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蒂克消亡史》,這部這部講述著舊上海的群像戲,有著令人強烈期待的主演陣容,除了葛優、章子怡、淺野忠信三大主演外,還有一票老戲骨和優質演員參演。用影迷點評說:「每一個人的角色設定與演繹在影片中都那麼恰到好處。」
然而,對於許多影迷來講,在這華麗演員陣容背後的導演&編劇——程耳,也許才是最令人期待的那個原因。程耳在觀眾中的知名度不如姜文等大導如雷貫耳,但在電影圈中早已家喻戶曉,片中的眾多演員都是衝著程耳的劇本與他本人而來。
儘管這部影片是商業片,卻因為它印刻著程耳獨樹一幟的作者烙印,顯得格外與眾不同。如果你還沒看過這部影片,也許你可能最好奇是它為何一再延期?為何有如此多的知名演員參演?而當你看過這部電影,你或許會有「十萬個為什麼」拋向程耳與主創,迫不及待與他們探討關於影片的方方面面。
在《羅曼蒂克消亡史》超前點映十城巡迴活動的映後交流中,幾乎每一站都出現觀眾提問熱烈到根本停不下來,上海站甚至將半小時的互動交流聊成了五十分鐘。而面對觀眾的所有問題,導演與主創都毫無保留地一一進行了解答。
導演程耳
程耳:影片是在2014年10月19日開機,拍了不到五個月,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在後期上。對我來說剪輯上的難度很大,因為大的結構和線索很龐雜,敘事很宏大;第二,在技術上我們在執行一個非常嚴苛的標準,整個後期製作無論是音樂、畫面、視效等方面也花了很長的時間。
這個作品以前叫《舊社會》,現在叫《羅曼蒂克消亡史》,有什麼考量嗎?
程耳:我個人喜歡現在這個名字,原名相對於這個名字更窄,現在更寬泛。
您個人是怎麼理解「羅曼蒂克」的?
程耳:羅曼蒂克是字面意思,就是代表美好、浪漫。我覺得我們叫《羅曼蒂克消亡史》,一方面是說美好的東西的消散,另一方面,在物理上、器官上也會消散,但羅曼蒂克的精神永遠是存在的。
影片中,袁泉與她丈夫的故事表達了「羅曼蒂克消亡史」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愛情從有到無的一個過程。那麼,袁泉和她丈夫之外的其它的故事是「羅曼蒂克消亡史」字面外延的部分。
作為一部追求品質感的華語片,《羅曼蒂克消亡史》在服裝造型上也儘可能向民國範兒靠近。經著名服裝設計師、美術指導奚仲文的「妙手」,不管是女演員們優雅美麗的旗袍、還是葛優寸頭搭配一身簡單利落的白色大褂都格外有腔調,葛大爺這次與以往的造型有很大不同。現場有觀眾評價說,「這是唯一一部看見葛優沒有笑場的電影」。同時,因為《羅曼蒂克消亡史》的歷史背景是民國,片中除葛優和章子怡外,幾乎所有演員都說起了地道的上海話。
為何有如此大比重的上海話?不怕北方觀眾不習慣嗎?
程耳:首先的基本前提是觀眾因為大量地看美劇、韓劇,已經習慣看字幕,這是一個前提。第二,因為我之前沒有拍過非當代的戲,而這是一個年代戲,我覺得我需要迅速地找到一個辦法,能夠快速將觀眾帶入到這樣一個語境中去。而上海話有種不一樣的律動,它的韻味可以使觀眾迅速進入到故事中。
很多舊上海的戲、民國的戲,這樣的戲很多,我在看的時候多多少少偶爾會有出戲的感覺,不是說這些戲不好,而是我個人覺得不滿足,我希望給觀眾營造一個更投入、更真實的舊上海的感覺。所以我當時覺得迅速找到一個方式,就是語言,語言真的是一種很強勢的方式,因此選擇了上海話。
那麼大家是如何學習上海話的?
程耳:為了讓演員們學上海話,我們專門請了老師,花費很長時間讓演員們學習、練習。但還是不足夠,後期有修飾。
王傳君:我是劇組裡唯一的上海人,我們有個微信群,導演發臺詞到群裡,我就念出來,還會標出拼音。
影片中為什麼只有葛優幾乎不說上海話?
