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1976年的震蕩與希望

電影《唐山大地震》

許多遠去的物件，當重現舊時模樣時，可以瞬間拉回許多的記憶，曾投入的那些情感，不知不覺演變成了歲月的禮物，一部影片，讓我回到那個充滿震蕩與希望的1976。

有位出生於六十年代的同事，說七十年代是個較為特殊的時期，文革結束，一切都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號角剛剛吹響，所有的事物處於新舊交替中，似萌芽，也像是掩埋，有大是大非的觀念界限，也有懵懵懂懂的探知與尋找。這個年代的老百姓，從貧寒、匱乏的物質生活中走來，依然傳承著淳樸、簡單、乾淨的個性，情感是樸素的，如同當時的生活方式，雖然家家戶戶開始改變居住結構，用土坯圈起了獨門獨院，結束了各自餐桌擺在家門口的歷史，那份情感卻沒有被輕易阻隔，街坊鄰居還是你來我往的親密無間，填補著生活的寂寞與單調。

看《唐山大地震》，被地震時的慘烈所震動，無論是遙遠的1976年的唐山，還是2008年的汶川，一樣的慘不忍睹，一樣的情感糾葛，心似刀割。看到年輕的母親在雙胞胎兒女間作出的選擇，看到為了避免累及救助人員的傷亡，汶川地震中的那位母親選擇給女兒鋸腿，那是何等的痛苦抉擇!地震，讓家園瞬間摧毀，而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所向的探尋，成為該影片著力渲染的重點。關注普通百姓的生活變遷，凝神聚力與百姓的心靈動蕩與演變，既是現實題材追求的目標，也是《唐山大地震》傳達給觀眾的表達意圖。馮小剛作品的立意和定位決定了影片的發展方向，雖不是盡善盡美，從格調和氛圍的描繪中，影片的主旨是清晰的，也是能感動觀眾的。

影片細節的處理像是在空中自由飄蕩的風箏，忍不住吸引了我的視線，追溯而去，回到那個令人難忘的1976年。

方達、方登給爸爸畫手錶的情節，讓人倍感親切，那個年代，幾乎每個同學手上，都會有一個用鋼筆細細描繪的手錶。手錶的稀缺煥發出想像力，而想像，充滿了魅力與渴望。那個被方登、方達一路奔跑拿回家的風扇，也是那個年代的稀缺品。鐵質的外殼，笨重的風葉，呼呼作響的轉動聲，那股子涼風，似乎吹走的不是炎炎熱氣，而是時空的霧氣遮掩，讓眼睛開始明亮地看清從前。我不記得家中風扇的模樣，只記得爸爸所在的煤礦上，那些車間裡安裝在廠房頂部的大個風扇，高不可攀，轉動起來，似乎能把整個房子震得搖晃。煤灰粉塵，在風中起舞，我和夥伴們穿梭在廠房和鐵軌車道旁，小火車轟隆隆駛過，我們羨慕地看著遠去的運載滿車煤炭的火車，看不清遠方，卻生出無限的嚮往，希望能夠搭上一輛車，可以駛離此地，找到更幸福、更快樂的地方。

1976年，毛澤東去世，舉國同悲。那些白色的小花，在每個人胸前綻放。我記得爸爸單位那個大門口，用青松翠柏紮起了門框，許多人忙著用毛筆寫悼詞，扎小花。傷感的情緒四處瀰漫，而我們不過五六歲的年紀，聽話地跟從在大人身後，沉浸在對偉人逝去的悲傷中。影片再現了這樣的場面，依然讓人動容，76年的眼淚，送別了一代偉人的離去，也包含著深情，為一個時代送別。

1976年，唐山大地震，撼動了大地，考驗了剛剛結束十年浩劫的中國，更是給唐山百姓的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損傷。記得在地震重建後的若干年後，有一部關於唐山大地震的紀錄片，反映了災後唐山的新面貌。房子可以重建，而唐山人肉體和精神的傷害卻一時無法抹去。新建的寬大廣場上，有成群結隊的人們出來納涼，成排的輪椅齊刷刷湧現，都是地震的倖存者，殘缺了雙腿。影片對人性的勾勒與描繪折射出倖存者的心靈枷鎖，雖經日夜風塵洗禮，為離世親人的記掛與惦念，不隨歲月而減弱。這就是血脈的堅固與執著，把厚重情意代代傳承，永不斷隔。

1976年，有許多個夜晚，我的街坊鄰居都是在房前屋後度過。每家每戶都會拿來木棍床板，在室外搭建簡陋的床鋪，為了躲避傳言即將到來的大地震。這是一段街坊鄰居真正親密無間的時期，在孩子們幼小的心靈裡，似乎已經感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雛形，家家挨著過日子，連睡覺也是頭挨頭，腳對著腳。夏夜裡，不過是隔著一層半透明的蚊帳，誰家的呼嚕打得最響，最家裡有個夜遊神，甚至誰家說了什麼夢話，都會成為大家的談資。姐姐偏偏是個勇者，就是不喜歡睡在房外面，任憑父母的勸說，寧願一個人待在屋裡睡覺。

從影片中，回顧了許多七十年代的生活狀態，為什麼會如此的親切和自然，仿佛時光倒流一般，那種觸及靈魂的感動，悄然間，把自己拉回到那個充滿動蕩和關愛的年代，雖然街道穿行的是自行車，吃的是粗茶淡飯，看的是黑白電視，卻總感到了一種希望，一種美好的創新，在悄悄地，不容置疑地即將來臨，美好的就在前方，七十年代，像個趕路的小孩，踉踉蹌蹌地向前奔跑，腳步堅定，氣勢如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