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繼續閱讀《我的前半生》。
昨天我們讀到，溥儀為了自己的私慾，徹底失去了自己的骨氣，拜服於日本人，開始了偽滿的十四年曆程。
登極之後的溥儀，是否能夠開始獨自執政，又是否能夠得到日本人真正的尊重呢？
讓我們開啟第七部分的閱讀：是羊也是狼。
飄飄然
舉行過登極典禮之後，日本天皇派來了他的弟弟為代表，前來祝賀，並且給了我日本大勳位菊花頸飾和菊花大綬章，給了婉容一個寶冠章。
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難移」，日本人的這些舉動，又讓我飄飄然，忘乎所以，如果這是我的情緒的起點，那麼，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拜天皇時，則是到了高漲的頂點，也是我的美夢最濃的時刻。
在這個美夢裡，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輩，認為開始「時來運轉」了。
其實，這次訪日，全是關東軍安排出來的。他們說，為了答謝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宮來的對我「即位」的祝賀，也是為了對「日滿親善」的躬親示範，需要這樣辦一辦。
記得我在這次暈頭轉向、受寵若驚的航程中，寫下了一手諂媚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萬裡遠航。
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到了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我，為我設宴，然後又是向我住所回拜。
▲ 溥儀夫婦和日本軍官合影
我接見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他們的祝賀，同裕仁一起檢閱了軍隊。我還跑到他的家廟「明治神宮」去參拜，給他父親「大正」上墳。又到裕仁母親那裡，獻獻殷勤。
日本報紙曾報導過，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攙扶了日本皇太后，這和我在長春宮內府中，攙我父親上臺階一樣的心情。
其實，我從來沒有攙扶過自己的父親，如果問到我攙扶裕仁的母親的心情，坦白說，那純粹是為了巴結。
最後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車站向我送別，總而言之，日本皇室這次對我的招待，使我頭腦更加發熱，感到自從當了皇帝之後，連空氣都變了味。
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個邏輯：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
被架空
在這種飄飄然中，我回到長春，我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長春所有簡任職以上的官吏，無論中國人日本人全都召來，聽我訓話，發表訪日感想。
最後我說：「為了日滿親善，我一定拼命去幹……如果有不忠於滿州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
不料這些話講過之後，「大臣」們單獨來見我的，越來越少，除了日本規定的「上奏」和行禮之外，我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從此之後，我除了和關東軍指定的人見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會見任何人，我既無人可見，也無公可辦。
▲ 《末代皇帝》劇照
最重要的是，一個過去有事才來，無事不來的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有了一個「帝室御用掛」的新官銜，成了每天有事無事必到的關東軍代表，我的一切舉動都必須在他的指導下進行。
有的書上說，吉岡和我的關係親密，這話也許是根據我對他言聽計從，向來不敢反抗而說的。
這也是實情，原因是我怕關東軍懷疑我，而關東軍是靠吉岡來了解我的。
我應付他頻繁來見我的辦法，就是只要一聽說他到，就立即接見，盡力減少他等候的時間，免他起疑心。
後來，我每次和他見過面後，總是提心弔膽，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當他一走，我必拿出銅錢來算一卦，算算這次見面給我帶來的是吉是兇。
在狼面前是羊
經過十四年奴隸生活的東北人民，都在我「裁可」的鎮壓人民的偽滿州法令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災難，家家都有一本血淚帳。
起初，日本人根據這些法令製造出的慘案，我還聽不到，因為鄭孝胥、張景惠向來對我不談這些，關東軍司令和我的御用吉岡更絕口不提。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戰爭前夕，情況發生了變化，日本關東軍不但不想再瞞我，而且有時還有意叫我知道一下。
隨之而來的，是日本人加強對我的監視，我也感覺到越來越恐懼。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院裡打打網球，走到院子，就看到迎門牆上有一行粉筆寫的字：「日本人的氣，還沒受夠嗎？」