程耳:因為葛優這個人物首先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精神,代表的是有權有手段的人物,這些在他身上是最集中的體現,所以我們經過權衡後還是覺得他說普通話比說上海話更要適合,於是他的對白以普通話為主,但有些生活化的場景中,比如吃飯、以及和阿嬌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會說上海話。
淺野忠信的上海話是他本人說的嗎?
程耳:淺野忠信是提前三個月學的上海話,但後期還是處理過。在最終的成片中,有他自己說的,也有後期處理的。
在選擇拍攝地點時,是如何做到重現民國風貌的呢?
程耳:我們其實沒有在上海拍過一天,所有場景是在北京搭景,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能重建一個舊上海的感覺。
這部電影強調民國政治、社會面貌,有很強的時代背景,但我發現影片中的群眾演員非常少,這是為什麼呢?
程耳:因為這部戲是一個關於舊上海都市的眾生相,之所以群眾演員太少,沒有那樣的大場面,是我刻意這樣去做的。因為我們這部片是群戲,不論是葛優、章子怡、淺野忠信,還是袁泉、杜淳、呂行、杜江、王傳君,甚至包括韓庚、鍾漢良,他們有的人戲很少,但我的著力點在於讓他們每一個人物儘可能地豐滿,因為每個人物代表著不同的社會階層。
我們戲裡有陸先生這樣的大人物,有趙寶剛這樣社會中上層的人物,還有像杜江這樣剛剛從鄉下來上海討生活的小人物。我們的著力點在於把這個時代的每個人物凸顯出來,為了這種凸顯確實是在劇本創作中就儘可能地從聲音與畫面上虛化掉了群雜環境。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創作上的嘗試,我希望聚焦於每一個具體的人物,讓時代退得更遠。所以我僅僅是用了幾個大的俯拍鏡頭去表達這座城市,無論是戰前的還是戰後的。
前面演的陸先生不願意和日本人合作的,但是為什麼又要設定他的妹夫是個日本人?是不是有點自相矛盾?
程耳:因為在那個年代的上海,包括武漢、南京,日本人是非常處心積慮地在準備戰爭,滲透了非常多的日本人,他們從小在中國長大、生活,其實那些看似日常很生活化的小生意人很多都是日本人的間諜機構。
現場觀眾評價說:「這是描寫黑幫和諜戰的電影中,最浪漫的一部。」
片中很多人物在影射上海那時候的大人物,葛優飾演的陸先生是否有原型?原型就是杜月笙嗎?
程耳:本故事純屬虛構,所有核心事件、大的轉折事件都是虛構的,但也一定是和歷史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觀眾可以根據自己對歷史的了解自由地去聯想。
另外,我在寫劇本時,力求拋開歷史,讓對歷史毫無興趣的人也能看懂這個故事,不做這種聯想也一定讓觀眾把這個故事看懂,這是我的初衷。
我看到有人把這部電影比做「黑幫版《花樣年華》」、「中國版《教父》」、「上海版《美國往事》」,黑幫類型與獨特的電影風格相得益彰。我想問同為黑幫電影,是否有致敬《教父》的成分?
程耳:影片本身確實沒有致敬《教父》的部分,但是在上學階段《教父》對我來說是部非常重要的電影,在處理劇本、鏡頭時,受到了很多優秀電影的影響,吸取了他們的營養。
這是一部非常羅曼蒂克的電影,與此同時,也是一部非常殘酷的電影,因為羅曼蒂克的消亡始終伴隨著暴力。說到暴力,我們會想到一個同樣熱氣沸騰的詞叫「暴力美學」。片中被砍斷的美女的玉手裝在盒子裡,一場猝不及防的槍戰之後是俯拍的屍體橫陳現場。《羅曼蒂克消亡史》讓觀眾看到暴力的另一種可能性。
我看您的這部電影各種鏡頭、切換有種昆汀的美學暴力,包括有種馬丁斯科塞斯的分鏡感,這部電影是否有取精華?
程耳: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昆汀,基本上是活著的導演裡最喜歡的之一,另外最多還有兩個。我在我受教育的階段,受到了非常多的好的導演的影響,昆汀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我覺得不光是暴力美學、鏡頭這方面,我覺得昆汀給我的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既莊重又不羈的精神上的指引。昆汀給我的影響非常大。
在電影裡面有很多吃飯的鏡頭,比如上海小吃、生魚片,在飯桌上談生意、談殺人,這樣的設計有什麼用意?
