流程；並且，社區需為老人開展精神健康篩查。
儘管這些目標和措施看起來非常積極，但細節還未落實，已經有許多人擔心這些「好心」的措施反而可能轉化為危害。
例如，對學校、單位和個人的抑鬱症篩查，是否會影響到升學和工作的機會？如今，連年齡超過35歲或者懷孕都可能直接成為被公司降薪甚至開除的原因，更何況是抑鬱症呢？
從目前的宣傳來看，這些政策似乎把抑鬱症當成骨折一樣的問題，好像只要找出患有抑鬱症的個人，然後通過針對個人的治療就可以把問題解決大半了。
可是，結合目前的前沿研究以及歐美國家走過的彎路來看，把抑鬱症當成個人疾病，依賴針對個人的藥物和心理治療，是無法達到降低抑鬱症發病率和風險的。
抗抑鬱藥是唯一的解藥嗎
目前，對抑鬱症最主流的一種認識是把它看成腦內化學物質失衡。北京協和醫院心理醫學科主任魏鏡在央視《開講啦》的關於抑鬱症專題演講中說道，治療抑鬱症的「心藥」是藥物加非藥物，但「心藥」首先是藥物。
在全球抗抑鬱藥物使用第一名的美國，2011年~2014年間，有12.7%的12歲以上的人在過去一個月中曾服用過抗抑鬱藥物，與1999年~2002年相比增加了65% 。
數據來源：OECD&CDC；圖片整合：INSIDER
由於今年的新冠疫情給人們生活工作帶來的各種壓力，有報告預測全球抗抑鬱藥物的市場將從2019年的143億美金增長到286億美金。
如此的增長速度足以說明人們對抗抑鬱藥的信任和依賴，但是，抗抑鬱藥真的是抑鬱症的解藥嗎？
過去20多年，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抗抑鬱藥物只對非常嚴重的抑鬱症患者顯示出了一定效果，而對其他的患者來說，這些藥的作用並無異於安慰劑。
也就是說，對許多患者來說，吃的是藥還是糖片都無所謂，只要讓他們認為自己吃藥了，症狀就會有所改善。
雖然也有研究表明，抗抑鬱藥物的效果在短期內都是比安慰劑更有效的，但綜合各種證據來看，抗抑鬱藥對抑鬱症的治療也許有一定的效果，只不過這效果卻不一定是因為它治療了大腦的化學失衡。
無論出於什麼機制，對許多患者來說，藥物確實可以在患者情緒最黑暗、最無助的時候，成為拉住他們不滑向無盡的深淵的一隻手，但同時，抗抑鬱症藥物卻遠遠達不到治癒抑鬱症的效果。
於是，我們需要思考和警惕的是，為什麼一方面學界對抗抑鬱藥物有效性和必要性的質疑越來越多，但另一方面，抗抑鬱藥物的使用卻在飛速增長？
其實市場早已預測中國很快會成為取代美國的最大抗抑鬱藥市場。只是，這並不一定代表我們有更多的人得抑鬱症，而是在心理學專業從業人員和社會資源極度短缺的情況下，要達到「治療率」的指標，除了依賴開藥，似乎沒有更多方法。
用一頭牛抗抑鬱
把抑鬱症看成是大腦的化學失衡，並且認為只要治療功能障礙的大腦就可以治癒抑鬱症的治療模式，雖然在歐美相當主流，但效果卻相當不盡如人意。
Johann Hari是一名成功的科普作家，同時也是長期的抑鬱症患者。
作為一名出生於英國中產家庭的白人，即使工作和生活看起來都不錯，但他從青少年時期起就備受抑鬱症折磨，十幾年來都一直服用抗抑鬱藥。然而他發現，藥物並不能讓他免於負面情緒的掙扎。
為了了解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他開始與全世界的各種頂尖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家對話，並把他自己作為患者和經歷和了解到的最前沿的科學證據寫成了一本書——《Lost Connections: Uncovering the Real Causes of Depression – and the Unexpected Solutions》。
Johann Hari 《This could be why you're depressed or anxious》Ted Talk
Johann Hari在書中分享了許多個改變他對抑鬱症認識的故事，其中一個來自於關於柬埔寨農夫和牛的故事：
一名種植大米的農夫，在田間工作的時候被美軍遺留的炸藥炸飛了一條腿。雖然他裝上了假肢，也可以自由活動了，但回家之後他就表現出了典型的抑鬱症狀——長期以淚洗面，感到絕望，不僅無法種田，甚至無法正常起床生活。
在並不知道什麼是抑鬱症和抑鬱藥的情況下，當地人去看了農夫的生活環境之後，送給了他一頭牛，並且很神奇地，這頭牛在幾個月讓農夫所有的抑鬱的症狀都消失了。
這看似神奇，背後的道理卻很淺顯。牛之所以可以治好農夫的抑鬱症，是因為它真正解決了農夫每天以淚洗面的原因——受於身體的限制和這片田給他帶來的心理創傷和恐懼，繼續下地種田對他來說都太痛苦了。
而村子送他一頭牛，讓他可以靠製作奶製品生活，通過新的生活方式重新看見自己的能力和價值。
這個看起來並不能算作是「科學證據」的故事，卻體現了現在許多科學研究對抑鬱症的認知盲點。
農夫的抑鬱並不是他的大腦出了問題，也不光是因為他失去了一條腿，更不是因為他懶惰或者心態不夠積極，而是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他生活的環境無法再滿足他的身心需求，那麼他很難不感到無助、痛苦和絕望。
正如Johann Hari在書中寫到的，抑鬱症確實與大腦功能障礙相關，但大腦的障礙是「果」，而不是「因」——生活在無法滿足我們身心基本需求的環境中，才是抑鬱症的根本原因。
抑鬱症是信號