▲ 溥儀
這行粉筆字，讓我更加恐懼，我怕日本人發現後，不分青紅皂白地在我這內廷來一個「大檢舉」，那不定會鬧成什麼樣子。
我還怕有人對我不利，他能在大庭廣眾下寫字，就不敢殺我嗎？
在種種事件後，我的神經變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進一步的變化。
在我心頭的天平上，一邊放的是虛假的尊嚴，一頭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來越下沉，虛偽的尊嚴——皇帝的寶座、稱呼等，越來越不值錢。
我最後終於給自己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由誠可貴，面子價更高，若為性命故，二者皆可拋。
一九四五年，東北人民經過十幾年的搜刮，已經陷入衣不蔽體、食無粒米的境地，這時，為了慰問日本，又進行了一次搜刮，擠出食鹽三千擔，大米三十萬噸，送到日本去。
本來這次打算讓我親自送去，我心裡怕得要死，因為日本已經開始遭受空襲，我很怕在日本遇見炸彈。
我不敢流露出自己不想去的意思，只得推說：「值此局勢之下，北方鎮護重任，十分重大，我豈可在這時離開國土一步？」
最後關東軍同意，派一個慰問大使就可以了，於是，張景惠又輪上了這個差事，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在羊面前是狼
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隨便外出走走，不能找個「大臣」談談，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八個字就可以概括，即：打罵、算卦、吃藥、害怕。
這四樣東西是相互有著關聯的，隨著日本崩潰跡象越來越明顯，我也是越來越恐怖，我害怕日本在垮臺之前，殺我滅口。
在這種心理下，我對外是越加積極看日本人的臉色，諂媚逢迎，對內則是脾氣越加暴躁，動輒對家人傭人打罵。
同時，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發展，終日吃素念經，佔卜打卦，求佛神保佑。
在這種精神不寧和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下，本來就糟蹋壞的身體，越發虛弱。
▲ 溥儀
總而言之，這四樣東西，構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癲癲的生活。
在偽滿，我在狼的面前是羊，在羊的面前卻是只狼。
我的打罵對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幾乎包括家裡的一切人。
至於每次打人的原因，除了能說明我的蠻橫、狂妄暴虐和喜怒無常之外，實在不能說明別的問題。
因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藥成癖，給我的家人和僕人不少罪受，我嗜藥不但是吃，還包括收藏，中藥有藥庫，西藥有藥房。
虛弱的身體，加上緊張的心情，讓我那時總感覺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國人、我的虛弱，都在要我的命，這成了我那時思索一切問題的核心。
「後」與「妃」的命運
我先後有過四個妻子，按當時的說法，就是一個皇后，一個妃，兩個貴人。
如果從實質上說，她們誰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沒有一個妻子，我有的只是擺設，為了解決不同問題的擺設。
雖然她們每人的具體遭遇不同，但她們都是同一個制度的犧牲品。
在很長時期內受到我冷淡以及惱恨的婉容，她的經歷也許是現代新中國的青年不能理解的。
我後來常想，她如果在天津時，能像文繡那樣和我離了婚，很可能不會有私通的行為與吸鴉片的嗜好，更不會有那樣的結局。
一九三七年，為了表示對婉容的懲罰，也為了作為「皇帝」必不可少的擺設而新選的犧牲品——譚玉齡，經北京一個親戚的介紹，成了我的新「貴人」。
▲ 譚玉齡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個初中學生，和我結婚時17歲，她也是一名掛名的妻子，被我像一隻鳥兒似的養在「宮」裡，一直養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的死因，對我至今還是一個謎，如果我的疑心屬實的話，她還是雙層的犧牲品。
不久之後，在關東軍的強硬態度下，我又選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她在後來被稱作「福貴人」，也就是第四名犧牲品。
我很清楚，日本人這麼著急為我「選妃」，也不過就是想在我身邊安插一個眼線，所以，我推三推四，才選了這樣一個年齡小、好對付的。
結語
今天我們讀到，日本人架空溥儀的目的，已經昭然若揭，溥儀在經歷種種之後，也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他害怕死，所以諂媚行事，他丟掉了自尊，也給東北人民帶去了苦難。
國內局勢將迎來變化，溥儀的生活又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讓我們期待明天的內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