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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祝勇
我是在中日關係持續緊張的宏大敘事下抵達東京的。出發前有人提醒，這個時候還去日本，當心點。我笑言，權當是深入敵後吧。
中央電視臺的朋友還說，在日本拍攝，不止一次被抓到警察局，原因是沒有拍攝許可，人家抓你。我們此行目的是拍攝26集大型歷史紀錄片《歷史的拐點》，其中有六集的《甲午戰爭》，不去日本不行，但去了也麻煩，因為我們的確沒有申請拍攝許可。
出發前，我看日本「70後」學者與那霸潤的新書《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千年史》。封面上「文明衝突」這四個字，首先就把我的心揪扯住了。
八勝堂是日本一家專賣古舊圖書的字號，店堂裡關於中國的書籍排山倒海，讓我倒吸一口涼氣，而且這些書，大部分是戰前出版物。日本戰前已完成了對中國國土的測繪，而中國軍隊作戰，居然要從日本人手裡繳獲地圖。如今又過去了七八十年，這種認知上的不對稱依然存在，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成了一個透明體，差不多是在裸奔；對於中國人來說，日本卻依然是一個混沌、堅硬的固體，對於他們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國人不了解，也不屑於了解，好像對日本多了一層了解，就損失了一份愛國。中國人試圖拒日本於千裡之外，這只是一廂情願，因為無論我們拒還是不拒，日本都在那裡。但是某些中國人仍把無知當光榮，陷入一種一葉障目的自我欺騙，誰的言辭帶上「日本」二字就迫不及待地給他貼上「漢奸」的標籤。
日本像中國一樣，在沒有參照系的與世隔絕中自娛自樂。日本居然也把自己稱為「中央之國」。山鹿素行曾經自豪地說：「中央之國」（指日本）「屹立巨海，疆域自有天險，自神聖繼天立極以來，四夷終亦不得窺視藩籬。皇統連綿而與天地無窮」。這份自我安慰式的狂言也只是一堆語言的泡沫，美國的「黑船」一來，就灰飛煙滅了。
史料記載，早在1853年7月8日，佩裡抵達江戶時，他乘坐的輪船就嚇壞了日本平民，他們以為野蠻的入侵者擁有「噴火怪獸」。從1854年日本人繪製的佩裡畫像中可以看出，那時的日本人對西方人是無比恐懼的。在這些畫中，西方人一律被畫成惡魔的形象，鼻子尖長，雙目圓睜。這些畫像，從下田了仙寺寶物館和橫須賀的佩裡博物館裡都能看到。
這讓我想起晚明學者張燮對葡萄牙人所作的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長著貓一樣的眼睛，嘴巴就像黃鸝，臉色灰白，鬍子捲曲，像黑色的紗布，而他們的頭髮卻幾乎是紅色的。」更令人覺得奇怪之處在於：當囚犯被拉去斬首的時候，他們在後面吟唱著宗教經典裡的讚美詩。
其實佩裡的登陸地不是在下田，而是在橫須賀東南部東京灣的入口處的久裡濱。在久裡濱的街上，偶爾可見與「黑船」有關的標誌，還有一條以「開國道」命名的道路，甚至我們午餐的那家餐館，名字就叫「黑船食堂」。假如沒有它們的印證，我幾乎無法把歷史上的「黑船事件」與這一片寧靜的海濱聯繫起來。
公元1901年，在當年佩裡登陸的久裡濱，日本政府專門豎立了一座紀念碑，碑文由伊藤博文親自題寫。公園的一角有佩裡紀念館，門旁立著一尊佩裡的塑像。塑像中的佩裡，不再像當年的畫像那樣面目猙獰，佩裡形象變化的背後，可以看出日本人心態的變化。
終於，這個封閉的島國決定開放自己的門戶，與西方籤訂了一系列條約。
到達日本的第一天我們就去了下田。我們不能錯過下田當地的「黑船祭」，5月16日，正是它開始的日子。一到酒店，我就感受到濃濃的節日氣氛——酒店的大堂上懸掛著許多「黑船祭」的小旗，牆上張貼著「黑船祭」的宣傳畫，連房間裡的睡衣上，都印滿了大大小小小的「黑船」造型，處處提醒著「黑船」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我們下榻的這家酒店，名字就叫「黑船酒店」。
我走進「黑船」的房間，窗子剛好面對著深藍色的太平洋。隔窗一望，我笑了，因為停在岸邊的，正是那艘威風凜凜的「黑船」。佩裡的「黑船」早就去向不明了，但它的替身還在，賴在下田不走，成為這座城市裡最重要的布景。
暮色降臨時分，窗外響起了音樂聲，街上的人漸漸多了起來。房間裡的「黑船祭」活動冊頁上說，今晚有音樂會，舞臺是在街邊搭起的，夜色完全黑下來的時候，舞臺的燈光剛好亮起，人們就朝著那燈光裡走。音樂自舞臺上傾瀉下來，像一襲襲貼身的綢衣，把每個人包裹起來。海風掀動著綢衣，讓每個人的身體都蕩漾出節奏感，像是那舞蹈的一部分。
恍惚中，我看見大片的櫻花在夜空中綻放，我知道那不是夢，是「煙花祭」開始了。我坐起身向窗外看，碩大的花朵正在夜空中此起彼伏地綻放。花期如夢，煙花的花期最短，常常是剛剛綻放就消失無蹤了，不肯有絲毫的逗留，因此更像是一場夢，讓真實的美景變得虛幻。