程耳:吃飯是比較重要,而我個人確實是比較愛拍吃飯。因為生活中確實有很多扭轉乾坤的重大問題都是在飯桌上解決的,往往不管外部的壓力有多大,最終都會坐到飯桌邊上,在吃飯時的過程中有很多微妙的、不可言喻的情感能夠流露出來。
《羅曼蒂克消亡史》在某種程度上還原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這座城市的味道不僅在餐桌上,也在暗潮洶湧的交談中。食色者性也,除了餐桌上,導演程耳對一些情慾戲的坦率處理也引起觀眾廣泛探討。
【此問題涉及劇透】淺野忠信與章子怡在片中有大篇幅的情慾戲,其中野忠信送章子怡離開上海那段,半路上與章子怡發生的情慾戲,是淺野忠信計劃好的嗎?
程耳:我作為觀眾之一,我不認為淺野是處心積慮的,他是臨時起意。第一,裝滿士兵開往前線的軍車刺激到了他;第二,子怡戴的耳環正好是朵櫻花,所以正好是這兩點刺激到他作為一個長期的臥底,他的內心產生了波動。
【此問題涉及劇透】淺章子怡與淺野那段進食和做愛交叉剪輯的鏡頭,是想表達這個電影的哪個方面?章子怡最後一槍打死了淺野忠信,感覺眼神中有很多涵義,想問他們之間到底有沒有愛情?
程耳:子怡最後一槍打死他,是有國讎有家恨,至於是否有感情糾葛,其實我也沒有明確的答案。究竟是愛情?還是一種求生的本能?我記得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做筆記時寫下過這麼一句話:
「雖然不知道為了什麼,但是她還是選擇活下去」,我覺得對於子怡來說,在戰爭陰霾之下,在那個侷促的、任人宰割的空間裡面,她有一種求生的本能,她所有的行為、所有動機都是因為她想求生。
而章子怡和淺野忠信的關係確實非常複雜,每個觀眾都可能會有自己不同的解讀方式,怎麼解讀都是對的。
談起兄弟情,人們最先想到的,也許是吳宇森和杜琪峯早期的黑幫片——讓人想到一個詞,生死之交。在《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男人之間的生死之交同樣令人感動,尤其是杜江和王傳君飾演的兩個角色,把兄弟情演繹到一種新境界。
為什麼在你們二人的兩段戲中都設計了大量很汙的話題?
杜江:一個是吃飯,一個是女人,表達一種人性的日常。我覺得男人之間聊這個話題很正常。
【此問題涉及劇透】王傳君與杜江在戲中的兩段戲非常出彩,在第二段的槍火戲中,馬仔王傳君為何最後趴在杜江身上幫他擋槍子?
導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王傳君逃跑時杜江擋住了他的去路;一種可能是王傳君想到童子雞死後不能投胎,所以決定撲上去。
王傳君:這個要聯繫到片中我經常提到的我的表哥,表哥說過「童子雞死了其實是不能投胎的」,所以我送他(杜江)走了。影片中我一直提起我的表哥,但是從來沒出現過。但表哥說了很多話,我一直非常信表哥的話。
您的上一部長片作品《邊境風雲》,是一種非常冷峻的風格,這種風格又延續到了這部作品,那麼這種風格的延續對於您來說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程耳:一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些導演其實是一直都在拍同一部電影,我覺得我可能有這樣的傾向。另一方面,其實作為導演需要在講述一個故事和在思考一個故事之間進行選擇。而你所說的《邊境風雲》和這個片子的延續,包括他們在結構上的處理,我個人覺得是在思考一個故事,所以這種延續性非常正常。
在延續性之外,您又怎麼看待這兩部影片的變與不變?
程耳:變化的東西很明顯,不變的東西就是那種精神,想表達的精神上的東西是一脈相承的,包括片尾曲,無非是表達了怎麼客觀地看自己,怎麼客觀地看世界,怎麼客觀地從命運的角度去表現這種脈絡。
您認為商業片和作者烙印能不能平衡協調?
