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在羅曼蒂克已經消亡的年代

2021-03-03 北青天天副刊

程耳 ,導演、小說家,1976年8月生於湖北荊州,199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作為導演的程耳,喜歡駕馭犯罪題材,將人逼入絕境,顯現真性情。作為作家的程耳,亦是如此。生活中很多悄無聲息的絕望時刻都被他死死抓住,然後一筆一畫慢慢講述。你會驚嘆於他的冷靜從容,也會在一無所有的荒誕裡,發現溫情。

「在一個羅曼蒂克已經消亡的年代,就不要再去過多地糾結羅曼蒂克的事情。」程耳說如果通得過,這句話可以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他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是去年末的一個驚喜。在飛馳而過的地鐵上,忽然驚鴻一瞥窗外它的海報,葛優、章子怡、淺野忠信……這麼齊整的演員陣容,這麼與現實有陌生感的片名,還有那一望便知別樣考究的質感,怎麼卻好像少人提及,耳邊天天大家聒噪的都是《長城》呢?

只來得及去看了兩遍,它就飛快地下線了,19天票房累計1.19億。比同檔期的《赤道飛虎》、《擺渡人》都慘。

好在還有一本同名短篇小說集,去年12月16日與電影同一天面世。作者還是程耳——這個像是從石頭裡蹦出來、讓人過目難忘的名字。

去網上搜索,發現自己居然看過他的《第三個人》,2006年,一個看得不甚安靜的媒體場。徐崢和高圓圓,密室裡的囚禁和追問、人的絕境,讓人十年後都難忘懷。那是程耳的第一部長片,那時距他1999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已有七年。200萬成本,幾百萬票房,很少人看過。

再後來,是2011年的《邊境風雲》。那是程耳的口碑之作,藝術樣式新,演員表現好。但是「票房賣得很差,3000多萬,基本打平」。

然後就是《羅曼蒂克消亡史》。

17年,僅三部電影;「還是不賣錢嘛」,然而愈挫愈強。簡直不像這個搶錢年代裡發生的事情。

北青:「知乎」上看到電影人關雅荻在問:「1999年剛進學校,看1995級導演系畢業作品展,其中就有程耳的《犯罪分子》。全片使用古典音樂,包括結局也是用古典音樂和準確的剪輯把情緒推到高潮。所以我當然不能理解,為什麼1999年就拍出了傑出的《犯罪分子》的才華橫溢的青年,十幾年過去了,才有了一部找回自己風格的《邊境風雲》,然後才有進一步釋放的《羅曼蒂克消亡史》。中間的十幾年都發生了什麼?」

程耳:我覺得還是在以更加嚴苛的一個標準面對電影這件事本身。一方面我個人可能還是有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嚴苛的標準,雖然沒有羽毛,但還是有一種下意識地要愛惜某種東西這樣一種出發點。這是其一。

其二在我們畢業那會兒,上世紀90年代末,其實是有大批的「藝術電影」通過海外電影節的途徑能夠做成。然後從張揚《愛情麻辣燙》開始,也有了另外一個青年導演走向商業的可能。那麼我的創作通俗地講,跟這兩邊都不是太談得來。當資金沒有那麼充裕的時候,兩邊你都取悅不到,那就會變得很尷尬。

而這次《羅曼蒂克消亡史》,它有非常多的商業元素,全部都是明星。我個人理解它實際上是一個有藝術追求和藝術成績的真正意義上商業大片的概念。但這樣的電影怎麼做?看來是值得商榷的。看過的人都很喜歡,大家都覺得電影本身和票房之間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北青:會不會影響到您的信心?

程耳:沒有。我最多就是遺憾。因為我不認為最終的這個票房是因為我們電影本身造成的,這是我非常堅定的一個想法。

我遺憾的是,如果我們宏觀地來看整個電影創作的話,其實《羅曼蒂克消亡史》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像這樣一部電影票房好一點的話,那其實會翻過頭來既影響到創作者下一次創作的出發點,又會向市場觸及觀眾下一次買票時候的一種選擇。

人都是勢利的,這是無法迴避的。你現在票房才這麼一點,很多人的心態難免會是「哦,它還是不賣錢嘛」,我甚至擔心它會不會在有的創作者那兒也成為反面的教材,就是說「你看它還是不賣錢,所以還是不好」,或者對於觀眾來說,「不僅是我不喜歡吧,不僅是我沒有選擇去看吧,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沒有去選擇看」。

北青:會不會影響到下一部電影的投資?

