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民族和民族主義》和本尼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先後出版，把塵封多年的民族主義話題提上學者的研究日程和討論焦點。三年後，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 的《民族的族群起源》一書問世，把有關民族主義的學術討論推向高潮。儘管這三本專著在民族主義理論領域影響甚遠，在它們問世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依然撲朔迷離。基於他們對民族起源的看法的差異，他們大體被分成兩大陣營：蓋爾納和安德森認為民族是現代的產物，因此是所謂的「現代派」；史密斯認為民族自古就存在，是基於領土或血緣以及傳統文化的族群演化而來，因而被稱為「原生派」 或「永恆派」。 這兩大陣營雖然在民族是否是現代的產物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在其他方面卻很類似。
實質上，這三大理論都一致認為，現代民族的起源是族裔。作為史密斯的導師，蓋爾納在其著作裡強調，「民族主義是有關政治合法性的理論，要求族裔的邊界不能越過政治上的邊界」。也就是說，蓋爾納所謂的「民族單元」其實就是「用族裔來界定的單元」。另一方面，這三大理論都基本同意，民族是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是族裔在現代化進程中演變而成的社會單位。這種分析本質上遵循了生物學意義上的種族原生主義和經濟決定論，並不加批判地將這二者融合、運用到了民族主義問題上。三者若有不同之處的話，便是：蓋爾納和安德森強調現代化這一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因素，而史密斯則把重點放在民族主義和民族的「原生材料」—— 族裔上。
在這三大理論問世幾年後，蘇聯的解體不僅引起了東歐的劇變，同時使盛行一時的蘇聯研究轉向了民族主義研究。截至九十年代中期，有關民族主義的個案研究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裡風靡，眾多學者對民族主義研究趨之若鶩。然而，許多個案研究都僅僅停留在描述和分類的層面上，知識的簡單疊加並沒有帶來對民族主義更深刻的理解。嚴格意義上來講，民族主義這個研究領域目前尚未理論化。但介於以上三大理論的存在，多數學者並不這麼認為。他們以為以上三大理論奠定了民族主義領域必要的理論基礎。他們廣泛引用這些理論，卻從來沒有批判性地檢驗這些理論。因此，可以說民族主義的理論目前是和民族主義研究平行存在的，二者並沒有真正相互影響。
以上三大主流理論也無法系統解釋當下日益興起的民族主義。蓋爾納有關經濟需求導致國家建構，因而導致統一的教育，最終導致民族主義的理論似乎不能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英國脫歐和波蘭人支持歐盟卻反猶太的民族主義現象。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又如何能幫助我們理解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以及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我們怎樣才能把法國「民族前線」和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當下21世紀的號召與中世紀甚至千年之前那些孕育著法國和印度民族主義要素的族裔聯繫起來？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其實不是成千上萬的人們真正的想像，也不是人們的親身經歷，因而對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影響，也不能解釋人們的現實，僅是美妙的理論假想。本質上講，以上三大主流理論都是遠離實證的理論建構。然而，民族主義是存在於現代人類社會的真實現象。我們應該對它進行實證研究。
民族主義的定義如社會學家涂爾幹所言，「社會現實必須像客觀物體那樣，在沒有理論假設的前提下通過系統的歷史研究，才能被認識和理解」。除非我們知道某一人類社會的特徵是普世的（這種情況通常非指社會層面上，而是指生物學含義上的），否則我們必須假定社會現象是歷史偶然的產物。也就是說，社會現象是在某一具體的歷史時間和地點出現的。我們知道民族主義不是普世的，因為世界上的很多社會，包括現代以前為人所知的社會，都沒有證據表明那時的人們知道與民族主義有關的現象和「制度」 （institution, 根據涂爾幹的定義，實質是指思考和感受方式）。因此，我們必須開始尋找在何時、何地這些現象最初出現。僅僅刻意關注目前為人所知的眾多地方之一（如，安德森集中研究的18世紀的拉丁美洲）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追溯到源頭。只有確定民族主義起源的時間和地點，我們才能充分掌握語境，研究所有相關的情況，進而回答為什麼它會出現。這就是說，我們必須超越描述性的「自然歷史」，探索因果解釋。另外，只有溯源，我們才能進一步觀察民族主義最初定義的形成和演進。基於此，我們才能把最初的定義和之後發展的實例作比較，進而把最核心的特徵從某種具體的表達形式中分離出來，並追溯不同的歷史形態。