程耳:我個人很少去做商業片和藝術片的劃分,我個人的系統裡只有好看的電影和不好看的電影。所以我相信,我們這部電影是一部好看的電影,我當然也期待我們這部片會有一個好的回報,我相信觀眾的審美和趣味,以及觀眾的思考會越來越提高,所以我相信會有好的回報。
這部影片雖然是商業片,但影片的結構和風格和敘事上與其它很多片不一樣,有很多潛臺詞,您會不會覺得很多觀眾欣賞不到或挖掘不到這一面?
程耳:我覺得不同的觀眾會挖掘到它不同的層面,在這部片中他們會發現他們認為的好故事。
有觀眾點評說,「本片是《美國往事》的中國版,《上海往事》」。當創作者還原歷史時,小人物身上反而更能看出時代精神,這在杜淳飾演的車夫、杜江和王傳君飾演的馬仔、閆妮飾演的王媽等人身上,得到完美呈現。換句話說,《羅曼蒂克消亡史》是一部舊上海的眾生相。同時導演延續一貫的風格,採用多線敘事,打亂時間線的敘事手法。
您這部電影是眾生相,你是如何構思刻畫這些人物的?
程耳:整體來說其實是那個年代的眾生相,每個人物都代表著那個年代,有大人物有小人物。一個時代的精神在大人物身上得到了體現,但是最能體現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是那些小人物。
就比如說,王傳君和杜江的角色馬仔,他們更加能代表這個時代的精神;杜淳殺手,也是一樣,他就是那個年代中的一個人物,很忠誠。而閆妮飾演的王媽這個角色更多地代表了那個年代的精神,辦事得體、善良,代表的是那樣一個年代的社會風氣。
而葛優飾演的這個人物是我們所營造的這個時代的縮影,其他所有的人物圍繞著他,有親情,有愛情。我覺得每組關係其實都是在強化那個時代的曾經存在的羅曼蒂克的部分。
劇情上用到了多線敘事,這樣會給觀眾造成陌生距離感,這是導演有意安排的嗎?
程耳:說到距離,其實距離本上就是一種美。一部電影有敘事的部分,有故事的部分,然後它也有它作為電影本身形式感的部分。我覺得我們這部電影在電影的形式上是有所追求的,所以也是一開始設定它是跳躍時空的、多線敘事的結構。對於我來說,是創作上的一種本能,拍的好幾部戲都是打亂的時空,在結構上不是順序的結構。
這部影片大量運用後現代的拼貼式的敘事風格,用這種敘事方法會讓整個故事敘事性降低,這種敘事手法是不是導演在這裡有些思考和想法?
程耳:關於整個結構和風格,無非是兩種方式,要麼是講述一個故事,要麼是去思考一個故事。當我們把結構切開,節湊打亂,我想我們會更多地去思考一個故事,對於我個人來說,我不認為它是對於敘事性的降低。
比如,我們迅速地用三場戲讓觀眾喜歡閆妮這個角色,但她很快又死了,觀眾很驚訝。但因為時間線是打亂的,之後再看到王媽的幾場戲時,當王媽再做任何事情,觀眾其實已經知道王媽的終點在哪裡,會有更多思考。
所以,其實這是對敘事的力度放大,而不是降低;但同時我也理解,當觀眾的惰性上來,才會顯得敘事性降低。
在字幕中看到您也是剪輯,您為什麼會選擇自己做剪輯?因為導演自己做剪輯還是很少見的。
程耳:我拍的戲也不多,就是每次都會自己編劇、導演、剪輯,純粹是一種創作上的習慣。
畫面是衡量一部電影品質優劣的最佳尺度,攝影師的工作就是儘可能捕捉和創造導演頭腦中設想的畫面。本片由兩次獲金馬獎最佳攝影提名的杜傑掌鏡,對畫面的雕刻精益求精,在構圖上追求嚴格的對稱,讓人有「重回上海」之感。
您和杜傑老師是第二次合作,你們是在鏡頭上是怎麼規劃的?
程耳:關於畫面和攝影的合作,我們之前會儘可能做規劃和準備,但是中國拍片子有很多侷促的地方,我們計劃得再好,也畫了分鏡頭,但到了現場會有各種狀況,所以我們基本會在現場花費半小時做具體拍攝計劃。
但是也沒有問題,因為能夠完成並且完成度不錯的前提是,我們對電影影像有著總體上的把握,就是它的基調、大致風格走向。除了那些固定鏡頭和俯拍鏡頭,我們幾乎沒有用到移動鏡頭。這些前提使我們無論碰到什麼樣的情況變化,一切影像都在我們的思考維度之內,不會跑偏。
影片感覺始終在強調第四面牆,有一種話劇感,這種拍攝手法有什麼用意?
