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收視率為平日3倍以上、網絡總播放量突破5600萬、單集最高播放量85萬、單條最高播放量732萬、2萬條網友跟貼評論——這是紀錄片《大後方》交上的成績單。
《大後方》由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文化委員會、重慶廣播電視集團、重慶廣電紀實傳媒、中央電視臺聯合出品，是一部還原「大後方」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重要貢獻的紀錄片，共12集，每集50分鐘，耗資逾1000萬元，歷時3年製作而成。
8月31日，《大後方》在重慶衛視、重慶電視臺科教頻道首播，首播當日重慶臺科教頻道收視份額4.51，最高收視率為平日3倍以上；9月16日，《大後方》登陸騰訊視頻，每天3集連播，兩天之內新增點擊量突破1000萬次，並以每天200萬的速度上漲。截至目前，騰訊視頻《大後方》專區總點擊量已超5600萬次。
觸摸歷史以「人」為本
「內斂、深沉」「有誠意」「視點新穎」……觀眾在騰訊《大後方》專區留言寫下觀感，表達自己對這部紀錄片的喜愛。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據統計，相關題材抗戰紀錄片達上千部（集）。」徐蓓表示，「如何從海量作品中脫穎而出贏得觀眾的關注，這是個挑戰，也是創作的樂趣所在。」
「唯一一部把目光從戰場移向廣袤的後方，從戰士移向支撐抗戰的四萬萬民眾的紀錄片，由此展現一個立體的、全方位的抗日戰爭。」這就是《大後方》最終要講的故事，也正是這個定位讓它看起來與眾不同，格外吸引眼球。
《大後方》總製片人、總導演徐蓓表示，之所以鎖定「大後方」，是因為「大後方」是前線的糧倉，是為前線造槍造炮的地方，也是送兵上前線作戰的地方。把「大後方」中的各色人等：中國人、日本人，統帥、士兵、實業家、農民、小販，當作一個個「人」去描述，而不是事先冠以「英雄」「敵人」「友人」之類的角色，「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更真實地反映他們在戰爭中的奮鬥、忍耐、糾結、矛盾；才可能找到一些新的角度，去講述這一段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的歷史；才可能為這部作品、為『大後方』這段歷史贏得尊重。」
「現代戰爭既是物的較量，更是人的較量。因此出現在鏡頭中的，更多是勞作于田間的農民、手工打造轟炸機機場和滇緬公路的民工、製造槍炮的工人、救護傷員的醫生、搶運物資的華僑機工、運輸油料的船工、戰時苦中求樂的百姓等等，正是由他們，支撐了抗戰的勝利。」《大後方》總導演曾磊補充道。
「大後方」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地理概念。要把這個地理概念轉化為一部紀錄片，需要一個載體，那就是人物。但用人物來結構紀錄片不是新手法。因此，與傳統紀錄片中人物之間多採用的並列關係不同，《大後方》對人物進行縱向挖掘，每集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和「群眾角色」構成。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還原人物，片中大量引用了當時的書信、報紙、隨筆，配以專業人士的誦讀，將70多年前的戰爭場景真真實實推近到觀眾眼前，讓觀看者有「撫摸歷史」的感覺。
「最有料」的紀錄片
在許多觀眾看來，《大後方》是一部非常有料的紀錄片。「這是一部『洗劫』了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美國國家檔案館的紀錄片。」雖是玩笑話，但卻不為過。
支撐紀錄片血肉的是一手素材。「抗戰期間的影像資料本來就極少，關於後方的資料更難尋覓。」徐蓓坦言在最初接到項目時，可謂是「史料零積累」。「最初的打算是在國內尋找影像素材，但高昂的售價把我們徹底嚇退。正當迷茫之際，從業內人士處獲悉美國國家檔案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有大量我們需要的素材，價格是可以承受的。」
經過周全的準備，走進美國國家檔案館，《大後方》的工作人員還是傻了眼：長7米、高近3米左右的電動立櫃一共擺放了20多列，從進門處開始向房間的盡頭延伸；幾十盒紙本目錄，只能純手工翻看。經過耐心地反覆挑選，截至2015年7月，通過美國國家檔案館共向《大後方》輸送了270多部活動影像。
正是在這樣的不懈努力下，《大後方》共搜集歷史視頻素材830餘部，時長約276小時，其中獨家素材27部，包括淞滬抗戰、滇緬輸油管道、滇緬公路運輸、民間生活紀實等珍稀資料，這些內容都是首次亮相中國螢屏。
《大後方》總撰稿、總策劃周勇介紹，「在為期3年的拍攝期裡，攝製組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資料採集上，除中國大陸外，足跡遍布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以及美國、英國、日本等地，從機構和個人手裡搜尋素材。包括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和國會圖書館『打撈』出的大量珍貴影像和圖片素材，赴臺灣中央研究院調取歷史人物稀有錄音資料，赴香港找尋拍攝宋慶齡在保盟會的工作舊址等。」
