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東徵日本史《大汗之怒》閱讀札記
如果單純從一件事情來看，很多歷史事件都是偶然。如果分析一段歷史，你會發現又是一種必然。改變歷史的偶然因素很多，天氣因素是其中之一，所以就有「天氣改變歷史」的說法。
忽必烈東徵日本因為風暴翻船，似乎是「天氣改變歷史」的一個案例。我過去也這樣認為。直到讀完元朝徵伐日本歷史的《大汗之怒》，讓我覺得並非如此。海上風暴是偶然，人為因素卻是導致忽必烈東徵日本失敗的必然。
魯迅先生回憶，晚清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因為恨日本，便神往於大元」，常常太息流涕：「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他們說的，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發動的兩次東徵日本之役。所謂「天幸」，自然就是那場讓無數東徵日本的元朝官兵葬身海底的「神風」吧。
今天看來，這些晚清留日的中國學生還真有些阿Q精神，真把忽必烈當成自己的老祖宗了。
有人可能要問，元朝當時還與南宋在神州大地上對峙，為何急於出兵日本？這個問題很簡單，就像忽必烈出兵南宋、佔城、安南、緬國、爪哇、高麗一樣，都是蒙古帝國本性使然。這些國家後來多數成為明太祖在《祖訓》裡諄諄囑咐後世子孫不準瞎碰的「不徵之國」。
忽必烈要徵服日本，他面對的是怎樣的對手？
忽必烈的對手，就是鎌倉時代的日本。在這個時代，日本的政治權力樞紐，已經不在那些天皇，以及退了位、出了家還眷戀著權勢的上皇、法皇，或者平安京（京都）的眾公卿、殿上人手裡，而是在鎌倉幕府的執權手裡。
幕府這個詞是中國的舶來品，在日本指近衛大將軍的營陣之府。1192年，後鳥天皇任命東國武士集團首領源賴朝出作「徵夷大將軍」，源氏設在鎌倉的政治機構改稱幕府。這是個名義上擁戴天皇，實際由武士集團掌握實權的政權。
到了忽必烈時代，鎌倉幕府的大將軍也已近似傀儡，最高權力旁落到外戚北條家族手中。1271年（元朝至元八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八年），日本當時真正的實權人物，是鎌倉幕府的第八代執權，年方二十的北條時宗。
應該說，元朝進攻日本取勝的機會不少。日本被動應戰，開始參戰的也不是鎌倉幕府最得力的軍隊。尤其是，北條時宗面對大敵當前，也在搞攘外與安內，藉機剷除異己分子。北條時宗搶先下手除掉了他的政敵，也是他同父異母的長兄北條時輔。我們東鄰日本鎌倉時代的這個做法，有點類似於我們當代的北鄰，那個姓金的同父異母的長兄。看來，歷史還在重演。
這樣好的天賜良機，忽必烈委派的將帥們卻沒有把握住。相反，一場本來就應該有應對預案的風暴，就將元朝東徵軍打得稀裡譁啦。
讀完這本書，我感慨最深的就是，忽必烈東徵日本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天氣，而是用人失誤。天氣是客觀原因，用人才是主觀因素。優秀的將領和統帥可以選擇適當的時機，從而避開不利的天氣等客觀因素。相反，平庸無能之輩統率三軍，再好的機遇也把握不住，而機會往往稍縱即逝。所以說改變歷史的不是天氣。
忽必烈委以徵服日本大計的，就是這樣一些世襲軍職的平庸之輩。和中統、至元之間的那些真正的名將相比，勉強夠得上三流水準。即使這樣，元朝東徵軍的裝備優於日本，所以第一次進攻日本時，仍然是一路摧城拔寨，攻佔了日本對馬島、壹岐島，殺入博多灣。本來可以乘勝追擊，卻停下來休整十天，錯失良機。後來遇到一場風暴，受到一點點損失，正好給了這些平庸之輩一個撤退的理由。