程耳:這方面不會是大的問題。雖然《羅曼蒂克消亡史》在票房上目前看起來是有所損失的,但是我相信隨著時間,它本身作為電影、作為文化產品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流逝會越來越被凸顯。我相信它的影響或者人家對它的認知還會進一步地往上走,而不是迅速地衰弱下去。大家會漸漸意識到這個電影的價值。

另一方面,整體來說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做一個導演,我覺得已經比十幾年以前要容易得多了。因為現在確實在資金上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你的項目真正地好。

我覺得電影特別有價值、有意義,對我來說也特別讓我喜愛的在於,電影是個特別民主的事物,它不是說我砸下去多少錢、我有多麼強硬的關係它就能成功。電影這個東西很奇怪,它最終還是得靠作品。確實有很多公司很有實力,也做了很多年,也真的是不差錢,但它就是沒有做出像樣的電影,這個是很讓人惆悵的。對於創作者,電影能夠超脫出我們世俗生活中很多其他別的事,因為我們確實很疲憊地看到有很多靠資本、靠關係就可以做,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裡。但電影真不是,它還是得靠作品本身。

|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做一個普通人便難以幸福、毫無希望?

北青:那下一部電影開始了?

程耳:還沒有,還在找方向,所以我最近又回到一個枯坐的狀態。

北青:「枯坐」,很少人用的一個詞。《羅曼蒂克消亡史》裡演大腳馬仔的王傳君告訴我,您給他的寫作建議就是這兩個字——「枯坐」。您的短篇小說裡也不止一篇裡有這個詞。

程耳:我會故意地,有時候在不同的篇章裡用同樣的語彙。還是會有某種聯繫。

北青:「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做一個普通人便難以幸福、毫無希望?」我在您小說裡讀到這句話,驚訝於您對時代氛圍的這種感知力和精準的表達。

程耳:我今年元旦的時候寫過一篇短文《對得起這碗白米飯》。有些讀到的人最後抓到了這個重點,就是我寫的最後一段——「不說電影了,有比電影重要得多的事。我在工作時常常出戲,常常會想這工作的意義,以及自己究竟在做什麼。我們這些人不過是幸運一些,時常探討心靈,述說靈魂,卻渾然忘記或是假裝看不見身邊那些只求生存的絕望的肉身,那些千瘡百孔的皮囊。沒有什麼心靈,沒有什麼靈魂,常常失去心臟。這些絕望的肉身與千瘡百孔的皮囊,他們該怎麼辦?我們微觀的努力在哪裡?」

這個其實是我真正想說的東西。現在拍電影的人都很優越,都對外面的世界漠不關心。然而電影拍得也很差。就像踢足球的人一樣,非常優越,對什麼都漠不關心,然後足球踢得也很差。

我覺得這是這個社會現在的一個問題吧,沒有人去關心。其實這本小說集裡四篇當代小說,每一篇其實都涉及你剛才提到的這個話題。包括最後一篇他去吃那個面,關於煮麵的那個人,其實也有,連句式都是一樣的,「從什麼時候開始的,煮一年的面也會嫌春節回家的火車票太貴?」

北青:還有《皮囊的詩篇》裡,那個被勒索5000元的老太太,包括提到煤礦那些工人的際遇。

程耳:這其實是在我真正的表達系統裡我很在意的一點。因為就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相對而言是整個童年到青年差異化都沒有那麼大的一代人,在我們之後,差異才漸漸地在變大。尤其六幾年和七幾年的人,這兩代人大家的童年也好,青少年也好,可能都被拉到相對沒有那麼大差異化的一個水平上在長大、在成長,所以,像你剛才說拍電影的人,好像生活得比其他人優越,但這並不表示你不該關注他們,或者也並不表示你就是安全的。

現在這個社會所有人都奔向一個方向,因為只有你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只有你掙更多的錢、有更多的權力,你才能過得稍微從容一點。一個正常人、一個普通人是沒有從容的生活可言的。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日子,有沒有輕鬆下來去感受到美好的羅曼蒂克的一刻,我相信還是有吧,只是……不知道,很難,這是另外一個更加嚴肅的話題了。

因為最終一個社會是要看普通人的幸福感,來決定它的這種高低的,全世界有錢人的日子都是一樣的,坐著私人飛機、喝著紅酒,這不重要,全世界最有錢的人都是這樣的。那麼一個美國普通人和一個日本普通人他們是怎麼生活的,一個中國普通人是在怎麼生活,我覺得這種比較才是有意義的。但這個不屬於我們討論的範圍了。

北青:您這裡說的「羅曼蒂克」是指什麼?