程耳:整體上來說,跟攝影師杜傑開會時,我們會找一些關鍵詞,用什麼樣的詞語來主導我們的創作。最後我們停在一個詞上是「凝視」,我們希望讓觀眾有一種凝視的感覺。在這樣一個思想的主導之下,所以我們選擇了大量的固定鏡頭、畫面對稱、人物放在正中間,我們人物在每一個畫面上的構圖都非常仔細。最終為了配合這個敘事,呈現出一種端莊、雅致的感覺,這就是我們想要的。
那些俯拍視角,靈感是從哪裡來?
程耳:有時候需要一種宏觀的視角,俯拍可以代表類似於上帝、諸神、造物主的視角。
在配樂上,《羅曼蒂克消亡史》選取了有「偉大的愛與愁」之稱的舒伯特的音樂,並且做了一些創新性的嘗試,如果觀眾仔細聽的話,會發現幾段舒伯特音樂在不同段落,節奏也不盡相同。
插曲為何全要用英文的呢?
程耳:我講講這次整個音樂上的思路,上來那一段鋼琴曲,代表了我這次音樂上的思路,我是希望配合敘事、畫面,是端莊的、很雅致的音樂,作為那個年代的基本設置。
片中有兩首曲子都是英文,第一首《帶我回家》,用了兩次,陸先生兒子被殺時用了一次,在日本人兒子被殺時用了第二次。這段音樂我初衷是有宗教感、立體的精神在裡面,這是一個對戰爭的反思,因為戰爭是這麼荒謬且毫無意義,所以選了兩首宗教感強烈的音樂。
第二個段落,就是淺野和子怡在路上,又用了一段英文插曲《帶我去上海》,表達了女主角小六對自由的嚮往。其實因為我想在創作上跳出我們以前對舊上海音樂的套路。我們迴避了蘇州評彈,以及那個時代的上海老歌,因為這兩種手法以前都用過了,況且那個年代西洋音樂已經出現。具體到這部電影中,英文歌的使用帶給觀眾一種跳出去的全新的感受。至少在美學上顯得不那麼拘謹。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兩首英文歌的方式,第一首有宗教感,在美學上有要求;第二首,每次聽到唱出來的時候,我都有種觀賞上的愉悅。每次能跳出來,我覺得這是我想要的方式。這種跳出來的美學上的要求。
結尾的歌確實驚豔到我了,有什麼特殊涵義嗎?
程耳:確實,我們在音樂投入了非常很大的工作量,我們先後找了好幾個作曲不斷地寫音樂,最後集合了好幾個作曲的作品,做成了現在大家聽到的音樂。既然已經驚豔到你了,我想我們之間的這種溝通已經不是語言上能夠完成的,我想我要表達的東西你已經感受到。
您和左小祖咒在創作片尾曲會提什麼要求?
程耳:我不會提要求,因為我認識他太早,我二十多歲,他三十出頭,基本是酒肉朋友。因為作曲寫好了曲子,想來想去沒有特別多的人能唱,於是就扔給他唱了,後來需要一個女聲,於是邀請了尚雯婕小姐。
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決定拍《羅曼蒂克消亡史》這個題材的故事?
程耳:其實肯定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我個人更相信是因緣巧合吧。當時有好幾個項目可以選擇,但這個故事是我最早寫完的比較成熟的劇本。
這次拍攝與以往不同的感覺?
程耳:主要是和這樣一群優秀的演員合作。
比如,閆妮飾演的王媽這個角色,我在剪片子的時候的感覺是,每次當王媽一出現,畫面馬上就變得生動了。一直以來我都認為結構十分具有魔力,但演員通過完美的表演,讓我從另一個側面意識到,在結構本身的另外一層意義,即因為演員的出色表演發生了化學反應,這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的。
閆妮是如何加入到這部影片的?
閆妮:我和導演在上海見了一面,因為以前我看過導演一部電影,非常喜歡,然後聽說他有部新片籌拍,於是從很遠的地方去找他聊。聊過之後非常崇拜他,打心眼裡覺得他很有才華。但當時導演說這部電影中有葛大爺,再有我,怕大家以為是喜劇,看著看著會笑場。然而最終,還是找到了最適合我的角色,就是王媽。
請請問閆妮,這次您和程耳導演合作,能不能談談感受?