我以為當地設立「黑船祭」，並且仿製出一艘原大的「黑船」供人瞻仰，是為了「牢記歷史」、「勿忘國恥」。畢竟，下田是日本人締結城下之盟的恥辱之地，而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又把日本文化總結為「恥感文化」。但是，自我到達下田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自己完全錯了。
了仙寺是1854年日本與美國籤訂《下田條約》的歷史性場所，因此被定為日本國定史跡。了仙寺如同日本的許多寺廟一樣，依傍著青山，山色翠綠，天空湛藍，近處有粉色和白色的花瓣一層層地綻放。我們有備而來，已經預先知道了仙寺寶物館陳列有當年的有關公文和黑船艦隊來日的畫卷，並收藏有關「黑船」艦隊的文物一千多件，是日本國內最大的「黑船」資料庫，要想了解日本開國和對外貿易的歷史，在寶物館裡可以一目了然。
我們抵達了仙寺的時候，看見門口豎著一面用來照相的畫板，上面畫著「黑船」，還有佩裡和幕府將軍的形象，只是頭部是挖空的，拍照的人站在畫板的背後，把頭伸進那個挖空的圓洞，他自己就成了佩裡或者幕府將軍，每一個把腦袋伸出那個圓洞照相的日本人都開懷地笑著。寺內還上演著一出舞臺劇《下田條約的籤訂》，劇中美國「黑船」的炮聲把幕府將軍的臉嚇得變了形，他們言語中對美國的無知讓臺下笑成一片。美國等列強打到了家門口，逼幕府將軍們投降，這事就這麼值得開心嗎？還有沒有民族自尊心了？
我想當時的幕府將軍們是有自尊心的，不戰而降，世界上有比這還丟人現眼的事嗎？難道這不是對「武士道」（Bushido）的巨大反諷嗎？自從12世紀末，武士首領源賴朝出任「徵夷大將軍」，創立鎌倉幕府，統帥天下軍政，一直到明治維新以前，那些威風凜凜、武藝高強的武士一直都是日本歷史的主語。
連女人也不例外。靜御前是日本版的「花木蘭」，她在12世紀在源氏將領的麾下作戰，在一次戰鬥中，她衝向敵將，將他拉下馬，一刀割去了他的首級。而大多數留守後方的女人，也需要軍事訓練，她們使用一種刃長兩尺的刀，面對侵犯，也會表現出非同尋常的戰鬥力，據說她們的彎刀常常可以砍斷敵軍的馬腿或者直接插入步戰士兵的身體。對於她們來說，忠誠和榮譽同樣重要。大名織田信長的妹妹，後來的淺井長政夫人，被認為是「天下最美的女人」。為了締造聯盟，她曾兩次出嫁，當她的第二個丈夫受到德川家康的攻擊時，她將女兒們送走，她本人卻拒絕離開，以自殺表達了她對丈夫的愛和忠誠。
因此，在幕府時代耀眼的繁華背後，總是浮現著一種兇狠的表情，就像戴季陶所說：「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中國晉朝人清談而不負責、六朝人軟弱頹喪的墮落毛病。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殺伐氣。這都是最值得我們研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當「黑船」來襲的時候，日本也有林則徐式的民族英雄，抱著飛蛾撲火的決心，與西方列強以死相拼。1859年，日本的愛國志士在橫濱殺死俄國軍官和水兵；1860年，他們殺死了美國公使館的秘書；1862年，幾名年輕志士趁著夜色靠近品川御殿山新建的英國公使館，神不知鬼不覺地鋸斷木柵欄，潛入進去，扔出自製的燃燒彈。21歲的伊藤博文參加了這次恐怖活動，那時的他，是「尊王攘夷」的積極分子……「尊王攘夷」，略近於義和團的「扶清滅洋」。
這一份寧折不彎的氣質或許可以讓武士們超凡入聖，但並不能救日本於水火。日本人很快明白了這個道理，情況也發生180度的變化。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派遣使節前往法、英、荷、俄等國，與西方列強商討推遲開放江戶、大阪等城市的時間，使團成員中，有福地源一郎、福澤諭吉、箕作秋坪等，他們後來都成為日本近代化轉型中至關重要的人物。他們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只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還需要「理性」，無論多麼精深的文化，在他們眼中都會被分解為至為簡單的兩種：有用的和沒用的，在伊藤博文眼裡，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則已經過期作廢，日本人不準備跟亞洲人玩兒了，決定「脫亞入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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