程耳: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吧。

| 童真是在什麼時候失掉的?所謂愛情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北青:我跟別人開玩笑說過《羅曼蒂克消亡史》是個直男電影,裡面的女人不是忠僕就是性奴,不是棄婦就是花痴。我在您的小說裡也看到很多性,但沒有太看到愛。

程耳:你說這個話題就涉及,其實我一直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真正重要的東西,要麼在電影裡,要麼在小說裡。真正重要的東西它反倒不是我們用語言可以去抵達的。我們當然可以泛泛而談、可以說,但是其實它不能真正更加有效地去觸及那個點。

你剛才說小說裡面有很多「性」,但是缺乏「愛」。我覺得我真的很難用一個特別日常化的語言去很準確地傳達這個感受。那麼你說「不期而遇或者總是要相遇」,那這句話難道不是愛嗎?或者這句話它又僅僅只是「性」?我覺得這種曖昧感是必要的,就是說其實你如何去釐清這些?你如何把愛從性裡擇出來?你又如何把性從愛裡擇出來?

我覺得會用一個詞叫「深情」吧。我倒覺得它裡面是有很多「深情」的。甚至於包括在《雞》那一篇裡,我覺得那個銀行職員和那個女孩之間其實也是有一種深情的,他是這個城市裡唯一真正知道她名字的人。因為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只知道她叫小紅。所以我覺得是深情吧。

北青:可能我理解的深情,之前只是電影裡阿嬌演的老五那種,我能為你死。

程耳:但那個是在羅曼蒂克消亡之前的年代裡更加能夠有的。我們這一代人,很困難。

我反倒覺得小說裡更多地在關注每一個人,或者每種關係的深情與冷酷,它其實是同時具有的,它有深情的一面,又有冷酷的一面。那你說第三個X君最後自殺了,他究竟是深情呢,還是冷酷呢?你以他自殺的結果去回顧他之前所有的深情,那些深情都是假的嗎?也未必。但是你以他最終選擇結果的方式,他或許自殺又是一種更深的深情。所以他很難說吧。

其實我在每一篇裡都是有這種語彙上和情緒上的連接的。在《皮囊的詩篇》裡,那個女孩在日本就問過他,東京為什麼每年都有這麼多人自殺?他說是因為等待的寂靜。所以它有時候就是會很寂靜很孤單,就看你怎麼去治癒這些東西。你需要去治癒它。創作也是一個治癒和完善自己的方式。

但是,就一個單獨的創作來說,其實你也很難說有什麼答案。更多是在追問吧,或者在釐清一些東西。也許把更多的作品放在一起,也許會有更加完整的一個,叫什麼,方案?其實也沒有方案,有方案的話也不用創作。更多的還是在提出問題和分析問題吧。當你去看一個作品的時候,你自己不同的人生經歷,你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總之都會有啟發,因為其實就我來說,我也會從各種電影裡,體會到很多東西,甚至學習到很多東西。現在你無非是在創作上更多地把自己學到的這些東西再給它回報出去。

北青:您借小說中人之口說過好些話,比如「童真是在什麼時候失掉的?所謂愛情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還有,「浪漫派都是傻瓜,舒伯特可以算半個例外。」「用自以為深邃的方式表達淺薄的思想是很差的品位,不要裝神弄鬼。」……小說裡的一些表達,我可以用來理解您嗎?這樣是不是太膚淺了,畢竟小說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虛構一個世界的能力。

程耳:反正這些話,都是小說裡主人公的父親對他說的,不是我的內心獨白,那麼能不能代表我說的?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文/吳菲

編輯/張嚴涵

(本文小標題文字均出自程耳的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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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耳,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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