閆妮:其實我在演的過程中,不是能很清晰感受到這部電影它最終是什麼樣子。直到今天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完這部電影(12月12日西安),真的有很多感觸。
比如戲中,王媽死的姿態和把杜淳介紹給陸先生當殺手,這兩場戲我和導演都有一起去討論過如何詮釋那種感覺。戲中杜淳是一個殺手,但在中國電影中你相信他是個殺手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導演當時讓我回頭,其實我在拍的時候不太明白為什麼非得讓我回頭,但我今天在看電影時突然有種感覺,就是當我回頭時,那個車夫(杜淳)變成了一個殺手。
所以談及感受,我是想說角色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創作的過程讓人愉悅,能夠獲得真正的快樂,這才是最重要的。導演真的很有才華~
那麼閆妮這次與葛優、章子怡等眾明星合作又是一種什麼感覺?
閆妮:我們在意的不是飈戲,而是怎樣能讓自己的風格在電影中統一起來。導演的把握恰到好處,他拿走演員身上最好的東西,而我們都給了他。
導演現場會發脾氣嗎?
呂行:特別溫順。導演從來不拿對講,從來都是走到演員身邊,小聲交流,不希望被人聽到,在工作中異常保護演員。
那導演在演員演得不夠好時,有什麼反應?
程耳:我們這個戲好像真的沒有,大家在工作中的表演狀態都是八九不離十,即便有問題,我們都是小聲的交流一下,確實跟演員之間從來沒用過對講機。
葛優對劇本是非常挑的,如何說服葛優的?
程耳:其實不僅僅是葛優,是所有人都愛這個劇本,也都愛我信任我,於是一拍即合,就來了。
是怎麼想到請杜江夫婦來出演呢,是先請了一位?還是兩位一起請的?
程耳:是一下請了兩位,因為杜江的形象很不一樣,有一種很萌的氣質,眼睛大大的,所以我當時就想一個萌噠噠的「童子雞」去幹了一件很殘忍的事,在最後收穫了屬於他的愛情,我就想沒有比他們夫婦演更合適的了。他們就欣然答應。
戲中有哪些段落是通過捕捉生活中的無意之舉而來的?
杜江:吃餅的戲。我和王傳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說早晨拍戲有點暈,先吃點餅,杜淳在來的路上就買了三個餅,攝影師在對機位,我們仨就在邊上吃餅,導演說吃餅不錯,就拍吃餅吧。
王傳君:我和杜江比腳大小這場戲。其實是我們在等拍戲時,導演就看我們這麼無聊地在動,就臨時加了這場戲。大家覺得很好笑,有點汙,但是這場戲其實一個眾生相,我們表現的是作為社會中小人物馬仔的一面。
【該主題下的問題均涉及劇透,請自帶避透針】馬仔杜江和霍思燕的的結局是故意隱藏的嗎?
程耳:在電影中,他和霍思燕在那裡停止了,是我故意的。因為雖然片名叫《羅曼蒂克消亡史》,但我還是希望能留下一個沒有消亡的羅曼蒂克。其實他們的故事我拍了很多,只是我沒有剪輯。因為我也想在電影中,保留一段美好的、消亡之前的羅曼蒂克。(在小說中,專門有一個章節叫「童子雞」,講述了「童子雞」與霍思燕後續完整的故事,但最終他們的故事也是消亡的。)
他們全家人在吃飯時,章子怡旁邊剛好坐著淺野,當時子怡的手帕掉到地上,淺野就躬身撿起,還疊的非常好放在子怡旁邊,這是有什麼寓意或暗示?
程耳:非常敏銳,對,這個是精心安排的細節。因為這個手帕最後回到了,淺野用它去擦身上的血跡,這是為了血跡,為了手帕埋下的伏筆。
貓在片中有什麼作用?
程耳:對於我來說,貓是一個視角,其實貓什麼都知道。在人了解真相之前貓其實已經什麼都知道,它代表另一個視角,這個視角可能介乎於人的視角和一些俯拍的上帝視角之間,所以很關鍵的一個地方,貓站在屋簷上,其實它看到了一切,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有個片段,裡面有個導演說這是藝術片是拍給下個世紀的人看的?這句話什麼意思?