民族主義起源於十六世紀初的英國。有關新的英國概念和那個時期的「制度」的分析表明民族主義在那時基本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意識。這種意識後來被稱為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十六世紀末，它取代了英國封建社會秩序下的宗教意識（religious consciousness）。這種意識是世俗化的，關注點在當世。它的產生意味著人們把社會想像成一個由根本上平等的成員組成的主權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在十六世紀的英國被叫作民族（nation）。民族的出現以及人們把民族作為自己與他人的身份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的這一意識則被叫做民族主義（nationalism）。
這種新的意識的核心在於兩個革命性的基本原則：人民主權和成員間的根本平等。基於這兩個原則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是現代性的重要標誌。它表明社會分層的流動基於人們的成就，而金錢和教育等資源可以在不同家庭之間轉換。另外，非私有的政府（state）裡的職位向所有人開放，不論貧富貴賤；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即政府之外合法的社會參與，逐漸形成；以增長為導向、非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經濟（capitalism）得以誕生；婚姻開始基於個人選擇，非媒妁之約；隨之出現的是個人為自由主體等新概念以及對人生完全新的認識評價。所有這些都是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人們的身份認同在個人有了新的意識之後發生轉變的結果。將世界想像成由平等成員構成的主權共同體之後，人們開始認為自己與其他同自己地位平等的成員共享主權。這讓每個成員都感受到尊嚴，也使本來就享有尊嚴的群體成員更有尊嚴。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只有少數上層精英才知道尊嚴。民族主義則讓所有人都擁有、體驗到尊嚴。
正是因為能給所有社會成員帶來尊嚴，民族主義才如此有吸引力，導致在不到一個世紀內英國全體成員都轉而信仰這一新的意識。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民族意識被不斷發現、引進到其他社會，最低限度都影響了這些社會的精英和有識之士。尊嚴也成了民族之間和內部政治紛爭、矛盾聚焦的主心骨。在民族內部，衝突的焦點總是不同群體在主權共同體下的利益分配和某一群體與其他群體實際上平等的程度。如果一個群體懷疑自己沒有得到公平待遇，遭受不平等，這必然讓這一群體的尊嚴受損。民族間的衝突則聚焦在民族所得尊重的程度。在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裡，某一民族若主觀覺得自己不如其他民族，便容易產生悲憤。民族悲憤容易導致紛爭。對尊嚴的強調還會產生嫉妒，特別是一種想取代對方的實質上的嫉妒，即「羨恨交織」的心理（ressentiment）。這種心理產生的前提是一民族認為自己與他族是本質上相同、根本上平等的「同類」。然而，實際上的不平等使得這一民族不斷地拿自己與最主要的他族相比、競爭。結果是，即使這一民族不能排除他族，也想在自己受辱的同時要讓他族有同樣的切膚之痛。如本文第一作者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和《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和經濟發展》等書的論證，「羨恨交織」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世界裡許多民族主義形成的主要心理因素。然而，歷史上，它卻沒有成為在一神論文明以外的國家的民族主義的特點。日本和中國就是明顯的例子。
基於以上對民族主義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進一步系統地解釋在當今和過去出現的眾多的民族主義現象。這些現象的背後都是個體和民族國家對尊嚴的捍衛。舉例來說，無論是二戰後波蘭社會避免討論猶太人遭遇屠殺期間波蘭人的複雜性的事實，還是義大利右翼聯盟和民粹主義政黨在近期的競選中獲得多數選票的結果，都是波蘭和義大利捍衛民族尊嚴的表現。同理，這也解釋了法國的「民族前線」的出現，英國脫歐，加泰隆尼亞要求獨立，美國對全球化的模稜兩可，中國的崛起等等。