《大後方》的「有料」不僅體現在一手素材上，還體現在專家學者以及歷史親歷者的覆蓋層面。「為了從歷史的縱深和全球的視野挖掘『大後方』，保證立論和史料的有據與權威。攝製組總共採訪了歷史親歷者和學者等97人，幾乎囊括了國際國內一流的抗戰史專家。」出現在《大後方》受訪名單裡的是一個堪稱「豪華」的學者陣容：原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院士艾倫·麥克法蘭，牛津大學中國抗日戰爭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日本軍事評論家前田哲男，以及兩岸著名歷史學者齊錫生、楊天石、陳永發、劉士永等。
「具有國際視野、實現國際化是在《大後方》項目啟動之初就定下的目標，通過大量運用海外素材，採訪在國際上具有極高威望的專家學者，《大後方》有望走進西方主流社會。」周勇表示。
「網際網路思維」推廣
好內容離不開好推廣，「突破傳統紀錄片的思路，《大後方》在推廣方面花了很多心思。」徐蓓表示，「我做紀錄片已經有20多年，隨著新媒體的崛起，紀錄片想發展壯大必須藉助新媒體的力量進行宣傳推廣。」
《大後方》與歷史傳播平臺「新歷史合作社」展開全面推廣合作。除了傳統宣傳片，通過「新歷史合作社」在平面媒體方面的優勢資源，雙方很早便制定出適合不同時間點的推廣方案。同時，相關推廣內容也在微博、微信等客戶端露出，始終與網友保持密切互動。
此外，與其他紀錄片多採用的全網覆蓋不同，《大後方》只選擇與騰訊視頻合作，形式為深度綁定。「在內容方面，我們盡最大努力配合騰訊視頻的推廣工作，大部分宣傳片、短視頻都由我們團隊親自製作，因為我們是最了解作品氣質的人，只有這樣雙方才能實現價值最大化、效果最佳化。」
「九·一八」之夜，騰訊視頻推出《大後方》第五集《霧都風雲際會》，同時騰訊「玫瑰直播間」裡，徐蓓、曾磊，以及文史學者薩蘇與170萬名騰訊網友同聊《大後方》，創造了24小時440萬點擊增量的成績，這對於一部抗戰題材的紀錄片來說實屬不易。
在徐蓓看來，《大後方》不止是一部紀錄片，更是《大後方》主題下展開的系列產品。「除12集正片外，我們還剪輯了86條獨立短視頻，其中由獨家抗戰素材精剪而成的3分鐘珍稀視頻，受到大批網友追捧，如7月6日上線的《日本侵華前的美麗中國》以732萬次播放量成為點擊冠軍。」同時，12月4日，《大後方》將於央視九套晚上「八點檔」重播，基於該紀錄片推出的相關圖書也將在本月出版。
對話主創：首次將視角對準「大後方」
《綜藝報》：創作《大後方》的主旨是什麼？
周勇（總撰稿、總策劃）：紀錄片《大後方》的創作，本質上是一個還原的工作。「還原」有兩個層面的意思。其一，是還原「大後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貢獻、地位和作用；其二，是將「抗日戰爭」還原到它的本質：一場現代戰爭，我們是在講述一場現代戰爭的故事。
《綜藝報》：作為獻禮劇，紀錄片《大後方》最大的突破是什麼？
周勇：最大的突破是首次將視角對準大後方、對準人民。同時，還要努力突破以前「國共對立」的戰場思維範式，樹立「國家民族利益和國家民族立場」的文化思維範式，從現代戰爭自身的邏輯及特徵來思考大後方的歷史。不要輕看我們需要付出的努力，需要突破的不僅是學術研究範式，更有思維範式。過程中會一不留神就踏入某個觀點的誤區，會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從小培養起來的情緒、思維和語態，把戰爭簡單化，臉譜化。
《綜藝報》：歷史紀錄片最大的魅力在於能用當時的影像，講述當時的歷史。《大後方》在影像表達方面做了哪些嘗試？
徐蓓（總製片人、總導演）：抗戰時期中國的影像留存並不豐富，但也基本讓我們可以盡力去做一部比較「純正」的歷史紀錄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尋找和挖掘」史實和相關影像，是最考驗《大後方》編導功力的地方，一旦做到位，也是本片最成功、最有特點的地方。
這裡的「影像」是廣義的，包括新聞影片、電影、照片、報刊、漫畫、家書、日記等等。當然，用歷史資料講故事，絕不等於放棄影像創新和豐富化的努力。如何使用當下的視頻技術，讓那些平面的資料立體起來、活動起來，讓整體呈現一致的風格和美學上的水準，這都需要我們在製作中不斷努力。重點的場景要有「時間的重量」，即一天中的不同時間、一年中的不同季節，都要拍到。我們會根據預先的設計，對部分場景使用飛行器進行航拍。
《綜藝報》：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現受訪者的鮮活度？
曾磊（總導演）：採訪儘量在各地以集中拍攝方式進行，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拍攝效率。同時，使用雙機位拍攝，當事人在講述的那一瞬間，眼神、手勢、微笑或者嘆息，都有豐富的信息量，本身就是敘述的一部分。
【2015《綜藝》年度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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