程耳:兩點:一個是,袁泉說完這句話,閆妮的反應是說:「反正我們也要死掉了,這就不管我們的事了」。其實她們是在嘲笑片中這個導演,以及嘲笑這個導演的想法。其實是想表達的意思是導演拍電影,還是一定要讓人看懂。
第二,他們說這段話其實是在上個世紀,所以其實是拍給下個世紀,也就是在座的我們看的。
王媽臨死前為什麼要把鑰匙解下來,那場戲有什麼用意?
閆妮:王媽是個有做派的人,死得很有尊嚴。她一定見證過很多生生死死,所以要把每一件事做好。這是個很讓人回味的角色。
有一場戲,陸先生說老五在各方面都吃的很開,是為什麼?
程耳:因為陸先生已經離開上海,她作為陸先生的姨太太獨自在上海需要在夾縫中求得生存,非常地遊刃有餘,在那個年代確實有這樣的女人。
杜淳和阿嬌在火車站殺人的戲,是指她和杜淳有什麼情誼在裡面嗎,還是在單純地報葛大爺的恩?
程耳:阿嬌其實就是幫陸先生報仇,她和杜淳應該沒有什麼,但杜淳可能和王媽有事~(此處請腦補導演冷幽默的臉)
怎麼理解陸先生(葛優)和小六(章子怡)之間的關係?
程耳:我覺得每個人理解可能會不一樣。我個人理解會覺得他們之間有些曖昧,他們其實互相喜歡的,只是說在影片的段落裡沒有能夠在一起,但重要的是這兩個人都活了下來。
葛優為什麼下的了手殺孩子?
程耳:這就是戰爭,在影片開篇日本人殺了陸先生的兒子,結尾陸先生又殺了日本人的兒子,同時這個孩子還是陸先生的侄子。這恰恰在說明戰爭的荒謬,戰爭的毫無價值,戰爭的殘酷與可笑的地方。
葛大爺過了安檢,脫帽,最後舉起雙手這幾個鏡頭,我理解脫帽有致敬的意思,是不是對這個舞臺的感謝和總結?而最後舉起雙手,這個手勢「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程耳:我覺得這幾種解讀都是可以的。你可以理解他的時代結束了,他的放棄、投降,或者是懺悔,甚至是宗教的意思。
▲導演剪輯版:
這是一出群戲,每個人無論是大佬也好、小嘍嘍的也好,感覺並沒有一個真正地主角。我聽說還有三個半小時的版本,想問我們是否有能有機會看到那些被剪輯掉的戲?
程耳:其實每個人都是主角,同時每個人都不是主角。說每個人都是主角是說每個人都相對還比較豐滿,前前後後都還引人遐想;說每個人都不是主角,因為真正的主角是那個時代。所以我覺得,確實是我們在剪輯的過程中做了很多的取捨,因為太長了。或許將來會有文章,或者真的有一天能夠有導演的剪輯版出來,但這確實要尊重這個片子的版權方。
▲續集:導演說我們也許距離《羅曼蒂克消亡史2》越來越近
程耳:你們想知道王媽來到陸家之前的故事嗎?我們接下來會拍這個,我們會在兩三年之內拍這部電影的續集,拍王媽在上海之後來到陸家之前,一段王媽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我們的《羅曼蒂克消亡史》越成功,就離《羅曼蒂克消亡史2》、離王媽越近。另外,小說中也有記述了我和閆妮之間見面的那段故事,雖然文字不多,但是是很客觀有記錄到。
▲導演最喜歡的臺詞:
「我看見你上了車,你應該是去了蘇州,從蘇州再坐火車往北走,我有時候回想起。」
在所有城市巡迴的映後交流中,不難發現,程耳回答影迷提出的每一個問題時措辭異常精準,字字珠璣,甚至連口頭語都很少。更難得的是,面對大家對電影的評價與理解,程耳有著開放式的心態與胸懷。
導演說:「其實我一直認為電影是拍給那些坐在漆黑一片影院的陌生人看的,這才真正是電影的目的,他們永遠不可能跟你認識不可能見到,但你的電影和他們有一種交流,有一種對話,這是電影最大的意義。而不同的觀眾會挖掘到它不同的層面,在這部片中他們會發現他們認為的好故事。」
多面如《羅曼蒂克消亡史》,在黑暗中與電影交流的你,看到的會是哪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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