民族主義的傳播從民族主義的傳播看，它涵蓋了文明內傳播和跨文明傳播。自在16世紀的英國誕生後，民族主義首先在「一神論」文明內傳播。公元世紀以前，雖然古羅馬帝國曾入侵巴勒斯坦地區，但因為猶太人有成文基本法，即使流離失所，猶太人在羅馬領域內也沒有失去猶太教的傳統。在猶太教基礎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本質上和猶太教一樣，都是「一神論」，即信奉一個上帝並認為世界是一個層次分明、系統有序的統一體。三大宗教在西方世界有廣泛的影響，「一神論」因而是西方文明的內核。「一神論」意味著西方文明強調事物的界限、並奉行對立論的思維邏輯（the logic of non-contradiction）。基於此邏輯，共享同一源頭的西方三大宗教從未能獲得彼此的認可，也未能正在和平共處。相反的，自創世紀以來，西方歷史無時不充斥著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介於此邏輯，起源於西方的民族主義從誕生之日起也使人們在獲得國族的身份認同的同時將世界明確劃分成「我族」和「他族」。為了維護「我族」和「他族」的界限和「我族」的尊嚴，「我族」將不斷與「他族」對比、競爭，對「他族」常常懷有「羨恨交織」的情感。民族主義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因而使西方民族國家極具競爭力，在內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便會對外實行侵略、擴張，進而導致了現代國家之間不斷的角逐和紛爭。從某種程度上講，現代歷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實質是民族主義傳播的結果。
與其在西方世界的起源和傳播途徑不同，民族主義在亞洲的傳播最初是西方民族國家之間相互角逐，對外擴張過程中的產物。正是受西方列強入侵之後，日本和中國先後被迫輸入民族主義以抵禦侵略，謀求與西方民族國家的平等。民族主義傳入日本和中國之後雖然給兩國帶來了類似西方的現代化變革、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及獨立主權，然而，受高於民族主義這一文化層次的中華文明的影響，民族主義在日本和中國的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有諸多不同的特徵。
人類社會有不同層次的文化：個人層次的文化體現為個體的思維模式和行為舉止；國家層次的文化表現形式在現代社會主要體現為民族主義；在民族主義之上的文化層次則是文明。文明是一種持久的、自給自足的、能夠自我繁衍的、由多重文化層次組成的文化現象。文明有不被其他文明吞沒的抵制力。低於文明層次的文化現象（如民族主義）在進行跨文明的傳播時，該文化現象會受文明的影響，產生與具體文明相對應的文化現象。比如，當民族主義從西方首先傳播到日本時，民族主義並沒有讓日本社會實現民族成員內部的實際上的平等。也就是說，在西方社會裡極其重要的個體民族成員之間平等概念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日本社會裡並沒有被重視或實現。相反，尊崇集體主義的日本更強調整個日本民族與他族在國際上的平等。類似的情況在民族主義傳入到中國後也存在。另外，雖然日本在受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後變得極具國際競爭力，最終也加入西方民族國家對外擴張的行列，但因日本認識到亞洲與西方存在文明上的區別，從來沒有認為日本與西方民族國家是同質的。最初將民族主義從西方引進到日本的福澤諭吉雖然提倡日本「脫亞入歐」，但日本西學的進程主要還是遵循了「和魂洋才」的原則。日本的帝國野心最終也體現為建構基於東亞文明之上的「大東亞共榮圈」。
中國的民族主義起源於1895中日戰爭的失敗帶來的屈辱。曾是中國藩屬國之一的日本的公然挑釁，讓中國喪失自尊，中國人被喚醒，而到日本留學的中國精英尤其感到屈辱。梁啓超等人便是在日本學習、接受民族主義等西方思潮，同時引進相關詞彙，將民族主義的話語傳入了中國。民族主義改變了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對外，人們認識到中國主權受損；對內，許多中國人因意識到自己是中國民族中平等的一員而都感受到了尊嚴。為捍衛此尊嚴，許多中國人奮起保家衛國，爭取民族獨立。建國之後，隨著民族主義在人民群眾更廣泛的傳播，中國的廣大群眾都參與到建設國家和發展社會的進程中，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實現中國的日益崛起。
與以「一神論」為內核、對立論為主要邏輯的西方文明不同，中華文明遵循「中庸之道」和佛教「事事無礙」的邏輯。因此，中國的崛起並不意味著這中國將會像西方國家那樣選擇武力擴張，發展海外殖民地等。在中華文明下，中國的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將會和西方殖民擴張的歷史有質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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