八年之後，忽必烈派軍隊第二次東徵日本。元朝計劃兵分兩路，一路稱為「蒙麗漢軍」，約4萬人，一路稱為「蠻軍」，約10萬人，先後從高麗的中國江南的港口出發，合擊日本。這兩路大軍就是東路軍和江南軍。「蒙麗漢軍」，顧名思義就是蒙古人、朝鮮人和北方的漢人組成的嫡系軍隊。而江南軍，則以南宋降將為主，其統帥范文虎胸無大志、貪權好色、無德無才。兩支隊伍的一幹將帥齟齬猜忌、相互掣肘，即使沒有颱風，也難取勝。最可恥的是，他們這些無能主帥，戰敗後仍然完整的回到了元大都。
因此，日本最後對待投降的東徵軍都有區別。凡是北方來的蒙古人、高麗人和漢人，統統斬首；南宋的新附軍，也就是江南軍，被稱為「唐人」，似乎得到「優待」，免死為奴。
元軍覆滅，既有天災，更有人禍。第一次東徵軍的艦船有不少是由業餘工匠匆匆忙忙趕修下水的，極易破損。第二次東徵中，江南軍乘坐的3500艘戰船，雖然號稱是「人類史上最大的艦隊」，卻多數是從南宋俘虜、接收的。有些倉促改造一番就出海的河船灑船，在長江流域還行，到了日本海遇到「神風」自然就慘不忍睹。
兩次東徵，第一次可以說打了個平手，各稱己勝。第二次也不是全軍覆滅，東徵艦隊所處錨地不同，受損不同，命運各異。停泊在3號錨地平戶島的艦隊，因為留守長官張禧長期主管元朝水軍，經驗豐富，要求各艦之間「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居然完好無損。
我們觀看有關抗日戰爭的電視劇和電影，有些通用的情節印象很深刻。一個是日本軍人很有骨氣，即使打敗了絕不投降，也要剖腹自殺；二是太多的中國人沒氣節無血性，每個地方都有那麼多人當偽軍和漢奸；三是日本人很早就到中國刺探情報，我們卻對日本一無所知。
真是這樣嗎？並非如此。元軍第一次進攻日本時，忽必烈的軍事情報機器全速運轉，為東徵軍搜集情報。這個搜集情報、繪製軍用地圖的任務，由元朝樞密院下屬的參謀軍官執行。他們渠道很多，包括日本人奸細。1271年，就有「日本通事」主動要求給元朝大軍充當嚮導：「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徜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徵，則願為嚮導。」（《元史日本傳》）
說到「天氣改變歷史」，我想起2004年，我在擔任《中國空軍》雜誌記者期間，曾就軍事氣象問題採訪兩位院士，他們的解答讓我懂得了氣象對於順利完成軍事任務的極端重要性。
採訪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防科技大學副校長盧錫城少將時，他告訴我說，惡劣天氣條件直接影響高技術武器的性能發揮。科索沃戰爭中，北約出動飛機3.5萬架次，因為天氣原因，只有1萬多架次的飛機實施了攻擊。因此，氣象信息是未來高技術戰爭的重要戰場環境信息，未來高技術戰爭對準確氣象信息的及時獲取和服務需求越來越迫切，要求越來越高。
採訪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國雄教授時，他說自己從小就喜歡氣象學。抗美援朝戰爭時，他還在上小學。1951年11月6日報導說，志願軍空軍轟炸大和島敵軍指揮部時，巧妙利用了天氣。那天敵軍空軍基地駐地天氣很壞，而我們志願軍空軍基地駐地氣象條件很好，他們的飛機起不來，而我們的飛機就起來徹底把敵人幹掉了。這是我們空軍成功利用氣象作戰的例子。
兩位院士的舉例說明，從古至今的戰爭中，天氣可以決定戰爭勝負，但是並非絕對，更不能改變歷史。智者利用天氣，愚者被天氣所用。
（2021年1月16日星期六，記於北京東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