儘管人們總是把大腦的改變稱為具有消極意味的「病變」，但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大腦時時刻刻都在根據我們的生命經驗而改變，而這些改變恰恰是一種對個體經歷的正常、自然的適應，而非「病變」。
就好比人吃壞了東西會拉肚子一樣，雖然看起來是生病了，但實際上這是對吃壞東西的正常反應。它一方面排除有害的物質，一方面也是身體發出的重要警惕信號，讓我們遠離那些變質、有毒的食物。
正如那位農夫的經歷，如果他繼續去那個差點殺死他的土地上做著自己無法再勝任的種植工作，那才是真正危險的事情。
所以，抑鬱症並不是大腦本身病了，而是大腦在發出信號告訴我們生活環境出問題了。
就連基因研究也同樣指向環境對於抑鬱症的重要性：雖然有科學家發現有5-HTT基因與抑鬱症相關，但並不是每個有這個基因的人都會患上抑鬱症。因為基因所攜帶的信息會根據生活環境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表達，從而塑造不同的體型、人格和大腦。
這個環境，可以粗略地分為我們每個人工作生活中不同的 「小環境」，以及一代代人共同經歷的社會「大環境」。
我們最常聽見的是作為「小環境」的日常生活中的重大變故或創傷會誘發抑鬱症。特別是童年的經歷過性虐待、肢體虐待、被忽略、目睹家暴等的個人，在成年會比其他人有高出3倍的可能患上長期抑鬱症。
從大腦發育的角度來說，創傷對孩子大腦的影響會比對成年人大腦更大，因為年紀越小，大腦的發育變化的速度就越快，就越容易被周圍環境影響。
從心理髮育的角度來說，孩子越小則越需要依賴周圍的人來調節自己的情緒。
然而，大部分的兒童虐待施暴者都是家長或者與孩子非常親近的成年人，那麼孩子的恐懼、痛苦、無助的情緒就很難得到安撫和緩解，從而影響他們性格發展和情緒調節能力。
上周在武漢又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初中生跳樓事件。雖然我們並不知道跳樓的男孩是否患有抑鬱症，但抑鬱症和自殺行為在青少年中確實越來越常見。
有些人認為孩子心理太脆弱，太衝動。但想像一下，他的家人可以在學校公開打罵他，那麼他在家庭這樣的封閉環境中又會怎樣被對待？
表面上看，孩子是因為一件小事被家長打了之後決定去死，但也許他的縱身一躍只是想要逃離那個讓他窒息的環境而已。
但凡存在另一個可以讓他暢快呼吸的環境，相信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奔向那個地方，而不是通過轉身跳下那棟樓來逃離。
就像氣溫太高了，機器會自動關機一樣，當生活的環境太過窒息卻無處逃避的時候，我們的大腦和身體會成為最後的屏障，讓我們從現實中抽離，保護自己不要再去參與那樣的生活。
顯然，我們不能忽視抑鬱症所指向的社會問題。如果不改變生活環境，只「修理」大腦發出的警告信號，這樣的治療方法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消極治療。
有毒的水裡怎麼做健康的魚
我們明明生活在太平盛世般的大環境裡，抑鬱症人數卻節節攀升，恐怕是這個和平時代最大的諷刺了。
在現代發展神話的鼓吹下，人們已經習慣把先進的物質生活等同於生活的全部追求。
但實際上，科技和金錢只是搭建了個漂亮的殼子。在追趕高效率、多產量的生活循環中，人們越來越容易把忽視心靈需求作為代價，鞭撻著自己全速前進。
其實與祖先們相比，人類真正的生存需求並沒有發生根本上的改變。我們需要的並不是20分鐘就到的外賣，也不是800億像素的手機，更不是穿不完的衣服和鞋子，而是如Johann Hari在書中寫到的——連結。
我們需要與自身的連結，讓我們可以感受到自己真實的喜怒哀樂的能力，而不是用刺激欲望來麻痺一切我們不喜歡的情緒。
我們需要與他人有情感上的連結，讓我們有免於孤獨、不怕被拋棄的安全感，讓我們在脆弱的時候有可以躲避的港灣。
我們需要與工作和社會的連結，讓我們覺得自己的付出是有意義、被尊重的，而不只是一顆在公司可有可無的螺絲，在社會上可割可棄的韭菜。
我們還需要人與大自然的連結，讓我們可以感受到作為人類，並不是孤獨的萬物之靈，而是依賴大自然為生，是地球四季，生命循環的一部分。
但是現在的社會卻總以發展之名，不斷地忽略，甚至拋棄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最後回過頭來質問，你怎麼就病了？
我們必須在抑鬱症現象中找到環境問題，並改善、整治它。
比如，這次的《方案》中說到要重點關注孕婦的抑鬱情況，我們就該發問，為什麼生育會令婦女感到如此焦慮？是生產過程太痛苦，產後育兒責任太重，還是存在針對孕婦和母親的招聘歧視？
《方案》還提到要針對「高危」工作的職工進行篩查和治療，但是如果一名員工常年身陷996工作制，35歲不進入管理層就面臨失業，拼命賺錢甚至連買房的資格和首付都湊不齊，他們又該如何治療抑鬱症？
更重要的是，治好了之後呢？繼續努力地為公司奮鬥加班，還永遠還不完的房貸，積極地喪偶式育兒嗎？
無論我們如何努力改變自己，也不可能在汙水橫流的池塘裡做一條沒有病的魚。
如果未來所有的抑鬱症防治政策都只針對個人，而忽略我們賴以生存的大環境，那麼不久我們都將成為靠藥物來偽裝快樂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